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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充縣艾滋病患童坤坤被村民投票驅離事件，引起了全國各界的廣泛關注，隨著事件向深處發展，“投票驅離”事件本身的真相逐步浮出水面。
艾滋男童爺爺稱“驅離”系媒體策劃，而對事件進行“曝光”的兩位記者表示：“他爺爺想把他送走的愿望非常強烈，多次找相關部門反映情況，但沒有如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言語上或許暗示過他爺爺寫聯名信。”承認在方式上欠妥當，“但完全出于一片好心，希望坤坤能引起關注。”
而西充縣相關部門也回應，當地確實早已對坤坤進行包括治療、救助、低保等相關政策落實。當然，在“硬件指標”落實的同時，“軟件”并未跟上也是事實。不過，從目前來看，更應當反思的是其中兩個問題：其一，艾滋患童的個人信息保密規定如何落實？其二，“好心”媒體在其中的作用如何評價？
艾滋病患者信息保密有法律保障
在西充縣艾滋病患童事件中，暴露出一個令人遺憾的信息：患童坤坤患艾滋病的信息，幾乎伴隨著他的確診而被村民所周知。隨即而來的就是坤坤遠離了正常的生活。
或者可以說，正由于坤坤的個人患艾滋病信息被村民所知，才導致了如今令人遺憾的驅離艾滋病童策劃事件。
事實上，對艾滋病患者的信息保密，一直都是個大問題。據媒體報道，許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確診后，其信息很快為周圍所知，成為另類，許多人不得不多次搬家。據《瞭望東方周刊》報道，一位患者“江妹”介紹，她在沿海某省確診后，還在和丈夫“大兵”回家的路上，當地疾控部門的七八個工作人員，已經在村主任的帶領下坐在他家等待。原本想著回家后保密的大兵和江妹頓成了村里的“明星”，男女老少圍著他們看新鮮，各種議論隨之而起。
另一位患者的丈夫阿地則說：“我下午兩點知道她感染的事，十分鐘后20里外的村民都已經知道了。”
根據《艾滋病防治條例》第三十九條規定：“未經本人或者其監護人同意，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公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屬的姓名、住址、工作單位、肖像、病史資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斷出其具體身份的信息。”
對公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屬的行為的法律責任，第五十六條規定：“醫療衛生機構違反本條例第三十九條第二款規定，公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或者其家屬的信息的，依照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予以處罰。”而《傳染病防治法》對故意泄露相關人有關信息、資料的，作出了對當事人、單位從行政責任到刑事責任的規定。
應該說，從法律保障層面，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屬的信息保護是非常完整而明確的。而目前在這方面的亂象，主要是要保密工作的技術操作層面存在漏洞，使落實救助責任與保密責任之間出現了并不平衡的狀況。
媒體“好心”中的道德悖論
再來看媒體在策劃“驅離”事件中起到的正反兩方面的作用。
一方面，通過策劃村民“聯名信”“驅離”艾滋病患童的事件，坤坤得到社會巨大關注，甚至受到聯合國駐華系統關注。由于關注面大，在更多人了解坤坤面臨的困境后，許多人伸出關愛之手，一些公益機構也表示愿意接收坤坤。同時，此事件的廣泛傳播，使得艾滋病的常識得到進一步傳遞，艾滋病患者狀況受到更多的關注。這是積極的一面。
但另一方面，作為一個“虛假新聞”，此一事件的傳播對當地村民造成了極壞影響，而事實上，村民并沒有如此排斥坤坤。策劃中的各種運作方式，卻令村民強化了“驅離”心理，也令當地的公眾形象受到損害。更嚴重的是，新聞媒體為了目的而炮制新聞事件，對媒體的公信力和新聞道德底線形成了挑戰。
新聞媒體是新聞的記錄者，記者可以是新聞的在場人，但卻不能成為新聞的制造者（除了專題活動外），這樣才能保證新聞的客觀性。而媒體為了達到某種目的，制造聳人聽聞的新聞事件，其本身就是極不道德的。以道德之名行不道德之行為，縱然目的崇高，但其負面影響并不能得到抵消。而這種未得到抵消的負面影響，其對社會的傷害作用不容低估。
“好心”記者、“好心”媒體，面對類似的事實時，為了尋找一定的轟動效應，可以從事實本身去尋找相應角度，但絕不能背離事實去制造另一個“事實”。否則，這一“事實”也就失去了基礎。
“聯名信驅離艾滋病患童”事件，無論是給相關部門，還是給新聞媒體，都留下了可資參考的警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