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去行政化問題一直是兩會熱點，今年也不例外。全國政協委員、湖南財政經濟學院院長伍中信2015年兩會提案依然關注大學去行政化問題，他認為，高校“去行政化”關鍵在于政府簡政放權。全國人大代表、北大校長林建華認為，高校行政化傾向是因為“走得太遠忘記了為什么出發”。而全國人大代表、南開大學校長龔克在談到自己的職務后面加了副部級時，直接表示“這是很丟人的事”。
副部級“很丟人”，當然不是說級別低了，而是作為教育家，要靠行政級別在社會上贏得尊重、獲得工作支持，事實上，這是高校行政化教育體系的丟人。高校去行政化已經說了多年，也“做”了多年，如今卻依然如故，一方面要找高校自身原因，另一方面則在于突破口的選擇。
內部改革有時反而增強了行政化
大學去行政化的重點在于大學內部管理。近年來，許多高校、特別是一些著名高校改革動作頻繁，但是，大學內部管理的行政化并無明顯改觀，管理者的官僚化趨勢并未稍減。究其原因，在于大學管理者依然以行政化方式推動“改革”，改革本身是為了“去行政化”，但很多時候卻反而增強了管理的行政化，使內部對行政職務的爭取更加熱衷。
造成去行政化改革南轅北轍的根源主要有兩個：一是部分管理者并不愿意放棄自己“辛辛苦苦”爭取到的行政管理職權，不愿意通過改革削減手中權力，許多措施也就在改革的名義下，以促進學術成果的借口，通過職稱評定、績效管理、項目管理等手段，變成了對教育科研更為強化的行政管理；二是許多從事大學行政管理的人員，已經高度官僚化，既不熟悉高校職業化管理的基本要求，也不了解教育及教育管理的基本規律，所主持或作為直接操刀手的去行政化改革，自然不可能收到好的效果。
因此，如龔校長這般認識到作為教育者以行政級別推動工作“很丟人”，是非常難得的，但卻是高校要真正去行政化所必不可少的。
公選校長也非去行政化關鍵
從外部層面或者說政府層面，近年也有不少舉措，其中，教育部擴大直屬高校校長“公選”范圍曾被認為是大學去行政化的高招，頗受期待。但這一舉措固然有其校長職業化、專業化的意義，也有部分去行政化象征價值，卻承載不了過多期待。
大學校長公選，其程序及任免體系與其他部門官員的公選并無本質區別——由有相關干部管理權限的黨政機構主導，組成公選班子，抽取或選取考官（包括專業考官），按照簡章進行各考試環節，確定擬任人選，等額或差額進行考察，相關部門進行任命。在這樣的程序之下，選出的校長可以有很高的專業化程度，也可能實現較高的職業化，但由于任免體系沒有任何改變，在行政體系上其實與傳統的校長產生方式并無根本區別。
通過公選出來的校長，即使沒有明確其行政級別，甚至明確其“沒有級別”，但由于學校本身級別的存在，以及學校其他校領導、其他干部的級別的存在，校長去不了事實上的級別。按照“由誰產生，向誰負責”的“慣例”，校長依然是向相關部門負責，校長這頂“帽子”的存在，就是級別的存在。更何況，鑒于學校內部管理人員嚴重的官僚化，如果哪位沒有級別的校長要以自己的方式強行處理，很可能還未見成果，便已經被處理了。
去行政化需要更多突破口
去行政化并不等于單純地去行政級別，而在于如何依法尊重高校的教育主體地位，如何實現內部與外部去行政化的同步化，如何實現行政管理與教育學術的合理自重。高校級別化、管理科層化、行政人員官僚化現象由來已久，且根深蒂固。要解決高校行政化問題，除了堅定不移地從內部外部進行改革外，也要認識到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必須還要跳出公辦高校的視野，站在更高位置尋找突破口。
在我看來，加強對民辦高校的扶持力度，讓更多具有教育情懷和教育理想的教育家進入民辦高校領域，就是公辦高校去行政化的重要推動力。
大學行政權與教育權、學術權的分離，大學教育權、學術權的保障，是大學是否去行政化的重要標志。保證“三權”的適當距離與“兩權”的保障，對于民辦高校來說，毫無壓力，最大的問題是如何讓民辦高校擁有足夠的影響力來撼動公辦高校的行政化。
由于教育資源的高度集中，低層級高校要挑戰高層次高校地位都幾乎不可能，更何況民辦高校。但如果沒有民辦高校的提高，公辦高校的去行政化就沒有參照物。這有點像國企與民營企業的區別，今天國企經營管理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民營企業的高速發展。目前，全國公辦高校有兩千多所，是否可以選擇部分高校進行民營化改革？民辦高校是否可以得到公辦高校一樣的支持？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2015年要繼續推進教育改革，促進教育公平發展。高校去行政化是教育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我覺得教育部門和各地完全可以進行創新性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