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31日是錢學森先生逝世六周年的日子。世人提及錢學森，口頭筆端多是諸如“世界著名科學家”、“空氣動力學家”、“中國航天之父”、“中國導彈之父”、“中國自動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之類的頭銜，可謂極其高大上，不僅難以望其項背，更因其豐功偉績涉及國家最高機密而對他不甚了了。他只是一個輝煌的符號存在于天上，正如他所研究的空氣動力學，涉及的是九霄云外之事，與凡人無關。
然而，因錢厲兩家世代交好，我自幼便自父兄處了解的錢學森的故事，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平人的故事，并非遙不可及的神話。在家族的集體回憶中，他親切熟悉，情深意重，是世交故舊的翩翩佳兒，也是扶危濟困的敦厚師長。而且，他一生的許多重要階段均與我家人或喜或悲的人生在時空中交匯出精彩的集合，并經歲月沉淀，構成了錢厲兩家值得共同回味的私家歷史。
為了不致讓時間的離離野草湮沒后人追尋歷史的路徑，我近年來對往事頗作了些考據整理。幾經春秋，往還多地，現在面對這些得來不易的資料史實，我不禁慨嘆自己著手太晚，動作太慢，而可寫的東西實在太多。
今年恰逢錢學森老先生歸國60周年，時至錢老忌日，我想要寫篇紀念緬懷的文章，竟是萬語千言，不知從何說起，更恐自己下筆千言，離題萬里，不知所云。思之再三，這一刻，我且不去說那些拜相封侯，亦不去講那些驚天動地，僅披露一些私家珍藏的錢學森的個人軼事，解析當中所涉的兩家父輩的別樣人生，漫談究竟怎樣才能成就一代英才，淺見芻議，不免貽笑大方了。
錢塘繁華地 朱門錦繡人
錢家與厲家均為杭州世家。錢家祖居臨安（今杭州），為五代吳越國之創建者吳越王錢镠之后。因錢镠在位時德政卓著，被百姓尊稱“錢王”。后宋太祖趙匡胤一統天下時，錢镠之孫錢弘俶又有遜位保民換取和平之德，故后人為紀念錢氏功德，先于北宋熙寧年間在杭州玉皇山上建“表忠觀”，后于明嘉靖年間將其遷至西湖東岸湖畔并重建為“錢王祠”，至今猶存。傳至錢學森已是第三十三世。
而杭州厲家系周朝姜太公（即姜子牙）的后人，傳至清代康乾年間又出了一位詩壇名宿。遙記家中舊居有一間先祖堂，供奉的“高祖”牌位即清代著名詩人、學者錢塘（今杭州）厲鶚（字太鴻，號樊榭）之排位。今杭州西溪國家濕地公園即矗立著清代光緒初年重修并定名的“厲杭二公祠”，專門奉祀厲鶚和杭世駿兩位文學名家。
世家門風加上地緣關系，更有許許多多的因緣際會，使得兩家情誼亦像代代傳承的祖先血脈一樣綿延不絕，恰似西子湖畔春日千絲萬縷的綠柳。
學淵尊大人 樹茂在根深
錢學森既生于鐘靈毓秀之地，簪纓詩禮之門，可說是得享先天的恩賜。當然浙杭世家亦多紈绔子弟坐享其成之流，因此出身門第確實并非成才之必要條件，此處提及，無非是因為個人認為要成為不世出之大家，其必然具備一部分他人不可復制的條件或機遇而已。
至于后天條件方面，錢學森也可以說是比較幸運的。他晚年常說，“我的第一位老師是我的父親”。父親的確在他人生的起步階段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錢家是依照“繼承家學，永守箴規”八字論輩取名的。錢學森祖父錢承慈為杭州絲商，育有二子，長子家潤，字澤夫；次子家治，字均夫，但兩人后來都以字行。錢家老宅在東街路887號（后改為建國北路369號），位于現在的錢學森故居東北方向不遠處，錢學森的父親錢均夫就出生在那里。而被作為錢學森故居的清代大宅，實際上是錢學森母親章蘭娟的嫁妝，坐落在今杭州市上城區馬市街方谷園2號。錢均夫是與章蘭娟結婚后，才搬到那里的。
