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起，全世界的女性壽命每過四年便增長一歲。在過去兩個世紀發生，在人類生命的所有改變之中，壽命的增長可算是重要一項。
這些健康成就影響頗廣：“印度人如今的壽命高于蘇格蘭人在1945年的壽命——盡管英國早在1860年就達到其現在的人均收入。”這句話出自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2013年出版的《逃離不平等：健康、財富及不平等的起源》（The Great Excape: Health,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該書記載了19世紀初期以來全球健康和財富的變革。健康與財富兩相比較，無疑前者更加重要。如果可以，誰不愿放棄物質享受來換回已逝孩子的生命、換來心愛之人晚年的陪伴？
事情總不是完美的。“掉了牙齒、花了眼睛、食不知味”，長壽意味著各種器官的退化，沒什么值得羨慕的。但是，健康的進步總歸是好事。迪頓教授在書中所寫：“在所有讓生命有意義的事情中，多活幾年絕對是非常重要的。”甚至那些生活標準超出別人兩倍、壽命長過別人兩倍的人，可以看作是活得比別人好四倍。
這是為什么呢？
以現在三個高收入國家不同時間段的死亡率（每千人中的死亡人數）為例：1751年的瑞典、1933年的美國、2000年的荷蘭和美國（見圖表）。1751年，瑞典新生兒的死亡率超過160‰，高于1933年美國的40‰。到2000年，這個數據下降到10‰以下。兒童死亡率隨著年齡增長而下降，在10歲時達到最小值。現在20歲左右青少年的死亡率有所上升，主要年輕人的一些高風險行為所導致。在30歲左右，死亡率保持穩定，隨后數據持續上升，不過在60歲之前并未達到10‰。除了80歲以上的人口，美國人的死亡率均高于荷蘭。這是因為美國的優質資源都集中于80歲以上這一年齡段。
早在1850年，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壽命只有大概40歲，而如今接近80歲。意大利的數據則從1875年的30歲增長到現在超過英格蘭的水平。通過圖表也可以看出，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殺傷性影響，這可以用壽命的計算方法來解釋：某個特定年齡的死亡風險是由某個特定年份的人口死亡年齡測算的。1918年大批年輕人死于流感。
西班牙大流感大大減少了壽命，但1918年出生的人的壽命比數據預測的長得多。無獨有偶，在1850年，只有一小部分英格蘭人和威爾士人死于40歲，嬰幼兒時期和60歲之后的人的死亡率卻比較高，40歲只是平均壽命。最終，迪頓教授寫道：“比起保證老人的生命，保證兒童的生命對預期壽命的影響要更大。”因此，隨著死亡年齡的“衰老”，預期壽命的增長減慢了。
自20世紀中葉，健康革命席卷全球——在東亞尤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由于艾滋的蔓延，變化最小。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兒童死亡率的大幅降低。根據Gapminder基金會網站的數據，印度5歲以下兒童的死亡率從1950年的267‰下降到2012年的56‰，同期中國兒童的數據從317‰下降至14‰。在低收入水平的國家中，數據的下降比高收入水平的國家明顯得多。這是由于知識水平的提高（比如口服補液的出現）、醫學技術的進步（比如開始疫苗接種）和公共服務的完善（比如提供干凈的水和衛生設施）。
可惜，這些進步還是不夠的。安哥拉5歲以下兒童的死亡率是164‰，在尼日利亞是124‰，這還都是相對富裕的國家。一般來說，富裕與否與健康水平是有聯系的，但達到十分富裕這一程度并不是提高健康水平的充分條件，那只是會有一定幫助。
健康革命不僅限于其本身，也造福了其他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女性生活的轉變。隨著兒童死亡率的大幅降低，生育能力也降低了：不需要通過多生育幾個孩子來達到一定的家庭規模了。這個無關宗教習俗，如在伊斯蘭國家伊朗，每位婦女生育孩子的平均數量從1980年的6.5下降到2012年的1.9；同樣地，在天主教國家巴西，這一數據從1960年的6.2下降到2012年的1.8。隨著女性壽命的延長和生育數量的減少，她們可以為每個孩子付出更多，或是追求自己的事業。因此，健康革命為當代的另一個變革打下了基礎：女性角色的變化。
是什么推動了健康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中年人群體中？吸煙的減少是原因之一，心臟病治療水平的提高是另一個原因。甚至癌癥也可以治愈。在高收入國家，越來越多尚未找到治療方法的疾病都是老年疾病，包括癡呆癥。但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老問題都還沒解決：衛生條件惡劣、飲用水污染還有瘧疾肆虐。
盡管要做的還有很多，世界不同地區的衛生服務也還存在諸多差異，而今加速共同的健康改善依然是值得肯定的。越來越多的人能夠以曾被視作老年生活方式的健康生活方式來生活，越來越多的孩子變得成熟起來。我們無法逃脫死亡，但我們能夠實現生命的延長。這才是值得慶賀的。
譯者：蔣文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