近兩年來，“中國威脅論”重又沉渣泛起。中國在維護自身權益時面臨的各種非議和猜忌不斷增多，特別是中國在維護領土海洋權益上的做法，在應對地區突發事件中的立場，被解釋為中國在對外政策取向上“熱衷于采取高壓姿態”，在對外行為方式上“不遵守國際規范”。中國正常的軍事現代化進程，被理解為中國試圖打破地區軍事平衡，威脅其他國家的安全和利益。由此，整個東亞地區出現了日益明顯的“政經兩分”現象。一方面，東亞國家希望在經濟方面保持同中國的緊密聯系，搭上中國經濟崛起的快車，發展本國經濟；另一方面，東亞國家又極其擔心崛起后的中國威脅其安全利益，因而在安全上向美國靠攏，希望通過引入外部力量來平衡中國日益強大的地區影響力。
在上述背景下，今年以來，美國、日本、韓國和部分東盟國家正在加強軍事合作，各類軍事演習亦或明或暗地指向中國。在東北亞方向，在去年年中日爆發釣魚島爭端后，日美兩國于去年年底在日本周邊海域、空域進行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聯合軍演，演習的主要內容是當遠離日本本土的島嶼遭受武力侵犯時，日美如何共同采取行動，奪回該島控制權。在東南亞方向，自今年南海問題凸顯后，美與菲律賓、越南等東盟國家，以及澳大利亞和日本相繼進行了一系列雙邊或多邊軍事演習。不管這類聯合演習的真實動機如何，在中國與周邊國家因海洋領土和權益問題爆發摩擦和沖突的敏感時期，這些軍事活動顯然不合時宜，不僅無助于緩解緊張局勢，反而容易誘導相關國家誤判形勢，進而做出促使危機不斷升級的危險動作。
由于東亞地區的權力分配格局日益走向兩極化，中國面臨的崛起壓力勢必將越來越大。再加上中國執行不結盟的外交政策，東亞地區的其他國家因此不得不倒向美國，而這反過來又使中國成為一個孤獨的崛起大國。中國政府近來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其外交政策將在堅持韜光養晦大原則不變的前提下，逐漸轉向積極有所作為。有所作為的方式方法很多，筆者以為，改造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是中國緩解崛起壓力的可能途徑之一。
近年來，東亞多邊安全合作諸機制要么瀕于失效，要么無果而終，要么淪為“清談館”，已經無力應對東亞的各類安全問題。如果沒有一個以傳統安全為核心議題的地區安全機制進行管理，未來3－5年內東亞的安全沖突將可能不斷增加。筆者以前曾經提出，一個成功的地區多邊安全合作機制需要同時具備以下四個條件：一是初始成員較少，這樣可以減少利益不一致性，以便相對容易達成合作協議。二是議題嚴格限定在安全領域，以免議題的“泛化”使機制失去發展方向。三是有充分的利益代表性且有明確的地理范圍。四是區域內軍事大國聯合提供軍事保障實力。東亞的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均不同時具備上述四個條件，因此失效甚至失敗在所難免。
在綜合考慮成員的數量、利益代表性/地理范圍、議題的針對性和組織者的領導力等四方面因素后，筆者認為“中美俄+東盟協調”是最符合上述四個條件的機制構想，可以有效解決現有東亞地區安全機制領導力不足和權威性缺乏的問題。在這一機制構想中，東亞每個國家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利益代表。這樣既保證了機制的覆蓋面，又大大減少了機制的成員數量，便于四方磋商和決策。東盟作為參與三大國協調機制的重要第四方，在事涉自己的安全問題時，可以發揮一定的協調作用。東盟代表東南亞國家的集體利益，可以減少因東盟國家內部意見不和對地區安全合作進程的影響。
這一機制的領導力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后盾。中國、美國、俄羅斯和東盟分別可以在合作中發揮領導作用。中美俄合作可防止核戰爭的發生；中美合作可防止因地區利益沖突而爆發大國間戰爭；中美合作還可以管理美國與非美國盟友之間，以及中國與美國盟友之間的沖突；東盟則可以協調東盟國家的內部關系，并配合中美兩國管理東盟區域內的安全問題。當然，該機制能夠提供強大的領導力還有賴于中美俄三大國精誠合作。三國合作程度越高，其能提供的領導力越大。
在國際關系史上，大國的合作（分裂）程度決定了世界或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程度。東亞地區近年來安全問題頻發與該地區大國不能通過合作來提供領導力有關。而如何建立一個有效的合作機制，則是各方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中國與周邊國家（包括大國）的磨合期將會持續一段時間。中國需要調整對外政策，承擔更多的地區安全責任，而通過多邊安全合作機制來提供領導和安全是一個合適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