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稱“全球經濟的儀表板上再次亮起了警示紅燈”。雖然這個“紅燈”不如2008年金融危機時那般刺眼，但是，卡梅倫政府一向推崇的財政緊縮政策所造成的麻煩在日本和歐元區尤其明顯。這些經濟滯漲的高收入經濟體已成為世界經濟中最薄弱的環節。要理解其中原因，還需分析如今最重大的經濟疾病：慢性需求不足綜合癥（chronic demand deficiency syndrome）。
美國財政部長杰克?盧（Jack Lew）前往澳大利亞G20峰會時途經西雅圖發表演講。他對如今經濟態勢做了一番發人深省的概述。他指出，現在世界經濟發展還遠未實現2009年G20匹茲堡峰會承諾的“強有力、可持續、平衡”的目標。
他表示 ，全球經濟復蘇之路很“不平衡，有各自明顯不同的軌跡。”。“2012年第一季度，美國內需超越了經濟危機前的水平，而現在已經比危機前高出6%。日本和英國的內需狀況也都超出了2%。”他還說道，“但歐元區的內需還未能走出危機時的低潮，仍低危機前水平逾4%。”
盧沒說到的是，盡管施行了史上最大力度貨幣政策，經濟表現依然疲軟——美國花了六年把內需提升6%，就整個歷史水平來說，實在少得可憐。自2008年底以來，美聯儲、歐洲央行和英國央行的官方干預率并未遠遠高于零。歐洲央行于2011年努力將利率提升至1以上，但隨后便屈服，拉低到接近0。日本央行接近零的利率已保持了20年。
然而，這些還遠遠不夠。所有央行也大幅增加了其資產負債表。美國和英國的資產負債表擴張情況已得到穩定。在歐元區，2012年以來的緊縮正在逆轉，而日本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對GDP的比率達到了驚人的80％，數據還在上升。
我們該如何解釋在歐元區和日本需求疲軟的現象？只有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才有希望對癥下藥。有三組基本解釋。
第一種解釋認為許多人在后危機時代下依然債臺高筑；經濟危機之下，財政體系頃刻土崩瓦解的歷史也削弱了人們的消費信心。如今當局的應對措施包括清理資產負債表，推進資金注入進入銀行體系，通過壓力測試的支持，讓公眾相信金融系統已重拾信譽。另外，還應加上財政和貨幣對需求的支持。這么做應該能迅速恢復增長。
第二種解釋否認前一種說法，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需求無以為繼，其原因在于太依賴公私債務的巨額累積量——而公債是與房地產泡沫相聯系的。日本私人債務的積累在1990年以后遭遇了這樣的后泡沫逆轉；美國、英國及西班牙是2008年之后。這其中的含義是，經濟遭受不只是從危機后的資產負債表衰退，以及無法產生金融危機前那般規模的信貸驅動需求。危爆發之前需求不可持續性狀況的背后是全球范圍內的經濟失衡，轉移收入分配和結構薄弱的投資。體現的一個癥狀是，日本和歐元區的私人企業保持著長期的財政盈余（收入超過支出）。
第三種解釋認為，由于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一些資源結構的重組，生產力發展放緩，投資資金也不足，造成了潛在發展力下降。這種說法直接支撐第二種解釋。如果潛在的供應增長將放緩，消費和投資將變得疲軟。這將造成需求上升勢頭不足。如果各大央行要對付這種狀況，結果往往是泡沫經濟。如果它們接受這種現狀，供給增長乏力將變成一個自我證實的預言。
這些高收入的經濟體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上述的所有三種經濟疾病：美國程度較輕，日本和歐元區較嚴重。即便是經濟增長高得多、充滿活力的中國——即便它還未遭受經濟危機的重創——也難逃脫第二、第三種經濟疾病。因為中國的潛在增長正在減速，因此，其近年來的增長是由債務不可持續的快速積累和投資的不可持續的高利率驅動的。
經濟政策力度雖極大，但仍無法挽回頹勢的原因在于：這些經濟體已病入骨髓。這不僅關乎供給疲軟，還與債臺高懸和財政危機帶來的恐慌有關。每個經濟體都有各自不同的經濟綜合癥。
英國是更具創新性的的經濟體，人口從統計學上更具活力，私人儲蓄率較低，因此逃離這場危機，回歸正常經濟政策的幾率會比歐元區和日本更高。同樣，中國的經濟發展有趕超的潛力，此時應該對經濟做一番管理調整。但歐元區和日本要恢復健康增長，它們面臨遠遠更大的挑戰：因為其私營企業無法動用儲蓄金。這使它們面臨與以往不同的政策選擇——可能甚至比它們之前嘗試過的更為不同。而走得太遠的結果可能具有政治毀滅性，尤其是在歐元區。
譯者：海船果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