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專欄作家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11月27日發表專欄文章《環境污染與政治的關系》，指出黨派政治和金錢政治在美國的環境污染治理中得到了最為直接的體現。以下是全文，供參考。
本周早些時候，美國環境保護署（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公布了提議限制臭氧排放的管理辦法。臭氧排放不僅會產生霧霾，還會導致哮喘、心臟病以及過早死亡。大家都知道發生的事：共和黨人對此進行攻擊，并聲稱新的規定會帶來巨大的經濟成本。
至少在實質上，我們不必把共和黨人的抱怨當回事兒。制造污染者與其政治盟友總愛虛張聲勢。他們一次又一次堅稱，如要限排，美國公司——通常被他們描繪成具有無限創新能力，可以克服任何障礙——就會縮成一團，不知所措。然而一次又一次，實際成本遠遠低于他們的預計。事實上，幾乎一直低于環保署的成本預計。
因此，這不過是故伎重演。但是，怎么他們都玩這一套把戲呢？當然，造污者會捍衛自己的“污染”權利，但為何總能得到共和黨人的支持呢？到底什么時候，共和黨也成了一個污染之黨？
事實上，并非一貫如此。1970年，參議院以73：0通過《清潔空氣法》（the Clear Air Act），經理查德·尼克松簽署成為法律。該法案成為奧巴馬政府環保行動的法律基礎。（我聽環保署的前官員說，尼克松年代是環保的黃金年代。）該法律的一個主要的修訂使得有可能限制酸雨限額的碳排放交易體制，而這項修正案就是前總統老布什在1990年簽署成為法律。
然而，時過境遷。如今的共和黨就如同正讓一個視氣候科學為“巨大騙局”的陰謀論者負責環境委員會。這不僅僅是孤立的個案。環境污染已經成為一個分歧嚴重的黨派問題。
污染已經成為黨派分歧的原因，共和黨轉向右翼。事實上，30年前，環境并不構成黨派問題：根據皮尤研究報告，1992年，美國兩黨中的絕大多數人支持實施更加嚴格的環保法律法規。自此以后，民主黨人的觀點沒有變化，而共和黨人對環保的支持崩塌了。
那么，如何解釋這種反環保主義的轉移？
人們可能一味地指責金錢政治。毫無疑問，造污者的大量金錢推動了各個層面的反環保運動。不過，這一點無法解釋過去破壞環境的行業資金流向兩個政黨，現在卻全部流向一個的事實。以煤炭業為例，根據負責政治中心（the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的研究，上世紀90年代初，支持共和黨的污染環境的行業不過是略占上風，仍有約40%的資金流向民主黨，而今天這個數字僅為5%。石油及天然氣行業的政治支出如出一轍。人們不禁再問，到底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
一種答案可能是意識形態。教條經濟學并不反對環保，只是說污染必須予以限制，盡說要盡有可能要以市場的方式進行。然而，現代保守運動卻堅稱，政府的存在一貫都是問題所在，而不是解決辦法。這種觀點引發了一種信念，即認為環境問題是假的，環保政策將會阻礙經濟法陣。
不過，我認為意識形態只是問題的一部分——或者準確地說，只是這種分歧的根本原因的一種表象，根本問題在于日趨嚴重的經濟不平等現象。
過去幾十年來，政治極端化的基本情況就是，隨著富裕的少數人經濟上與這個國家漸行漸遠，他們還帶走了一個主要政黨。沒錯，民主黨常常追求1%的利益，但共和黨卻追求100%。任何損害精英層利益而對下層及中下層有利的政策——例如確保所有人獲得醫保的醫療改革，支付這一保證的部分資金來自于高收入群體的個人所得稅——都面臨共和黨的激烈反對。
在某種程度上，環境保護是一個階級問題，盡管通常我們不那么想。每個人都呼吸著同樣的空氣，因此污染控制的好處或多或少均勻地分布到每個人身上。但是，譬如煤炭公司，股權則掌握在少數富人手里。即使污染控制成本和價格上漲一樣，富人與你我也是不一樣的。他們花的錢多得多，因此也承擔著更高的成本。
對于新臭氧計劃，環保署的分析顯示，對普通美國人來說，收益將是成本的兩倍以上。可是，這與決定著一個政黨優先議程的非普通人并不一定有關系。與近來幾乎所有問題一樣，臭氧的全部問題都在貧富差別上。
譯者：譚源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