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不僅需要合作，也能保持合作，因為兩國人民的長久友誼使我充滿信心，二戰中，中國村民營救美國飛行員，兩國人民從那時起就結下了兄弟般的情誼。”這是2015年9月25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白宮舉行的歡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彭麗媛夫婦晚宴上致辭中的一段話。在電視上看美國總統致辭已經很多次了，唯獨這次感受到他講的話距離我們的現實真的很近，因為奧巴馬講的事情就曾發生在我們身邊，發生在桂林及其周邊的那些地方。
二戰美軍飛機失事人員紀念銅像。
位于桂林興安縣的貓兒山是華南的最高峰，在大山的茫茫竹海林濤中湮沒著許許多多與戰爭有關的歷史傳奇，二戰期間美國飛虎隊機組發生在這里的悲壯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九月初的一天，我們在興安縣委宣傳部蔣柱國副部長的帶領下，前往貓兒山參觀剛剛建成的“美國飛虎隊”紀念館。車從山腳下出發，沿著盤山公路行駛半個多鐘頭，到達三江源入口處時，蔣部長讓司機把車停在路邊，帶著我們來到山坡上的一個雕塑園。雕塑園建在半山腰上，迎面左側立有一塊天然大理石制成的紀念碑，右側是“美國飛虎隊”十位飛行員的銅雕。紀念碑是由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和廣西軍區共立。碑文記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兩國共同抗擊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期間，美國陸軍第十四航空隊三七五轟炸中隊一架B-24轟炸機不幸于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在桂林市北貓兒山地區墜毀，十名機組人員全部遇難。他們是：皮爾龐特、托曼戴爾、丹明、沃特、戴路希爾、杰格、凱雷、基爾希、伯克雷和奈瑟伍德。一九九六年十月二日該機殘骸及機上人員的部分遺骨和遺物被發現，特立此碑，以志紀念。”
機組人員的等身銅像雕塑得栩栩如生，十位飛行員的動作和神態完全是根據他們生前最后一張合影雕刻而成，或立或蹲，神情各異。在我看來，照片與雕塑不同之處就在于前者引人遐想，背后有無限的可能。照片是活的，因為我們可以把它拿在手中，夾在書里，放在桌旁，可以想象到照片上人物的生活和衰老。而銅像則是死的，是山坡的“鎖鏈”，是記憶的“錨”。它否定一切與未來的對話，只鼓勵對過去的祭奠，抑或肅立與凝視。
無論是美國士兵，還是美國飛行員，他們首先是美國的年輕人。戰場上，他們表面總帶著一種稚氣的快樂，抑或是一種玩世不恭的個性表情，即便大戰在即或面臨死亡，他們向人們傳遞的仍然是一種美國式的樂觀。事實上，他們的內心卻帶有對使命的責任感和年輕的熱血沖動。對他們我更多的是在看了許多美國的戰爭影片后了解到的。這十位飛行員自然也不例外，我從他們銅像的眼神中看到了他們對生活的熱愛和對生命的渴望，從他們的表情里看到了徹底消滅敵人的自信和勇敢。正因為了解和理解才使得我懷著一種欽佩，向著這些英勇的“小伙子們”舉起了敬禮的右手。
飛虎隊十位機組人員生前最后的一張合影。
離開雕塑園，汽車向山頂開去，就一會兒的功夫，剛才還陽光燦爛的山間，一下變的大霧彌漫。坐在車的前排，都很難看清前進的山路。此時，我在遐想，70年前大概也應該是在這個季節，飛虎隊的這個機組是不是就遇上這樣的天氣呢？當時十個人是怎樣的一種狀態呢?假如那天沒有大霧呢？假如他們勝利返航了呢？他們會不會就成了美國的政治家、科學家或者是農莊主了呢？盡管歷史不可以假設，我還是想用一個假設的歷史來告慰一下內心深深的惋惜。
在濃濃的大霧中，汽車用小心翼翼地速度極其緩慢的爬到了山頂。
用飛虎隊的鯊魚飛機頭裝飾的飛虎隊紀念館，讓人有了一種穿越感。
山頂一塊平坦的場地上，一座用飛虎隊鯊魚飛機頭裝飾的紀念館出現在我們眼前，看著霧中的紀念館，巧遇的天氣形成的歷史穿越感油然而生，這仿佛就是那架失事的美軍飛機——“飛虎隊”375轟炸中隊40783號B-24轟炸機。1944年8月31日16:30機組從柳州基地起飛，在執行完轟炸臺灣某港口日本軍艦任務的返航途中，機組被告知柳州機場遭受日軍襲擊，飛機須改航線飛至桂林秧塘機場降落，隨后，這架飛機便與地面失去了聯系。這十位飛行員連同他們的飛機的去向就成為了世紀之謎。盡管戰爭早已結束，可他們卻在無人知曉的地方長久保持著當時的戰斗姿態，直到有一天他們被兩位中國村民發現后，才收起保持了半個世紀的姿勢，起身回到了本該早就回歸的祖國和他們的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52年后，中國村民對飛虎隊的又一次大營救就從這里開始了。
飛虎隊紀念館內墻壁上的照片與現實中的飛機殘骸。
