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專欄作家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5月4日發表專欄文章《種族、階級和忽視》，指出美國國內的眾多問題越發的激化，同時指責美國國內的保守派人士只是一味地強調“價值觀”，而忽視最根本的經濟原因。以下是全文，供參考。
每一次你被誘導著說美國在種族問題上取得了進步——偏見不再像過去那般重要的時候——就會伴隨著暴行的發生，打擊你的自鳴得意。我希望，基本上每個人都能意識到弗雷迪·格雷(Freddie Gray)事件不是一次孤立的意外，僅僅是因為這一次公平正義有了真正實現的機會，它才顯得如此特別。
盡管巴爾的摩(Baltimore)暴亂具有破壞性，但至少起到一個作用：引起人們對于美國怪誕的不平等現象的關注，它正毒害著眾多美國人的生活。
但我的確擔心這次事件中種族和種族主義的集中性可能會向人們傳達出一個錯誤的印象，那就是減輕貧窮和社會隔離僅僅與黑人相關。事實上，很多——雖然不是所有——我們看到的發生在巴爾的摩和許多其他地方的恐怖暴亂與階級相關、與極端并不斷上升的不平等帶來的災難性后果相關。
以健康狀況和死亡率為例。很多人都指出，在巴爾的摩，很多黑人社區居民的平均壽命比不發達第三世界國家的還要低。但從國家層面來說，真正讓人震驚的是不同階級之間死亡率的差距一直在上升，即便是白人也無可避免。
最顯著的一點是，白人女性的死亡率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起就開始大幅度上升，當然，主要集中在窮人和受教育層度低的女性群體。沒受過什么教育的白人平均壽命一直在下降，（形勢之嚴峻）讓人聯想到后蘇聯時期類似的狀況。
不平等和機會匱乏導致了過度死亡，即使在這些案例里，死亡的直接原因是一些自我毀滅性行為：過度使用處方藥，吸煙，肥胖構成了許多早逝的原因。但導致這些行為如此普遍的原因卻與經濟息息相關，經濟的不平等導致了上千萬人的落后。
讓人沮喪的是，一些時事評論員還在強調貧窮只是價值觀的問題，好像窮人只是做出了莫名其妙的選擇，而如果他們接納了中產階級的價值觀，一切就都會好轉。也許，只是也許，四十年前這個論點還是可以站得住腳的，但如今，中產階級價值觀顯然只會在提供中產階級工作的經濟體開花結果。
著名社會學家威廉·朱利葉斯·威爾遜(William Julius Wilson)很早之前就指出，實際上，廣受抨擊的黑人群體的社會改變和傳統家庭減少一樣，原因都是市中心貧民區不再有報酬優惠的工作。他的論點包含了一個含蓄的預測：若其他種族群體也遭遇這樣工作機會匱乏的情況，他們的行為也會有類似的改變。
事實證明便是如此。隨著結婚率驟減，非婚生子增多及其他問題，黑人的薪資待遇落后——對一半男性工人來說實際上工資是下降的——工作也不穩定。
正如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伊莎貝爾?索希爾(Isabel Sawhill)寫到：“黑人一直以來面對著（以后也將繼續面臨）獨特的挑戰。越來越少有技術的黑人結婚、上升為中產階級。而當我們尋找其中的原因時，可以發現，其實很大程度上這與越來越多白人不結婚、不采納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原因是相同的。”
情況如此，但正如我所說的，讓人沮喪的是仍有評論員不斷暗示貧窮是窮人自己導致的，若他們表現得像上層中產階級，他們可以輕松擺脫貧窮。
同樣令人心痛的還有評論人士編織了另一個“揭露真相”的故事，那就是我們已經投入巨額資金消除貧窮，但徒勞無功（你看，原因還是在于價值觀）。
實際上，聯邦在根據收入調查結果而確定的項目和醫療補助中的投入一直在1%和2%G.D.P.之間波動，經濟衰退時增長，經濟恢復時則減少。這些投入并不多——遠遠少于其他發達國家——且并非所有資金都流向貧困線以下的家庭。
盡管如此，為改正數據中這些眾所周知的錯誤，我們采取的措施顯示，扶貧的確取得了實質性的進步。若我們對貧困人群能再慷慨一點點——正如我們想象自己的那般慷慨，那么我們將收獲更多進步。
關鍵是，在思考美國貧窮的罪惡時，我們不應為宿命論尋找借口。聳聳肩，無所謂地把所有問題歸咎于價值觀是一種惡意忽視的行為。窮人們不需要我們的道德說教，他們需要更多的資源——這是我們能提供的——以及更好的經濟機會，這是我們同樣能夠提供的，從提供就業培訓到落實補助，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巴爾的摩乃至美國，需要表現出更多的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