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專欄作家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11月3日發表專欄文章《企業VS經濟學》，指出商業領袖的成功并不代表其能為制訂國家的財政政策作出有益的貢獻。以下是全文，供參考。
近來，日本中央銀行日本銀行一直在盡力結束困擾日本經濟長達近20年的通貨緊縮狀況。首先，它大量印發貨幣，更重要的是讓投資商相信，它會一直印發貨幣，直到通貨膨脹率達到2%。這種努力進展得似乎很順利，但最近經濟勢頭不容樂觀。上周，日本央行宣布了一項新的，更為積極的貨幣政策。
如你所料，我無論如何都會極力支持這一舉動，盡管日本的此項財政政策會因其財政失誤而不可避免地失敗（待后詳述）。雖然日本銀行做出了正確的決策，但內部意見卻大不統一。實際上，新的刺激政策只得到銀行委員會九名成員中的五名支持，與企業關系最為密切的委員對此投反對票。為此，我將這篇專欄的主題定為：商業領袖的經濟學智慧，或者商業領袖經濟學智慧的缺失。
與我此前交談過的一些人認為，眾多日本商界領袖反對日本央行的行為表明，這種舉動是錯誤的。他們的這種說法反映出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中人們的共同情感：要修復疲軟的經濟，就應該求助于商業成功人士，例如大公司的老板、企業家及富有的投資商。畢竟，他們的成功不就是意味著他們懂得經濟如何運行嗎？
事實并非如此。商界領袖經常給出特別錯誤的政策建議，尤其是在艱難時刻。我認為，了解其中的原因是非常重要的。
先說說壞的建議：富有的理財管理人曾警告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美聯儲促進經濟增長的努力存在“貨幣貶值”的風險；許多企業老總曾正兒八經地宣布，預算赤字是美國面臨的最大危險，解決債務問題會促進經濟大幅增長。在日本，商業領袖對制訂錯誤財政政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這些財政政策失誤阻礙了最近的政策取得成功，鼓勵增稅造成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長出現停頓，而2015年的二次增稅的錯誤可能更為嚴重。
另一方面，過去幾年復證明，那些從來沒有見過工資單，卻非常了解經濟理論與經濟歷史的決策者往往得到人們的擁護。在大學教授們——本·伯南克，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和金默文（Mervyn King）——的領導下，美聯儲和英國銀行成功地走出了三代一遇的經濟危機。除了其它素質，這些人首先得有堅定的勇氣，敢于無視企業精英停止印發貨幣的要求。在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其一生大多從事學術研究及公共服務）的領導下，歐洲央行從倒閉的邊緣挽救了歐元。
顯然，有些商業領袖有分析經濟的權利，而許多學者的分析卻是錯誤的（別讓我說這些）。但是，商業上的成功似乎并不能帶來任何特別的經濟政策方面的意見。為什么呢？
借用我多年前發表的一篇論文的標題，答案就是“國家并非公司”。即使是小國，在制訂國家經濟政策時都需要考慮各種反饋意見，這些反饋意見與商業圈幾乎是不掛鉤的。例如，即使最大的公司也只銷售給自己的工人們很小一部分自產產品，而再小的國家也為國民提供自己生產的絕大部分商品和服務。
因此，試想一下，如果一名成功的企業家研究陷入困境的經濟體并試圖使用商業經驗解決問題時，會發生什么。他或者她（盡管女性很少）會將陷入困境的經濟體視為一家陷入困境的公司，需要削減成本，恢復競爭力。為創造就業，商人認為必須削減工資，減少開銷。總的來說，就是要勒緊褲腰帶。毫無疑問，赤字開支或印發更多貨幣這些玩意兒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然而，在現實中，衰退的經濟體減少工資與開銷只會加劇問題——導致需求不足。相反，赤字性消費和積極印發貨幣卻很有效果。
但怎么能將這種邏輯推薦給商業領袖，尤其是當這種邏輯來自知識分子？也許，世界經濟的命運就取決于這個答案。
在日本，如果傳統的審慎觀念占了上風，反通貨緊縮的斗爭就極可能失敗。但是，能否出現一反常態的戰勝商業領袖的直覺呢？拭目以待吧。
譯者：黃星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