據紀念館人員介紹， 在貓兒山的黑沖峰有個“仙愁崖”。1996年10月2日黃昏，正在懸崖邊上采藥材的興安縣華江瑤族鄉高寨村農民潘奇斌和蔣軍準備翻過山頭回到住處過夜。爬上一棵大樹探尋上山路徑的潘奇斌突然發現不遠處崖壁邊的巖隙中，有一大塊鏡子一樣的物體正在反射著夕陽的余暉。頓感奇怪的他們迅速爬到懸崖上方想一探究竟，結果在懸崖斷層的樹叢中，發現了大量已生銹的破銅爛鐵，其中能分辨出的有機關槍、輪轂和人的遺骸。大部分飛機殘骸已被樹干和樹根纏繞，懸崖高處的花崗巖被撞擊開裂的痕跡依稀可辨，反射太陽余暉的就是一片因漆面脫落而露出金屬銀白色的機翼。在接近懸崖最高處的巖縫中，還牢牢地嵌著飛機發動機螺旋槳的葉片。“原來有一架飛機在這里墜毀了。”兩位農民被眼前情景驚呆了。天漸漸黑了下來，大霧彌漫了整個山頭，耽誤趕路的他倆沒辦法下山了，只好在懸崖上熬過了一夜。這一夜兩位村民一定想了很多，猜測著眼前的這一切將會給他們帶來什么。
紀念館櫥窗里陳列著失事飛機上的重機槍和氧氣罐。
第二天，天剛亮，兩位村民趕緊下山到縣城，將此事報告了縣政府，興安縣立即組織考察隊，在兩位村民的引領下，來到墜機現場進行考察采樣。
考察隊經過仔細搜尋，在飛機殘骸中找到一塊上面清晰可見“40783”字樣的金屬牌，估計是飛機編號，后經專家進一步鑒定確認：失事飛機是美軍二戰時援華抗日的“飛虎隊”戰機。貓兒山美軍二戰飛機殘骸和機組人員遺骸、遺物發現的消息，在海內外引起轟動，美國國防部戰俘及作戰失蹤人員辦公室發言人拉里·格里爾說，美國在得到中國的通報后，審查了美國二戰期間援華空軍的檔案，已確定空軍最初報告的飛機失蹤的地點，并已證實了機組人員的姓名和發現的飛機殘骸是一架美軍B-24重型轟炸機。美方還向中方提供了機組人員在執行任務前與戰機的一張照片，就是那張現已成為雕塑的合影。
貓兒山上，存放十個小伙子合影的紀念館與他們的銅像不過幾百米。半個多世紀，這幾百米山路鎖住了多少大洋彼岸凝望東方的眼神，回蕩過多少盼子歸來的喃喃自語，堆積了多少對奇跡的信仰和絕望。盡管那些散落在貓兒山懸崖上半個多世紀的骨骸已經回到了美國，但英雄的血肉早已隨著雨雪風霜化為土壤。貓兒山上的草木也因此仿佛有了靈性，讓人們肅然起敬。
如果說這一切都是現實與歷史的偶然相遇的話，那么接下來發生的又是一件現實與未來的巧合。
美方在第一次到現場搜尋遺物遺骸時，隨同到現場采訪的“美國之音”駐香港女記者何宗安，在從山上返回途中不慎墜落到幾十米以下的山谷，幸好被懸崖邊的一棵枯樹攔住。潘奇斌與武警戰士冒著生命危險攀爬到懸崖邊救起了女記者，然后架起人梯，用雙手緊抓石縫或樹根，雙膝跪在巖石上傳遞4個多小時，將身受重傷的何宗安背到山下。經當時的桂林地區人民醫院全力搶救，何宗安轉危為安，接著又轉到香港醫院治療。何宗安痊愈后，還專程再赴故地向潘奇斌等人贈送禮物表示感謝。緊接著，時任美國總統的克林頓也聞訊從華盛頓向潘奇斌寄來感謝信。美國總統親自給中國一個山村的村民寫來感謝信，這一舉動恐怕是更想印證什么是“兄弟般的情誼”吧。
時任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親自寫給潘奇兵的感謝信。資料圖片
克林頓在感謝信中寫道：“潘奇斌先生：‘美國之音’記者何宗安女士滑落貓兒山山崖時，您無私地營救她，對此我們深表謝意。您的英勇行為，將會作為超越種族和文化的差異的典范而被美中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所牢記。您的行為證明，您是一位真正的世界公民。您的勇敢和機智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謹代表美國人民，對您表示衷心的感謝。”
潘奇斌就拿著克林頓總統的這份親筆感謝信前往美國駐廣州領事館辦理了赴美國的簽證。之后，潘奇斌就移居到美國，憑著他熟練的木工手藝在美國從事起裝修業務。十位飛虎隊員因為他的發現，實現了“回家”的夢想，而克林頓總統一紙感言實現了“世界公民”潘奇斌走出大山的愿望。而與潘奇斌一同發現飛機殘骸的伙伴蔣軍卻沒有這份好運，由于種種客觀因素，他除了年紀仿佛沒有發生任何變化。
當年飛虎隊在桂林秧塘機場的情景。 資料圖片
歷史上，“飛虎隊”在桂林其實只呆了一年，但他們為了和平和正義勇于獻身的精神直到今天還深深地影響著當地的居民。盡管中美兩國隨后便在朝鮮針鋒相對，但這并不妨礙兩國人民對那段同仇敵愾，并肩作戰歷史的緬懷。隨著歷史發展和人們認識的深化，中美兩國的關系和兩國人民兄弟般的情誼是不是可以不再用那場漸行漸遠的戰爭說事兒了，而是要建立一種在謀求世界和平前提下的真情實意。因為在中國人看來，既然說兄弟情誼那就應該是血肉凝成的手足之情。
“美國飛虎隊”的故事告訴我們，戰爭的確有正義和邪惡之分；但十個鮮活的生命從照片變為銅像，同樣告訴我們即使正義的戰爭也與人性格格不入。我紀念英雄，但絕不謳歌戰爭；就仿佛我對照片的熱愛和對銅像的敬畏一樣涇渭分明。
關于作者：火炎，中國日報廣西記者站站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