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高鐵昨天開通了，全長308公里，11站，單程一個半小時，老成渝線從成都到重慶要走13個小時。
孫貽蓀坐在成都首發車的二等座上，安靜地看著窗外飛馳而過的風景。離這條高鐵線不遠，就是他1950年到1952年全程參與修建的老成渝鐵路。
途中山區小站旁的山坡上，村民們三個一群，五個一伙，好奇地看著緩緩進站的“子彈頭列車”。“成渝鐵路通車時，火車站附近有七八萬人看熱鬧，”孫老陷入了回憶。
成渝線是新中國修建的第一條鐵路，是四川的驕傲，也是孫老人生的分界線。
孫貽蓀1932年出生在江蘇泰州，父親是私塾先生，母親是上海工人，叔叔是蔣經國身邊的上校文官。1949年南京解放前，蔣經國曾當面邀請他一家人去臺灣。“但叔叔認為共產黨終會勝利，安排我接洽一個重慶的中共地下黨黨員，去了重慶一家報館做了實習生，”他說，少小離家時的情境，今天歷歷在目。
1949年11月重慶解放，孫憑借扎實的家學基礎，以及南京莫愁湖邊接受的高質量的高中教育，順利進入中國人民野戰軍第二野戰軍軍政大學，成了一名軍人。“學的是毛澤東思想，上課的是二野首長，鄧小平還給我們講過課哩，”他說。
半年后，一紙調令調他去修成渝鐵路，身份是筑路縱隊的排級參謀，負責調配人力，監督進度，沿線剿匪。
成渝鐵路是川漢鐵路的一段，從清末修到民國，又修到新中國。孫老介紹，此前四十多年，斷斷續續施工，已經完成了成渝線三成工程量，筑路部隊還要處理大量的土石方、涵洞和小隧道，并完成最后的鋪軌。盡管如此，在國民經濟極為困難的時候，筑路部隊僅用兩年時間就完成了這條山區鐵路。
工程師很多是北洋大學畢業的，技術工人來自重慶的兵工廠，一線工人來自二野士兵，鋼鐵來自重慶鋼鐵廠。還有少量的蘇聯專家，“蘇聯人拿著天文數字的薪水，但工作態度和水平差別很大”。
主要缺少的是好木材。“四川的老百姓非常純樸，很多人捐出了家里保留的壽材，做了枕木，”孫老說道。“山里的農民對鋼軌充滿好奇，對未來的火車更是充滿期待。”
修路時趕上土地改革，在一次縣里的運動前。團首長要求他第二天在運動現場“執行”一個地主，但他以槍法不好，會給部隊丟人為由巧妙地推掉了這次任務。“我沒有理由結束一個人的生命，”他回憶起當時的情況，記憶猶新，但現在還很緊張。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工地上五萬多筑路部隊官兵陸續奔赴朝鮮前線。短時間內，四川政府就招來十萬農民，投入全線505公里的筑路工地，每天得到的報酬是能夠填飽肚子的三頓飯。
成渝鐵路東接長江航道，南連川黔公路，北通川陜公路，西達康藏地區，是建設西南鐵路網的起點，也是支援進軍西藏、保衛邊疆、鞏固國防的重要基地，在軍事上也有重要作用。
1952年7月1日，成渝鐵路正式通車，孫貽蓀也接到了開赴朝鮮的通知，做一名戰地記者，命運翻開了重要的一頁。成都站上火車時，他的朋友請他吃了一碗豆漿、兩根油條，算是踐行。
在朝鮮，他曾目睹清川江畔，美軍轟炸機在不到“一根煙的功夫”把一座城市夷為平地，他曾用身體掩護朝鮮小女孩，在美國空軍戰斗機的掃射中與死神擦肩而過，他也曾在掩體里吃飯時看到剛剛取飯的灶坑被轟炸得面目全非。
在朝鮮，他去過血腥的上甘嶺，見過朝鮮領袖金日成，接待過英雄羅盛教和楊連第的老父親，目睹了老人在烈士犧牲地放聲痛哭。他采訪過美軍戰俘，也采訪過志愿軍戰俘回國后的遭遇。
在當時和后來的文字里，他從沒有把志愿軍寫成“最可愛的人”，也沒有把美軍寫成不堪一擊的“紙老虎”。“他們都是人，你懂嗎？”采訪中他總是這樣反問我。前幾年，他在四川采訪過唯一一個被美軍俘虜的志愿軍女戰士，是個軍醫。
戰場上這位軍醫為了救助一個腿部受傷的美軍士兵，把僅有的炒面讓給敵人。自己靠吃野菜為生，結果中毒昏迷，后被美軍俘虜。“她不愿暴露自己的身份，也不想再提被釋放后的生活，”孫老說。
直到1954年幫助朝鮮修完連接東西海岸的鐵路，他才隨部隊回國。
