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亞非萬隆會議召開60周年，同樣也是中國崛起后外交領域挑戰最多的一年之一。當人們對新中國總理周恩來在會議上三度力挽狂瀾，樹立萬隆精神記憶猶新時，今天的亞洲命運、南海危機、一帶一路挑戰三大問題也考驗新時期的亞州"團結"大會。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4天三會多輪會談中再次展現出中國總理的外交魅力，三度把握大局，讓友好、合作的命運共同體成為亞洲發展的新方向。
先讓我們回顧一下，60年前中國總理周恩來在萬隆亞非首腦會議上表現吧。
那時，萬隆會議召開之際，美國正在對中國進行圍堵，并扶持臺灣當局制造緊張局勢；新中國成立后，亞洲出現了一個面積占亞洲五分之一的社會主義大國，猜疑與恐懼同樣彌漫于亞洲世界。
在這種嚴酷局面下，參加萬隆會議的中國總理周恩來，先躲過了"克什米爾公主號"的暗殺，又在萬隆會議的第一天結束時遭遇意識形態攻擊--新中國被抹黑成擾亂世界秩序的三大因素之一。
沒想到，周恩來總理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一席話，把敵視與緊張氣氛中的亞洲各國拉了回來。
第二天，又一輪意識形態攻擊被周總理以私下會晤的溝通化解。第三天，當亞非結盟國家與不結盟國家的爭吵幾乎讓亞洲走向分裂時，周恩來再次起立發言，提出了和平共處，求同存異的五項原則，后來成為著名的萬隆精神。
萬隆會議的成果影響深遠。萬隆會議60周年之際，多國政要盛贊，中國總理周恩來在會議上三次的關鍵把握，推動了亞洲此后60年的和平。
歷史于今天總有驚人的相似。
在經歷60年彼此尊重，獨立的發展以后，2015年的東亞三輪峰會背后隱藏著許多事關中國與亞洲未來發展的大問題。比如，中日韓與東盟在命運共同體的十字路口前不走了，美國依舊在炒作南海問題，妄圖在東亞各國間樹立中國威脅，遏制崛起的中國于第二島鏈。而一帶一路面臨日美攪局，東亞多國猶豫觀望。
可以說，新一代中國總理李克強在出訪赴會前，面臨這三大考驗。
有評論說，此次馬尼拉舉行的三輪亞洲首腦會議沒涉及南海問題，更沒什么危局。可一位東盟外交人士透露，在此次峰會上，一些國家提出了南海問題，甚至有激烈批評。
在不同場合，域外國家首腦奧巴馬與安倍晉三都發言點名南海問題，為爭議造勢，菲律賓則充當了"急先鋒"。
"各位同事！ 剛才有的同事談到了南海問題。這里，我有必要講一講目前的真實情況和中方有關立場... ...遵循我們之間達成的宣言、協議，用和平對話而非相互指責的方式處理問題。"
在第十八次東盟與中日韓（10+3）領導人會議上講話的結尾時，中國總理的的一席話再次扭轉了會議局面。
隨后，李克強提出了南海問題的五點倡議，與東盟國家就"南海行為準則"達成了共識，將南海問題的基調從爭議拉了回來，避免會議走向破裂。
可這場會議的"外交戰"并未結束。如果說南海問題是中國總理此次東亞峰會遇到的"明槍"，那么拆臺、攪局中國"一帶一路"政策便是無處不在的"暗箭"。
比如日本，看到中國推出一帶一路，便馬上推出1100億美元的亞洲基礎設施建設資助計劃，并推動日本投資從中國轉向東南亞轉移。
"亞洲增長正逐步轉向新的層次，而最佳合作伙伴就是日本"，安倍最近多次這樣公開表示。
為何日本要與一帶一路如此"較勁"？這其中不乏有美國的影子。但有一點可以看清，那就是一帶一路是在中國與歐洲間建設陸上和海上交通基礎設施，這便意味著今后連接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市場，大部分將在東半球完成交易，陸路運輸也將替代部分海運。
這對于位于西半球，依靠海運興國的美國與日本，可以說是全球貿易上的毀滅性打擊，特別是地勢狹小的日本。
因此，日本阻撓一帶一路不遺余力。在會議期間，安倍不斷推銷日元貸款，拉攏菲律賓促成高鐵項目，示范東盟。
對此，"克強"節奏再次把握住了中國與亞太多國合作的主動。此前在中日韓峰會上，克強得到了韓國的有力支持。在吉隆坡，李克強在開會間隙，不斷會見新朋舊友，21日上午與印度總理莫迪會晤，下午在會上對東盟各國訴求一一回應，會議間隙與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磋商，入夜，他先后會見了老撾總理通邢和新西蘭總理約翰·基。
有媒體說，李克強在馬尼拉的會見頻率不亞于60年前周恩來在萬隆會議期間的"縱橫捭闔"。
而中國總理釋放出來的善意與誠意，最終收獲到了與會各國信任、諒解與支持。一帶一路政策主張在三輪會議上均得到了與會國家的支持與響應。
不過，拋開外交博弈放眼長遠，60年前周恩來總理經過努力，為中國和亞洲取得了和平發展的有利環境的話。今天，新一代中國總理面臨的最大挑戰其實是在中國與亞洲國家走向更高層次發展上給出答案：一個和平發展的亞洲如何共同度過困境，又如何合作共贏？
三場東亞峰會上，一個集體合照的姿勢讓人印象深刻，那便是十多位領導人各自在胸前交叉雙手，握住左右同伴，左手握右手、右手握左手。
但事實上，在"一帶一路"沿線，東亞各國"步調混亂"，訴求不一，很難真正握手，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正是這樣步調混亂的天災人禍。
可另一方面，東盟作為一個巨大而復合型的經濟區域，"山深林密，回旋有余地"，可以讓不同發展模式，發展階段的國家互補互利。
對此，中國總理李克強又適時提出了促進東亞國家一體化的6點建議，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歷史基礎上，開啟了各國在政治、經貿、產能、安全、文化領域的合作，將和平發展、求同存異的萬隆精神，發展成為合作共贏、開放包容的區域命運共同體新局面，得到了東盟國家的積極響應，2020年這一覆蓋地球一半人口、成員構成最多元的一體化目標有望實現。
或許人們會問，為什么要將時隔60年的兩次亞洲峰會加以對比。但如果這樣"細說"，我們不難看出，兩任中國總理都曾以自己的外交魅力，應對不同的三種挑戰，不僅化解著不同時代的外交難題，同時也順應時代推動了亞洲和平發展。
而萬隆精神與亞洲"命運共同體"，今天已成為亞洲各國的共識，還可以看做是中國總理兩次把握亞洲大局下的時代里程碑，這或許是中國外交歷史的又一次"驚人"的相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