錢均夫與我大伯父厲綏之（名家福）早年曾一同就讀于清末杭州知府林啟所創辦的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兩人因家世相近，情趣相投，漸成莫逆之交。錢均夫與大伯父一同考取了“庚子賠款”留學生，于1902年同赴日本公費留學。同去的還有周樹人，即魯迅，三人曾同班同寢室。大伯父還是接受了魯迅的意見選讀的醫科，只不過后來大伯父考入了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而魯迅則棄醫從文了。錢均夫沒有像魯迅和大伯父那樣學習醫科，而是志在教育。他考取的是東京高等師范學校，學習教育學、地理學和歷史，并于1908年畢業。這段時期，錢均夫、厲綏之和魯迅三人雖在不同學府，但大家仍時常聚首，縱論天下，共抒救國宏圖。他們回國后，彼此還常相往還，情誼依舊。
自同窗契友，至負笈東瀛，同在異鄉為異客的成長境遇加上兩家的世交之情，使得他們兩位此后數十年里一直感情深厚、交往甚密。厲綏之1909年學成回國后，為中國第一代西醫，同年被清廷授予“醫科舉人”；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曾擔任浙江陸軍醫院院長，后又在沈鈞儒先生的支持下，于1912年與他人共同創辦了浙江醫學專門學校（浙江醫科大學前身）。據言，這是中國國人自己籌資創辦的最早的醫學專門學校。留洋歸國后的大伯父曾名噪一時，因有他那般資歷的醫生當時在國內較少見，多有達官顯要邀大伯父為其醫病診治，而大伯父亦不辭辛勞，懸壺桑梓。錢家人若患病，必先征詢大伯父的意見。錢學森兒時曾患腦膜炎，攸關性命，是在大伯父的協助醫治下才得以痊愈的。而錢學森與近代著名軍事理論家蔣百里之女蔣英被傳為佳話的結合也是由大伯父作冰的。
正是因為錢、厲兩家深厚的關系與情誼，我才有幸從父輩那里了解到許多錢均夫和錢學森的故事。
作為父親，錢均夫并非奉行中國傳統家長制文化，高高在上的父親大人，而是毫不掩飾愛子之情的一名典型慈父。據大伯父回憶，錢均夫十分疼愛錢學森。他曾回憶說，錢學森兒時很怕雷聲，每逢天空打雷，錢均夫總把兒子摟在懷里并用手捂住他耳朵。沒想到從小怕打雷的孩子，長大后竟然成了中國的“導彈之父”。
由此，我不禁聯想起近年來流行的所謂“虎媽”、“鷹爸”的做法——硬是要違背幼兒的天性，視孩童特有的脆弱稚嫩為膽怯懦弱，非要懲罰式地給孩子“練膽量”，不是寒天跪雪地就是扔下深水池，除了能夠吸引眼球炒熱自己的暢銷書以外，真的能作育英才否？愚以為不然，至少對怕打雷的孩子加以溫柔呵護并不會讓他成為一個懦夫，日后錢學森突破美帝層層阻撓歸國報效，不也是錚錚鐵骨，英勇無畏？幼苗該當嫩弱，大樹方能參天，那些嘩眾取寵的父母，究竟是教育孩子還是自我營銷，真有必要好好想個清楚。
錢學森母親章蘭娟是杭州富商之女。她性格開朗，知書達理，心地善良，聰穎過人，尤善刺繡，還頗有幾分數學天賦，心算很快，堪稱秀外慧中的大家閨秀。據說錢學森兒時常同母親做心算游戲。他的聰明智慧可能也繼承了母親的優秀基因。
錢均夫夫婦二人對獨子的培養，傾注了全部心血。他們一貫主張要兒子多讀一些有關中國傳統文化的書籍。錢均夫在兒子赴美前，還特意為他準備這類書籍，提醒他在國外攻讀專業之余，不要忘記閱讀這些典籍。2005年3月，錢學森在北京301醫院曾深情地談道：“我父親錢均夫很懂得現代教育，他一方面讓我學理工，走技術強國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學音樂、繪畫這些藝術。我從小不僅對科學感興趣，也對藝術有興趣，讀過許多藝術理論方面的書。”
正是由于錢均夫注重培養錢學森的藝術素養，錢學森逝世后，見諸報端的許多悼念文章才皆稱他“多才多藝”。這倒是千真萬確，并非溢美之詞。關于這點，我倒可以說是“親身”體驗過的。
