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知識的穩(wěn)定超過創(chuàng)新時，學生們習慣于被一種成績劃出三六九等，老師們成了維護低效教育的“女王”，而孩子們理解的知識，不過是應付“女王”跟考試的生存手段而已。
臺灣教師張輝誠
課堂上的“女王”
在臺灣的課堂上，小孩子們先學到的不是求知，而是閉嘴；課堂時間大多用來抄老師的講義，以至人人被訓練成帕金森綜合癥式的“筆記”手；最重要一點，你不要疑惑或者反駁老師，因為不管老師怎么講，她的話一定是對的。
“這樣講，老師們會不會有一點像一個‘女王’？”臺灣教師張輝誠對著筆者調侃說。
在臺灣，發(fā)明“翻轉課堂”的張輝誠老師近來很“火”，他的觀點也時常這樣在臺灣教育界噴出“火力點”。但張輝誠本人并不覺得這觀點勁爆，因為無論臺灣，還是日本、韓國、新加坡與香港，他發(fā)現(xiàn)泛亞洲課堂的教學多少會有點“半封建與半殖民地”色彩的余味，一面需要穩(wěn)定的秩序，一面則有二戰(zhàn)后“趕英超美”的緊迫感。
史學家黃仁宇曾說，從西漢開始的亞洲文化圈，整齊而簡單的社會結構與一元的價值認同感一直是龐大民族社會取得穩(wěn)定的不二定律。那么課堂里有了這樣的“封建”傳統(tǒng)也就不足為奇。后來呢，西方工業(yè)革命，科技與知識突飛猛進，被殖民傷害過的亞洲國家戰(zhàn)后要群起直追，教育上的方式就成了填鴨。當年孔夫子育人還講求一問一答，可現(xiàn)代的課堂卻是讓學生用最快速的速度把知識全部吸收掉。雖然這招是蘇聯(lián)人發(fā)明的，但在亞洲卻被用得最好，也最久。
于是，老師想要不做“女王”都不行了。張輝誠總結了亞洲課堂中學生學到的五種能力：忍耐力、定力、聽力、專注力、抄筆記的能力，老師則會一直（施加）高壓。“你給我坐好，不坐好就處罰你”。結果，每個孩子會發(fā)現(xiàn)，原來在學校上課要當“好臣民”，慢慢習慣以后，他就真的以為自己是“好臣民”。
后來幾十年，日本經濟騰飛，“亞洲四小龍”已然擺脫落后，但這樣的教育思維還是沒有變。
其實，指摘亞洲老師們的君主習氣還有一點，便是課堂環(huán)境的封閉。
如今，在臺灣的高級餐廳，絕大部分廚房都是透明的。高級餐廳其實在說：你看我的廚房多么干凈，用的產品你可以看的到，做菜的過程你可以看的到，有沒有老鼠有沒有蟑螂也可以看的到。做菜與培養(yǎng)學生其實一樣，老師們教得好不好，有沒有用“黑心食材”，是不是用很糟糕的手段，家長與社會只有看到才知道。
于是，老師們發(fā)明了公開課。但那些課程是不是早已經發(fā)生，老師與學生不過是重演一遍，真相早已不言自明。在臺灣，即使張輝誠老師努力推廣隨時公開的翻轉課堂，但全臺也只有40個老師愿意這樣做。
原因很簡單，不公開的課堂沒有那么多高品質、高效率的教學現(xiàn)場，只有反復填鴨，做習題。學生要么在睡覺，要么老師唾沫橫飛，學生奮筆疾書。如果真是這樣的教育被人看到，那老師豈不是像“底褲”被人看到一樣很丟臉？
“老師做‘寡人’做慣了，只要人旁觀或者監(jiān)督，她就一定會很不爽。”張輝誠說。
臺灣宜蘭縣組織兒童珠心算比賽
考試維護的是真知么？
其實，臺灣的老師們并不喜歡做“女王”，甚至有時因為每天都在課堂上發(fā)火而脾氣變得很差。
但張輝誠說，做學生們的“君主”可以帶來一種好處，那便是一旦課堂被“封閉”起來，老師教得好不好，學生們真的學會了沒有，就很難有人知曉。
有人會說，檢驗教學成果的試金石不是考試么？
且慢，這便要細說了。東方傳統(tǒng)教育，注重人文義理，自然多考些死記硬背；西方呢，近代多學些數(shù)理科文、自然多考些運用能力，可你要用死記硬背的方式，考察數(shù)理科文會的能力，結果會怎么樣呢？
