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早上，北京房山兩個司機斗氣，一輛車把另一輛車別到路邊河溝里，五人被撞身亡。兩司機逃逸，當晚被抓，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刑拘。被撞倒的歪曲的公交車站牌和乘客驚恐的眼神恰似中國汽車社會發展成本的隱喻。
從成都男司機暴打突然并線女司機開始，最近這個月集中出現的“路怒”和“馬路殺手”讓道路交通安全成為公眾極為關注的話題。南京街頭“寶馬”車以接近200公里時速闖紅燈把正常左轉的小轎車撞碎的視頻讓人心有余悸。
中國是跑步進入汽車社會的。短短幾年就從“自行車王國”變成了世界汽車產銷量第一的大國。但需要追問的是，中國真的為汽車社會準備好了嗎？或者說中國真的適合發展汽車社會嗎？我們真的愿意或者有條件變為“汽車輪子上的國家”嗎？
我不想陷入數字游戲。只要想想中國有接近14億人口，就知道如果中國按照美國的模式（這恰恰是目前展現出的趨勢）發展汽車產業和汽車社會，那么中國對能源的消耗的需求將數倍于在汽車技術和交通管理上都明顯占優的美國。僅僅這一點就將在排放和能耗上給世界帶來何等沉重的負擔。
西方國家進入汽車社會是一個伴隨其法治、技術和社會發育都逐漸成熟的緩慢的過程。而中國進入汽車社會時這三個領域的制度環境和發達程度遠未達到必要的水平。這也為如今和將來諸多道路上的問題埋下了隱患。
在中國大陸一個尚未實現的關鍵的轉變是，汽車在道路上表現出的一種態度，亦或道路和城市設計者表現出的潛在邏輯是汽車駕駛者的路權高于行人和其他交通工具。缺乏對生命尊重的汽車社會是人的不幸，也是汽車這一高度工業文明成果的悲哀。
盡管中國交通死亡率低于很多發展中國家，但汽車給人、社會、環境和經濟帶來的負面效應在滯后的管理和落后的觀念之下愈加明顯。就仿佛北京地鐵，減緩換乘擁堵的辦法竟然是延長換乘通道，治理道路擁堵的辦法是限制上牌或排斥外地車進城。限制上牌，暫且不論背后蘊藏的腐敗（北京交管局長宋建國剛剛被判），本身就表現了一種公共治理的落后：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政策多了，難怪中國人對未知有揮之不去的焦慮；而以行政手段強制限制各地車輛流動，本身就是違背汽車社會原則和經濟規律的做法。
新近發生的這幾起極端道路事件，以及進來媒體頻繁曝光的開車搶奪小孩的案件，嚴重損害了公眾對于公共安全的信心，加劇了集體焦慮。現在居住在城市的家長很少放心讓孩子自己上下學，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汽車的霸權。在路上，每個人都是交通秩序的平等的參與者和維護者，但那層汽車鐵皮背后的人卻有著更多的權利。看看有多少城市的自行車道被劃地圈錢的停車位占據？看看多少人行道和盲道被隨意停放的汽車占據？
駕車違法犯罪成本過低，交規執行松緊有別，成本過低都是縱容汽車霸權的制度基礎。在有些國家交通違章處罰金額與開車人的收入直接掛鉤。看看那些被抓拍到的飛車黨，“有的是錢，不在乎那點罰款”，他們這種回答說明交通法規成了某些群體肆意違法的保護傘，而不是維護道路秩序的基石。
道路秩序是一個社會秩序的縮影。其實汽車社會內部的秩序也充斥著基于物質的權力歧視。開奧迪的和開奧拓的在很多道路待遇上有著根本的不同。在相對成熟的汽車社會，只有少數精英階層會把汽車看成地位和財富的象征。大多數還是把車當做代步的工具，不同品牌代表了個人喜好和需求的不同。在中國，汽車的象征意義延伸到各個階層。多少孩子因為家長車不好，放學不愿意出校門。看車下菜碟，看車牌下菜碟，展現的是中國社會機理中深深的心理裂痕。
中國之所以能夠跑步進入汽車社會是因為與汽車相關的產業滿足很多中國迫切的經濟增長的需求。僅僅高速公路建設這一項就是政府數次拉動經濟的重要投資杠桿（當然，交通建設系統的腐敗也是有目共睹的），此外相關的鋼鐵、玻璃等現在也已成為過剩產能。盡管中國有引以為豪的高速公路系統，但因為各種制度的擰巴，中國公路交通運輸成本恐怕是同樣經濟發展水平國家中最為昂貴的。近年來因為貨車超載壓塌道路橋的事情時常發生。吊詭的是，超載司機摔死了，施工方被問責了（如果有貪污回扣和偷工減料理應如此），唯獨迫使貨車司機全行業性超載的制度設計堂而皇之地繼續擺在那里。
中國選擇進入汽車社會的產業政策存在明顯的失誤。幾十年中外合資的產業模式，沒有實現縮小汽車生產技術差距的初衷，反而讓外國品牌牢牢占據了市場和消費者的心理。某種程度上，在西方資本慫恿下，西方車企以極高的零售價，極低的成本占領了中國市場，讓中國背上沉重的環境和資源包袱。幾十年前同樣是機械和汽車制造業的落后的韓國卻憑借與中國迥異的汽車產業政策一躍躋身汽車制造業強國行列。
從小處看，汽車社會還養肥了很多“把口”的人。數以億計汽車每年必須要參加的年審就是一例，自從加了強制尾氣檢測這一項，只要稍有觀察的人都會發現，多少拖著黑煙的汽車只要交上“買路錢”，便可以得到環保標志，在道路上暢通無阻。各地車管所與駕校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更是學過車的人都了解的行業秘密。這些小腐敗和對其的無奈積累起來，對公民來說，就是他所面對的國家機器的具象形象。
汽車企業對媒體渠道的買斷和公關是汽車社會在中國能夠大行其道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利益驅使下，很多媒體沒有站在客觀公正和公共立場上看待和報道汽車企業，而成為有償必聞和有償不聞的重災區。
開弓沒有回頭箭，中國應當更加注重公共交通的發展和普及，對汽車使用設置更加嚴格標準，提升汽車違規違法的成本，加大查處力度，從道路建設到汽車產業和交通運營全面提升管理、政策制定和執法水平。否則中國汽車社會遵循的就是叢林法則，道路就變成了家門外野蠻的世界。
企業可以落后，媒體可以被收買，決策者必須保持清醒。安全的公共交通秩序和道路環境是一個現代政府為公民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產品。對畸形汽車社會的糾正，根本上是對生命的尊重。有中國特色的發展不能只算賬面收益，還要核算看背后的經濟、社會和環境成本，糾正汽車社會首當其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