故事發生在1934年南京市頤和路20號，一幢二層的小洋房里。是年，錢學森從上海交通大學畢業，在赴南京中央大學考取清華公費留美生期間，曾暫住于此小洋房。據此間女主人講，那時的“錢學森身著長衫，左臂還帶著黑紗，因其母去世不久”。這位女主人上世紀二十年代曾畢業于國立上海音專鋼琴科，有著良好的音樂素養，彈奏鋼琴是她每日必受的精神洗禮，這天也不例外，況且這時的她已身懷六甲，美妙的古典小品不僅可以怡情悅性，啟迪心智，也可以轉移哀傷。熟悉的琴音將被淡淡的哀愁籠罩著的錢學森吸引了過來，他靜靜地走來，幾乎沒有發出任何聲響，生怕打擾了鋼琴前專注于音樂的女主人，女主人也未察覺到錢學森已站在了她的身后，一曲彈完，錢學森才開口，說：“你彈的是PourElise吧，”之后他就繞有興致地與女主人聊起了音樂，從《致愛麗絲》樂句的處理、和聲的色彩到他個人對不同嚴肅音樂的偏好和見解，再到西洋音樂家們的軼事掌故。錢學森談性甚濃，看得出他對音樂有著純粹的熱愛。那位女主人越聊越覺得吃驚，錢學森在論及音樂時不經意間引出的許多音樂家的掌故連鋼琴專業出身的她都還不知道，她當時的第一感覺就是，錢學森的談話很有深度，很有見地，他對音樂也很有領悟力。
讀者或許會問，以上這些細節作者何以能如數家珍般一一道來？實際上，當年錢學森暫住的那幢小洋房即是我家南京故居，那位女主人即是先慈，而那尚在腹中即有幸與青年錢學森“妙音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的胎兒便是本人，這也可謂是一段奇妙的因緣。
可惜的是，日后我或因宦游帝都，或因出使海外，未能回鄉盡孝膝下，而當時的假期又極其短促，故而與雙親聚少離多，也無緣向他們多加了解一些往事，否則定能留下更多關于錢學森的私家軼事。還算慶幸的是，母親曾親口告訴我上述往事，讓我了解到了錢學森出人意表的音樂修養。
除了讓孩子廣泛涉獵，浸潤在多元化的熏陶和滋養之中，錢均夫也十分重視對孩子采取寬嚴相濟的教育方法。但其“嚴”并不是一刀切式的令行禁止，而是充滿“絕知此事要躬行”的求實精神和民主色彩。據家人回憶，當時少年錢學森若要看某部電影，必先要向父親提出，由錢均夫先到杭州城站電影院去看過一遍后，再告訴他是否可去看。由此可以看出錢均夫在子女培養上的慎重和細心。
作為一代教育家，錢均夫在積極為國家的教育事業貢獻力量的同時，也在親自悉心培養錢學森，在事業與家庭間尋求平衡，既沒有像時下有些父親“一心撲在工作上”，把教育孩子的任務交給妻子做甩手掌柜，也沒有像有些家長那樣辭職陪讀，放棄追求自我卻強迫孩子去實現自己沒能實現的夢想。
1908年春，錢均夫從日本高等師范學校史地科畢業后，曾在日本考察教育半年。是年冬回國，在杭州浙江兩級師范學堂及浙江高級法政學校任教，并于1911年擔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學校長（現杭州四中和杭州高級中學前身），先父厲麟似（名家祥）當時正就讀于該校。
錢均夫實際上曾兩次擔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學校長。第一次在任時期，適逢辛亥革命爆發，社會動蕩，學校被迫停課。錢均夫隨即遷往上海（錢學森因此于1911年12月出生在上海），并于次年在上海創辦“勸學堂”，培養熱血青年，投身民主革命。1913年春，浙江省立第一中學重新開課，錢均夫攜眷返杭，繼續擔任該校校長。錢均夫這兩次擔任校長的時間并不長，前后僅兩年，但期間恰好先父在該校讀書因而得以聆其教訓。而由于錢厲兩家關系深厚，且錢均夫與大伯父厲綏之情同手足，故先父與錢均夫先生建立了相當密切且有趣的師生關系，并終其一生都維持著這難能可貴的關系。也正是因為父親與錢均夫先生的這種特殊的師生關系，我一直尊稱錢均夫老伯為“太先生”（當時上海話都稱老師為先生）。
1937年到1949年期間，因上海為侵華日軍所侵占，太先生拒絕出來為日本人和日偽政府工作，其經濟上主要依靠錢學森由美國寄錢回來維持，生活上主要靠義女錢月華照料。而有其師必有其徒，先父亦堅決不事倭寇，寧折不彎，以致家中時有斷炊之虞。當時我們兩家同住上海，彼此常有來往。我記憶中的太先生，是位清癯長者，總是身著長衫，留著三綹髯須，給我留下的印象是學養有素、平易近人、和藹可親。太先生同我大伯父一樣，都用杭州話直呼我先父為“老四”。一次先父帶我去太先生家探望，我記得當時他是住在上海愚園路（現江蘇路西側）的岐山村。甫至其家，我十分清楚地記得，當時已過知天命之年的先父進門后，竟像孩子般的東躲西藏，玩起了“躲貓貓”。對弟子的“幼稚行為”，太先生淡然一笑。現在想來，不禁令人莞爾。