“鎮反運動”后，1954年他的叔叔后死于肺氣腫，五十多歲，去世時是街道工廠的一個會計。他最后見叔叔時，問他是否后悔自己的選擇，“他默不作聲”。
一到四川，孫貽蓀就立刻被派往寶成鐵路工地。他經人介紹與一個來自自貢的姑娘相愛成家。“她是個電話接線員，聲音甜美，人也好，這些年多虧了她。她今年81歲了，”孫老說。婚后不久，他們就有了一個乖巧的女兒。
朝鮮的經歷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火熱場面，點燃了他文學創作的熱情。兩年的時間內，他的創作在寶雞進入高潮，出版了兩本詩集，成為當地小有名氣的青年軍旅作家，并得到文學家胡征的認可。
1955年胡風事件爆發前，胡征讓他及時燒掉了兩人的信件，孫貽蓀躲過一劫，但在第三本散文集即將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時，反右運動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鼓勵‘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沒說話，但我是第一批被列為‘中右’分子的，因為家庭出身不好，”他今天已經可以非常淡然地回憶那段歲月。
一夜之間，孫貽蓀失去了干部身份，被送到四川各地的鐵路一線工地勞動。“什么活都干過，”他對這段一直持續到1980年長達22年的勞動改造生活就用六個字一筆帶過。
1960年他的兒子出生了。但因為饑荒，一家人都得了嚴重的水腫。“兒子差點被餓死，他的命真是撿回來的，”孫老說。
1966年，文革暴風驟雨襲來，因為在國民黨報社實習的經歷，他差點被嚴加控制。他絞盡腦汁想起那位幫他安身的地下黨黨員的名字。輾轉聯系到那人，已經成為一名干部，在坦贊鐵路工地。
“那位干部從非洲發回一封電報，證明了我的清白，”孫老說。“但隨著文革的深入，他好像也沒逃過厄運。工人和農民對我都挺好的，很多人都在默默地幫助我，文革后期把我安排去山里看林場，”他說，“我交了不少好朋友，20多年只讀了一本自己偷偷帶在身邊的父親買的老書《三國志》。”
今天，他清楚地記得1980年平反時，新來的鐵路局領導指著一個厚厚的檔案袋說:“你的材料可真不少啊。里面有一張兩指寬的小紙條，你看看。”孫老說: “那張泛黃的紙條上沒有簽名，沒有蓋章，只寫著‘此人有重大特務嫌疑’。”
“這張紙條背后，是我的22年，”孫貽蓀苦笑著說。“領導燒掉了紙條。我開始了新的生活。”
恢復干部身份后，他選擇去了自貢作協，于1993年退休，退休前是自貢作協主席，退休后至今一直在寫回憶錄小說。
在他勞教的22年里，他的愛人一個人在娘家拉扯兩個孩子長大。
“我大女兒從小愛畫畫。文革時我們偷偷給她請美術老師在家拉上厚窗簾畫靜物，畫石膏像，”孫老自豪地說。文革后，他的女兒以優異成績考上中央美院，成了美術教授，1993年移民去了美國。小兒子也念了大學，在重慶工作，是鐵路系統的工程師。
“我覺得自己挺幸福的，”孫老說。在他的微信簽名檔上寫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火車剛開離成都時，十多位記者圍住他，問的大都是同樣的問題，而且聲音故意提得很高，仿佛孫貽蓀耳背得很：“孫老，修建老成渝鐵路時艱苦嗎？高鐵比老鐵路舒服嗎？您坐上高鐵興奮嗎？”
他不厭其煩地，一遍遍大聲地回答著扔給他的這些問題，仿佛自己真的耳朵不靈：“艱苦！舒服！興奮！每次提速都興奮！”
年輕記者滿意地轉身散去，拿著錄音筆，相機、手機，扛著攝像機，像是打到獵物的獵人，只留下孫老坐在那兒，他微笑著對我說：“我知道他們想要什么，我說就說什么。這多好啊！”
他不認為自己是個作家，“我就是個老兵，一個筑路部隊的老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