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左派造出“孔子和平獎”，與“諾貝爾和平獎”分庭抗禮，但他們造不出“祖沖之科學獎”或“酈道元科學獎”。因為科學從來不講政治，哪一派都要講科學，先進就是先進，落后就是落后。相比之下，和平從來都是政治的“玩偶”，文學則是意識形態的“囚徒”。
“和平獎”獲得者可以淪為世界笑柄，“文學獎”得主或許是國家叛徒，但科學類諾獎獲得者，卻可以作為世界公民被廣為贊譽，因為他們的發現超越了政治和國界。
中國人對本國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的期盼，在每年冬天諾獎揭曉時都會達到高潮。屠呦呦憑借其在1972年發現的抗瘧藥物青蒿素，獲得了2015年諾貝爾醫學獎。但塵埃落定之后，國內并未出現一場科學熱。
與科學在我國國民中的冷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日本物理學家湯川秀樹憑借提出核電“介子”理論獲得194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成為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日本人，從此在日本國內掀起了一場崇尚科學、投身科研的熱潮，延續至今。
在湯川秀樹之后，至今已有18位日本本土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化學獎和醫學獎，其中有14位是在2000年之后獲獎的。
以屠呦呦為代表的老一輩科學家，抗戰前后上中學，念大學，六七十年代搞科研。他們的科研條件、科研環境和生活水平遠遠落后于今天。但他們對待科學的態度和崇尚科學的精神卻足以令今天的國人汗顏。
科學精神和科學的態度，不是科學家獨有，而應是每個公民的基本素養的重要組成部分。科學家可以在知識和邏輯上強于我們，但在科學精神和科學態度上，每個人都是平等的。
也就是說，每個公民都有平等的權利和自由參與對未知世界的探索，求真和求知，證偽和試錯。也許我們的專業知識遠不及科學家，但那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肆意隱瞞自己對真理的無視，偽裝無知，對探索的痛苦噤若寒蟬。科學從來都是一個民族的事。
媒體有關屠呦呦的報道，大都集中在她不是院士，她沒讓領導送機，對于與她的發現及科學，哪怕是與科普有關的議題，幾無著墨。這反映了媒體作為社會公器的科學素養和專業精神的匱乏，也反映了中國受眾的信息需求趨向。
在互聯互通中，我們心甘情愿地進入了信息的海洋，才發現海水可以滋養魚蝦蟹龜，但卻苦澀粘稠，哪如知識甘露的清冽。上網只需要動眼、動嘴和動手指，我們對塞來的鏈接、播放鍵甘之如飴，卻唯獨忽視了動手、動腦和用心。
網絡社會是信息的海洋，卻是知識的荒漠。它給人制造這樣一種假象，仿佛有了知情權，有了話語權，我們就是世界的主人，其實我們變成了自己的奴隸。
人們總是把失去思考的自由歸結為意識形態的控制，卻唯獨不提自己如何在半推半就之間，在資本和市場編制的信息“霧霾”中放棄呼吸自由空氣的權利，如何乖乖地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歸結為碩儒的標簽。
求知欲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能。科學則是知識之大成。喪失了求知欲，何談科學精神和科學態度。不知道屠呦呦本人領獎回國后如何看待科學在國民中的冷遇。她的演講，通過網絡傳回國內，仿佛魯迅當年對國民的“吶喊”，沒有回聲。那時的麻木是知識匱乏，現在的麻木是求知欲匱乏。
屠呦呦獲獎的消息，終于沒有敵過黃曉明的婚禮。
事情總是對立存在，對于科學的冷漠與關于科學的自大，真實地并立于國民意識的深處，這也是中國人諾獎情結的一個源起。五千年文明史泱泱大國，何患今日蠻夷之“雕蟲小計”，自討我們的內心，何嘗沒有住著這樣一個“滿族皇帝”，和一個“老子富過”的狂人阿Q。
說實話，我一直以“四大發明”為自豪，但最近才發現“四大發明”誕生于1940年代，來自于一位英國科學史學者李約瑟。此君1937年37歲時開始學中文，承蒙中國太太魯桂珍的幫助學語言，讀古籍。
1942年，蔣中正在重慶，聽說李約瑟在搞中國科技史，旋即把李和魯接到陪都。李一年后就在重慶就搞出了“四大發明”的研究成果。在抗戰進入關鍵時期及時提出“四大發明”，大大鼓舞了中國軍民的民族自豪感和斗志，其實這種鼓舞何嘗沒有一直持續到今天？。
1947年，李約瑟回國，1954年他和魯桂珍發表了《中國科學技術史》，為中國人民總結了2000年的科技史，并被中國人奉為科技圣經。但凡是讀過這大部頭的人就知道，作者很多是從古人的文學、隨筆、傳說甚至演義的只言片語中，滿懷希望地尋找著能用今天工業技術解釋的一切偉大發明和偉大創造。
有專門分析這部“著作”的技術帖寫到：“畢升活字印刷只是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講的一個奇聞，從沒有在中國得到過實際應用，中國從來就是用的雕版印刷術。清代中期，中國從歐洲引進了西方古登堡的印刷術，中國才開始了活字印刷的歷史，到底是誰學習了誰的印刷術？有人問金庸，你在《鹿鼎記》中為什么要說莊家印《明史》，非要刻板？中國可是在北宋就發明了活字印刷的，清朝怎么還會用刻板？幾乎要大批判的架勢，金先生苦笑：事實如此。”
1986年有英國學者羅伯特·坦普爾完全根據李約瑟的論據，搞出來一本《中國的一百個世界第一》。這本書今天還作為中國兒童的科學啟蒙教育書暢銷在書店和網店里，真的不知道我們的孩子從小就滿足于自己的國家有那么多第一，長大后卻發現事實是另一個樣子，會怎樣調整自己的心態？不論如何，童年埋下的自大和自卑一樣都難以根除。
發達國家的少年大都不需要去背誦那么多自己國家的世界第一，他們的科普書大都深入淺出，是本國頂級科學家寫的經典之作。如60年前，德國泰斯洛夫出版社出版的一套經典少年百科知識全書《什么是什么》在德國累計銷售數千萬冊。幾十位德國諾獎科學家都是讀這套書長大的。
中國古代有那么多科學家，如張衡、張仲景、祖沖之、酈道元、孫思邈、沈括、郭守敬、李時珍、徐光啟、宋應星等，但我們除了背誦他們發明了什么，對于他們的成長、失敗和人生知之甚少。這樣除了培養自大和無知，還會泯滅孩子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而這兩樣才是一個民族復興的根。
洋務運動以降，中國便展開關于西學的討論，到五四，到新中國。大凡中國的進步無不建立在“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種科學精神和科學態度指導下的探索和突破之上。
今天，中國人有幾百年來最好的物質條件，去擁抱科學，探索未知。屠呦呦演講時，我多么希望，她平實的講述，能夠在每一位聽她講話的中國少年心里播下科學的種子，生根發芽，長成參天大樹；多么希望她能像湯川秀樹一樣，激勵幾代科學家的成長，給一個沉睡的國家帶來科學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