可能是受到這位可敬師長的影響，后來先父曾于上世紀一二十年代赴日本上智大學和德國耶拿大學、海德堡大學等校留學十三載，主修的就是教育學，除此以外還有哲學和德國文學等。只可惜先父學成歸國后，因時局動蕩和日軍侵華等原因，未能像錢均夫先生一樣充分學以致用，為國家作育英才，直至解放后受聘于上海外國語學院（今上海外國語大學）方能真正一展所學。
如前所述，錢均夫在教育兒子方面一直堅持親力親為，因此無論出仕何地，時間長短均是攜眷同行。對此，了解當年時局的人定會嘆服。那時，把子女交由妻子，只身赴任以求一身輕松的大有人在，到了任上甚至自有紅袖添香，小星伴月的美事，哪里還想去督課孩子，勞神費力？所以錢均夫之堅持，確實不易。
1914年，錢均夫到北平國民政府教育部任職，時年3歲的錢學森也被帶往了北平。1928年，錢均夫辭去教育部公職，被委任到浙江省教育廳任職。1929年錢學森從北京師大附中畢業，沒有就近報考清華、北大而是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學機械工程系（因其當時熱衷于“實業救國”和“鐵道救國”，而當時直屬鐵道部的上海交通大學鐵道機械工程專業被認為是全國首屈一指的）。此后，全家就從北京遷回了杭州。1934年冬，錢均夫因病退休，全家又遷居上海。
投我以木桃 報之以瓊瑤
據大伯父子女相告，1955年錢學森由美國回國后，在上海省親期間，還專程去看望了大伯父厲綏之。此事當時是由派出所先通知厲家，錢學森登門探望時派出所還特意派遣專人在厲家四周巡視。錢學森當時很得意地告訴大伯父說，這次自己回國得到了全家的支持。那時雖然錢學森子女尚年幼，但他關于回國一事曾特意征求子女意見，大概意思是說“爸媽決定離美回國，你們是留美繼續學習，還是一起回國？”結果，兒子錢永剛果斷地回答：“Papa，you’re talking nonsense!”（意即，爸爸，你說什么呢！我們當然跟你們一起回國）當時錢學森轉述兒子的這句話，是用英文說的，所以即使時隔多年，仍言猶在耳。當時，錢學森還當面向大伯父叩謝，以表對當年救護之恩的感激之情。
先父因比錢學森和其堂弟錢學榘（在錢均夫資助下亦成為出色的空氣動力學專家， 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錢永健即為其幼子）要年長許多，故曾對他們多有指導和幫助。據家人回憶，錢學森回國后，他個人曾在舉家前往杭州的途中專程看望了先父厲麟似。當時他向先父深深鞠了一躬，以示不忘照拂之意。
這些看似平常的舉動，其實足見錢氏的家教傳承，以及錢學森感恩念舊的道德素養。
先父晚年在上海外國語學院任德語教授期間曾遭遇文革沖擊。造反派要他寫交代材料時，他雖已臥病癱瘓在床，寫字已很困難，但在簡短的交待材料上，他竟不忘提到1931年他“從德國歸國后，先前中學校長錢家治老師”的教誨。他于1970年去世，比太先生僅晚了一年。
1969年太先生錢均夫在北京不幸逝世，終年86歲。太先生逝世之前，錢學森因重任在外，未能隨侍在側，其時因世交親故多在南方，頗有不便，幸有我岳父施錫祉在京（文革前他從鐵道部華北鐵路工程局調至鐵道部北京地鐵工程局任總工程師，從事新中國第一條地鐵的建設工作），經常去探望并幫忙照料錢均夫老先生。其中緣故是施、錢兩家亦是世交，施錫祉之父，近代著名軍事教育家施承志更與錢均夫交情甚篤。臨終前，太先生極想見愛子一面，惜因錢學森肩負國家使命而未能實現。
