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專欄作家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10月24日發表專欄文章《意識形態與投資》，指出美國共和黨人一味地強調預算平衡，并為此而拼命壓抑公共投資，這只會讓美國經濟止步不前，讓民眾看不到經濟復蘇的希望。以下是全文，供參考。
美國曾是一個為未來而建設的國家。有時候，美國政府表現得很直接，例如推行公共工程（從伊利運河到州際高速公路系統），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支撐。有時候，它鼓勵支持私營部門，例如，為刺激建設鐵路的用地許可。不管怎樣，總是有大量人支持投資，這使我們更加富有。
但現在，即便投資需求顯而易見，即便時機好的不能再好，我們也根本不會投資。不要告訴我這個問題是“政治阻撓”或者其他一些跑題的說法，以圖逃避責任。我們不投資并不是說“華盛頓”有麻煩，這反映的是一種破壞性的意識形態，它已經控制了共和黨。
這里有些背景需要說明：房地產泡沫破滅已時過七年，自打那時起，美國就一直在進行省錢——或者更準確的來說，期望省錢——因為它無路可走了。貸款買房行為得到了很大地恢復，但比率仍然很低。企業賺取了巨額的利益，但仍然不愿意對消費需求疲弱的市場進行投資，因此，他們囤積現金或回購股票。銀行持有近2.7萬億美元的超額備用金，這些備用金原本可以貸出去，但卻他們選擇了閑置。
期望的省錢和投資的意愿之間的差異使得經濟持續低迷。記住，你的消費就是我的收入，我的消費即是你的收入。因此，如果每個人都試圖同時少消費一點，那么每個人的收入就會同時減少。
應對這個情況，有個顯而易見的政策，即公共投資。我們有巨大的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尤其是水利和交通，聯邦政府可以極為便宜的價格借貸——事實上，通脹保值債券的利率在大多數時候都是不樂觀的（現在是0.4%）。因此，貸款修路、修下水道或者其它工程似乎都是顯而易見的。可是，事實切好相反。就在奧巴馬刺激經濟的計劃生效后不長的時間，公共工程支出驟降。這是什么原因？
從直觀上看，公共投資的下降反映了州和地方政府的財政困境——它依賴的是大量公共投資。
在法律上，這些政府必須達到平衡預算，但是，在經濟衰退時，他們卻看到收入暴跌，某些費用增加。因此，他們推遲或者取消了大批建設項目，以節省資金。
然而，這原本不需要如此。美國聯邦政府原本能很容易地向各州提供援助——事實上，刺激經濟的法案中就包括這種援助，這也是公共投資短期增加的主要原因。但是，一旦共和黨控制了眾議院，任何投資基礎設施的錢都將“消失”。共和黨人一度談論想要花更多的錢，但他們卻又阻止奧巴馬政府的所有倡議。
這都是意識形態上的事情，是一種過分反對任何形式的政府開支的行為。這種反對從攻擊社會項目開始，尤其是那些援助窮人的項目，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將擴大到反對任何形式的支出，無論多么必要，無論什么國家什么經濟體制。
看看預算委員會主席保羅·瑞安（Paul Ryan）領導下的眾議院共和黨人的提案，即可感覺到這種意識形態。例如，2011年，即使在面對高失業率和被視為“凱恩斯主義”的觀念前，以《花的少、欠的少，經濟就發展》（Spend Less, Owe Less, Grow the Economy）為題的2011年宣言呼吁大幅削減開支，“減少政府支出、減少政府投資基礎設施”。（我認為這只是算數，我并不知道這是怎么回事。）或者從《華爾街日報》中選取一篇題為《偉大的錯誤》（The Great Misallocators）的文章，聲稱任何政府的支出都會把資源轉移到私營部門，而后者總能更好利用這些資源。
沒關系，這種斷言下的經濟模型在實踐中都徹底失敗了，說這些話的人又在預測失控的通貨膨脹和年復一年攀升的利率，一直在犯錯誤。他們不是重新思考自己觀念和證據的人。同樣，也沒關系，私營部門不會供應大部分基礎設施（從地方公路到排水系統）。這種區別已在“私營部門很好，政府做的不足”的言論中又不復存在了。
正如我所說，結果是美國背棄了自己的歷史。我們需要公共投資；在利率很低的時候，我們很容易負擔。但是，我們不會投資！
譯者：譚源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