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專欄作家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10月24日發表專欄文章《富人VS民主》，駁斥美國右派人士所宣揚的民粹主義只要讓美國經濟陷入災難，而富人則是振興經濟的主要力量的觀點。以下是全文，供參考。
領導人物說真話，尤其是無心之舉的情況下，這總是好事。因此，我們應該對香港領導人梁振英表示感激，因為他不經意說出了香港的泛民示威者得不到他們想要的——普選權——的原因。“香港人口有一半月收入不到1800美元，你得向他們拉票，而結局是你的政策和政治理念要得到這些人支持。”——大致可以推斷出，這些政策會減少富人的財富，救助貧困群體。
那么，梁振英擔心的是那50%的香港市民，因為他認為，這些人掙不到錢不多，就會投票支持劣政。這種說法就如同米特·羅姆尼（Mitty Romney）認為47%的美國人不會支持他，因為他們沒有繳納個人所得稅，因而也不會承擔多大責任。或者，又如同共和黨眾議員保羅·瑞安（Paul Ryan）的觀點，60%的美國人都是讓美國社陷于危險的人，因為他們都是“搶掠者”(taker)——從美國政府得到的遠遠超過了所繳納的稅。實際上，這些說法大同小異。
右翼對民主一貫感到不安。無論保守派在選舉中表現得多么好，無論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如何真正主導話語權，他們骨子里總是感到恐懼，擔心下層階級會給左翼分子投票，而左翼分子則會向富人征稅，救助窮人，從而破壞經濟。
事實上，保守派理念的成功只會加劇了這種恐懼感。很多右翼人士——不光是那些傾聽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的人，還有許多政治精英成員——至少他們很多時間都活在異次元空間里，認為在過去幾十年里，美國一直快速邁進奴役之路（serfdom）。他們從來不管減稅以及金融自由創造的“鍍金時代”(Gilded Age)，他們只讀諸如《“掠奪者”的國家：美國福利成災》（A Nation of Taker:American's Entitlement Epidemic）一類的書籍，斷言我們面臨著再分配失控的嚴重問題。
這是一種幻想。不過，恐懼經濟民粹主義將導致經濟災難，這到底有沒有道理？一點也沒有道理！與富人相比，低收入選民比富人更愿意支持讓與他們一類的人群受益的政策，而且他們通常會支持增強富人們的稅收。不過，如果擔心低收入選民失去理智、貪戀地掠奪所有，抽盡老板的資產，那么，歷史會證明這種擔心是錯誤的。上世紀四十年代以來，所有發達國家都推行福利國家的政策——福利國家必然會在底層公民中得到更多支持。而事實上，人們看不到這些國家陷入到收稅—開支的死胡同。并且，這個根本不是歐洲的問題所在。
然而，那種為半數底層人群收入分配的“政治理論及政策”雖不會破壞經濟，但會對1%的上層階級的收入和財富起到限制作用，至少也會有一點兒限制。如果羅姆尼贏得了選舉，那么0.1%的富人所納的稅會比現在少很多。在這種情況下，富人應該采取怎樣的策略？
一種方法就是宣傳：頻繁大聲告訴選民，通過向富人征稅來救助窮人的做法會破壞經濟，而對老板減稅會創造經濟財富。盡管這種說法失敗過無數次（如德克薩斯州現在的情況），但是，保守派信仰減稅的奇跡仍然揮之不去，因為獲得大筆金錢資助的智囊團和媒體機構極力推廣并支持這種信仰。
另一方法則在美國由來已久，即利用大多數種族和民族勢力——難道你不知道，政府資助只是流入了“那些人”的手里嗎？此外，自由派都是一些仇恨美國的精英分子。
第三種辦法就是千方百計地破壞政府計劃，或者使其無法實現。這樣一來，選民根本不知道現狀會有所不同。
然而，這些保護富人免遭民眾掠奪的策略并不間接和完美。最直接的就是梁振英說的辦法：不讓過半數底層民眾，甚至是90%的底層民眾參加投票。
現在你就明白了為何右翼對選民詐騙行為如此大動肝火——即使這個問題可能根本不存在——同時又支持選民登記法案，以增加窮人以及工人階級的投票難度。美國政客們不敢大膽地直說只有富人才應該具有政治權利——至少目前還未曾這樣。但是，如果你順著右派目前流行的思維進行邏輯推理，你自然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
事實上，目前美國政壇從根本上講，就是民主和富人通知之間的矛盾，哪一方面會勝利，尚未可知。
譯者：譚源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