于今思之，太先生一生雖然西學為用，但其教養愛子以及教書育人之道，處處體現出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教育理念。其正是一直遵循著《禮記》中“師者也，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也”的正道而行。對此，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深入淺出地進行過闡述，他認為：“先生不應該專教書，他的責任是教人做人；學生不應該專讀書，他的責任是學習人生之道”，“在教師手里操著幼年人的命運，便操著民族和人類的命運”，“因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壞，縱然使你有一些學問和本領，也無甚用處”。
正是因為有這樣的父親，正是因為父親傳授的人生之道，錢學森在面臨是選擇美國的優渥物質條件和個人錦繡前程，還是選擇回國后的艱苦條件和艱巨任務的時候，才能不顧一己之私利，寧可遭受圍追堵截和冤獄軟禁也要存報國理想，全民族大節，并最終為新中國創造了奇跡，從而深刻影響了中國乃至世界的格局和歷史發展，像祖先那樣保國安民，成為億萬人的英雄和楷模，也續寫了整個家族的傳奇史詩。
反觀與錢學森同一歷史時期的，同樣具備蓋世才華的一些科學家，卻因服務于納粹，壞掉了做人的根本，其絕世本領不過用于制造毀滅一切的戰爭機器。他們終因德行有虧，有些成為戰犯身敗名裂，即使未受懲罰的，也終不免遺臭萬年。
這些年來，每每有境內外媒體報道，因為不會處理嫉妒或失望等情緒問題，門門全優的中國學生在外國高校持槍殺人、自殺，更有成績優異的學生投毒殘害同門或干脆揮刀亂斬，血濺校園。在對這些學生的口誅筆伐中，也有一些對教育問題的思考。有的的確振聾發聵，比如，有文章指出我們現在的教育，再沒有培育出什么大師級的人物，令我深有感觸。
的確，每年數理化奧林匹克獎牌我們都幾乎包攬，各類考試全優滿分的學生不知有多少，可是這些人又有多少能成為真正創造歷史，造福民眾的大家？應試教育不知扼殺了多少自由靈魂對未知的探索。因此小兒少年貪玩逃課之際，我竟沒有以樂羊子妻停機之德勸喻向學的動力了，這正是最為可怕之處。
竊以為，若要培養出錢學森這樣真正的大師級人物，須得提供真正深厚的沃土給幼苗，讓它深深扎根，緩緩生長，盡量吸收營養，才能有朝一日看到參天大樹的茁壯。而揠苗助長填鴨催肥之術，終會消化不良，搞不好還會適得其反。然而當前在升學壓力（這往往給學校和老師帶來追求還是犧牲效益的選擇困難）和就業壓力（這給父母和孩子帶來的是理想與現實的選擇困難）面前，太多人屈服了，忘記了人性的本真，拋掉了教育的根本，追逐著某些片面的成就，其實透支的是整個民族的未來。
前不久，小兒母校清華附中迎來百年校慶，一時間傳為盛事。眾人皆知“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道理，但若要堅持做到，實屬不易。我固然慚愧自己當年借口忙于工作對孩子教育不聞不問，卻又慶幸妻子并非“虎媽”，能讓兒子依其天賦，自由發展，對其個人愛好予以鼓勵而不加鞭笞；結果他反倒成為該校百年歷史上第一個國家一級西洋樂器藝術特長生。我更要慶幸這所老牌名校教育有方，強調德育，其“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校訓就要求學生自己把德育和智育的關系擺正，要做到道德為先，努力把自身修養做好，以便在將來肩負起成為中流砥柱，造福社會的重任。
歲月如梭，已是一介老朽的我自知駑鈍不才，回天乏力，只能作壁上觀，聊發議論。如今惟愿后來者可以從故人往事中借鑒真經，汲取力量，振臂高呼，雷厲風行，以繼往圣，開來學，而大有功于斯世也。
下筆千言，猶恐言不及義，謹以拙作七律一首作結，以為概論。
《無題》
作者：厲聲教
癡盼成龍如夢中，揠苗唯恐不爭先。
曾鞭仲永題金榜，誰料余生亦泯然。
回看古人多智慧，明德解惑自思賢。
顏回簞食得其樂，子路結纓更不凡。
（作者系資深外交官，雙語作家，美國《赫芬頓郵報》等多家國際知名媒體特約專欄作家，外交部特約研究員，南京大學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