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4日，廈門大學公布教授性侵女學生案件的的調查結果：吳春明教授與其指導的一名女學生多次發生不正當性關系，并對另一位女研究生有過性騷擾行為。最終給予吳春明開除黨籍并撤銷其教師資格的處分。
此事剛曝光時，廈門大學方面就被控涉嫌包庇吳春明和拖延調查。吳春明曾是廈大的明星教師，因他是唯一一位具有考古學博士學位的教師。僅有他的兩位女博士生出面指控，但有報道稱，共有122位吳春明的同事和學生發表公開信聯名支持吳春明。
吳春明作為中國大學校園腐敗現象的典例，在許多人看來，這樣的懲罰來的太輕也太遲。他依然保留著其研究職稱，這些人認為這樣的處理結果是不公正的。而在我個人看來，在進行全面調查之前，廈大采取謹慎的辦法，沒有直接對本案下定論，這是正確的做法。的確，盡早開除吳春明，應該是比較“政治正確”的做法。不過，我認為這種做法是另一種包庇和不負責任的表現。
我不認為多數的評論者或者我自己能站在公正的角度來看待這件案子，因為我們都沒能夠獲取到第一手信息，我們所知道的都來自于社交媒體，而媒體是可以被操縱的。為了方便討論本案，我將把重點放在師生關系這一點，因為在本案當中，所有涉事方年齡均大于21歲（控訴吳春明者以及可能的受害者都是博士研究生或年齡在此之上），不去談論高校中其他的棘手問題。
本案始于一則媒體消息，其中將吳春明描述為一名好色之徒，強迫女學生與其發生性關系。吳春明用來引誘她們的東西都是對她們至關重要的：包括吳可以幫她們在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推薦去那些令人羨慕的工作崗位，安排與其他教授會面，獲得眾多學術資源等。
其中一些學生拒絕了他最初的此類提議。根據一家媒體的報道，在談到這些事情時，吳春明使用了“騷擾”一詞。“如果你不接受這樣的建議，我就會停止騷擾你，”他給一位學生發了以上內容的短信。“并且從此之后，如你所愿，你將和那些最平庸的學生無異。” 類似這樣要把他們從自己最喜歡的學生當中除去的威脅，對于那些不愿一起赴“游泳”之約的學生而言已經是足夠強大的一個策略了。（吳春明常常邀請他要下手的目標去游泳。）
但其中有一個小細節引起了我的注意：其中有個學生對吳春明這種具有挑逗性提議感到厭煩，直到她發現吳還接近其他女學生之后，她才開始憤怒。這就有很多問題了，這位學生的發現有沒有讓她說出真相并為其他受害者聲張正義呢？或者她是否接受吳的建議而成為后者的情人，但又因不想成為她導師眾多情人中的一個而惱怒呢？她是否想過有天能嫁給吳春明？吳春明就是在其年輕時娶了自己的妻子。
一些人說院校方面應該要制定嚴格的規定，規定師生之間不能發生戀愛關系，或至少是不道德行為。性騷擾行為常常隱藏在約會這個灰色區域之中。她們都對教育部十月九號的裁決感到不滿，可能是因為吳春明案件中的的“禁止高校教師性侵擾學生或與學生發生不得體關系”。
“不得體”這個詞是模糊的--在中文里有模糊和藻飾語言的傾向。即便“性騷擾”這個詞也沒有準確的定義。若一個老師對于一個外形出眾學生給予更多的關注，多看幾眼或多聊幾句，那么這算是“性騷擾”嗎？若一個老師用夸張的語調大肆夸獎學生的成就，這算不是是一種騷擾的形式呢？
根據受邀到硅谷公司講課的教師所述，是這樣的：
該講習會始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那時候的政治正確風潮在美國處于鼎盛期。我當時在北加利福利亞工作，而克拉倫斯·托馬斯-阿妮塔·希爾聽證會也是在那是進行的。有人警告我們說不要對著同事笑太久，或用帶有暗示性的語調和他們聊天，否則你很可能會被控性騷擾。我常常聽到觀眾席中傳來窸窸窣窣的說話聲，她們把講師叫做“納粹”。
差不多也是在同一時期，在我認識的人當中，有一個因威脅要控告她老板性騷擾而獲得一大筆錢，此人的老板個富有的美籍華裔商人。就是這個人，她的朋友告訴我說她知道她老板對她有興趣，就去引誘他并得到一些證據。
由此看來，我認為在保護性騷擾被害者方面，即便這些措施的意圖是好的，但被執行的過度了，到頭來反而成了傷害別人的工具。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過于復雜，同時不同文化之間差異又是如此巨大，即便在同一個文化內，也有這樣或那樣的區別。對于在保守的中國傳統環境里長大的人而言，不要說是社交禮儀性質的親吻，就算是簡單的擁抱，也是無法讓他們接受的。就在一個世紀之前，除非是夫妻關系，否則男女之間是不能有任何形式的身體接觸行為。
然而時代在改變，中國的年輕一代，受到了空前的外部文化影響，他們在這樣的環境里長大，習慣了異性之間的肢體接觸。若是在上一代，這樣的行為可是一個危險的信號。除了時代差異，不同習俗之間也有著眾多的差異。在美國，許多院校守則規定，教師不能與學生深交，而在中國，高中老師可能處于更加危險的狀態，他們的學生都是處于容易受影響的年齡。教師常常因多花時間陪那些缺少父母關愛的學生而受到贊許。
總的來說，在中國的大學校園里，似乎有更多的性騷擾行為存在，并且遏制此類行為的努力還不夠。無論案件性質如何，許多報道的案件最終都落到了性騷擾范疇。但就是因為大學對于遏制性騷擾的努力不夠，一些教師就道德淪喪對自己的學生下手，而這種行為必須得到制止。
但我不認為我么要走另一個極端，教師不能把學生看做好像攜帶致命病毒的人來對待。學校要建立完善的機制來聽取學生的意見和建議，消除學生心中會遭報復的恐懼。處于這個年紀的學生，應具備有足夠的認知水平，知道什么是性行為，他們需要學習如何使用各種方法來躲避陷阱，若自己無法躲避這些，就要學會向學校報告。于我而言，若老師在脅迫你之后，你給老師發短信說“我很想你”，那么你就不能要求得到人們對于受害者的同情了。
在中國歷史中，作者或藝術家與其學生之間的愛情故事俯拾皆是，但在當下環境中，這樣的行為則就不符合政治正確原則或者至少是不妥當的，即便如此，這個評價標準還是有可能對人與人之間的交際和感情作用做出讓步。當我在讀大學的時候，我班上有個女同學常常對我們的一位老師獻殷勤，班上其他同學都很同情這位老師，因為他對這種行為感到很不自在。他們的婚姻最終在人們激烈的批評中走向破滅。或許這個例子應該成為那些利用學生而不是傳授知識的老師的警示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