很簡單，這樣的考試，并非要證明孩子是不是學會了，而是證明知識是不是被記住了，與之相適應，為了擁有這樣考試，老師們創(chuàng)造出了標準答案，統(tǒng)一的解題方式，以及各種封閉式的題型，其實都是在考察死記硬背，唯獨可以發(fā)揮學生創(chuàng)造力與想象力的問答題，其實少之又少。
而考試還有一個功效，就是幫助老師“揪出”不聽話的學生，如果你不想學那么多，那不可以，分數(shù)面前你就露陷了；如果你有別的答案，那也不可以，因為標準答案就在那里擺著，最后你還是要向分數(shù)“低頭”。
家長們也許想問，為什么老師卻把非要把考試弄成了這個樣子？
說來慚愧，除了完成“趕英超美”的教學進度，這樣制定考試還有一個老師們的“難言之隱”。
張輝誠老師說，老師們當初從這樣的課堂畢業(yè)，又回到這樣的課堂，絕大部分老師沒有進入過社會，他們不知道社會需要什么，哪些知識與能力是重要的，更不知道知識能力如何教、怎么檢驗。那么大家求一下穩(wěn)吧，還是按照填鴨的老辦法教，不作為，但也不會犯錯。
但這樣的教學成果如何向家長交代呢？于是，考試便成了遮羞布，它讓家長既看不到老師的教學品質，也看不到孩子有沒有真正學到知識，看到的只有分數(shù)與成績。這便中了“女王”們的下懷，因為把實踐能力換成死記硬背來考試，規(guī)避了老師們沒有社會經驗的短板，而把學習結果的好壞完全歸因給了孩子。
張輝誠老師由此得出一個可怕的結論，亞洲的課堂，其實不是為學生求知而設，而是為一些不愿創(chuàng)新的老師們設立的一個職業(yè)庇護所。
臺灣的高考前復習
短視成功學
有了填鴨的教學法、專制的“女王”，以及老師們握得住導向，家長卻只能看見結果的考試，家長與孩子們不迷戀起數(shù)字已然不行了。
不過，一個人人生的成功與否，完全取決于它所給出的數(shù)字是否正確，這是不是很偏執(zhí)？在最近的奧數(shù)國際競賽中，輸了比賽，卻興高采烈的中國家長態(tài)度，似乎已經說明了一切。
假使以分數(shù)論英雄，這對每一個孩子其實都是一種不公，因為不論孩子們如何努力去死記硬背，套用公式，分數(shù)與成績總會把孩子們分出個三六九等。張輝誠說，上等與中等生，其實還要好過一些，可那些總是考試在后面的小孩子呢？他們其實不是在念書，而是一直在陪讀，且是帶著強烈挫折感去陪讀。
“想想看，各種考試結束，張貼光榮榜時，這些孩子們的名字永遠是缺席，各種課堂教學當中，這些孩子們的名字在老師口中往往也是缺席，沒有人關心，也沒有人發(fā)現(xiàn)他們，最終，亞洲的課堂不僅沒有給予他們任何良好的社會能力訓練，相反他們在挫折與壓力中度過了人生最美好的十幾年。”張輝誠說。
然而，取得高分的績優(yōu)生就能獲得分數(shù)帶來的長久紅利么？
張輝誠發(fā)現(xiàn)，最近十幾年，臺灣的青年人對讀書的興趣始終在下降，而大學畢業(yè)生畢業(yè)五年以后頭腦中存儲的知識遺留量僅為全部知識的5%。這些或許在佐證臺灣當下教育一個現(xiàn)實觀點：知識是用來拿分的，分數(shù)是用來使用的，分數(shù)“變現(xiàn)”了，知識也便沒有用了，孩子們自然沒有心情再看書了。
“本來，知識還可以依靠自己的魅力吸引青年人，但很多學生在學校里面受盡了折磨，離開了學校之后他就不再對任何的學習、閱讀產生任何興趣，這個就是一個很荒謬的教育結構。”張輝誠說。
而“女王”們似乎還要為社會上的某種短時的功利心態(tài)埋單，“你讓孩子們浪費了大好時光10年，最后只是為了交換一個分數(shù)，教育的過程只為幾年后的一個考試結果，試想他們畢業(yè)以后又該何去何從？”張輝誠說。
張輝誠曾與一位知名物理學家相遇，這位專家說，有兩個孩子最重要的東西在低成效、爛品質學校教育被破壞光了，一個是好奇心，一個就是創(chuàng)造力。
還有一種結果叫做互虐。無論對老師還是學生，在一個一邊求穩(wěn)，一邊趕進度的“死水潭”里一唱一和，浪費的都是彼此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