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家中國媒體報道了“中國游客哄搶‘福袋’，最貴52萬每只”，“搶完馬桶搶‘福袋’中國大媽炒貨無敵”，并刊出圖片，有的甚至配發了諷刺內地游客的評論。隨后，這些報道順利登上了國內許多門戶網站的顯著位置，成為新年后的輿論熱點。
追根溯源，這些報道都來自前天日本亞洲通訊社下屬的漢語網站“日本新聞網”的一篇有關新年購物熱潮的配圖短文。全文只有240個漢字，兩次提到中國游客的原文是“排隊搶購福袋的人數超過了7000人，中國游客的身姿也到處可見”，以及“金銀首飾福袋和衣服類、生活用品類福袋成為中國游客的搶手貨”。
作為一則日本國內新聞，字里行間傳達的一個明確信息是，“福袋”搶購主力是日本本國的消費者，中國游客積極加入其中。文章未提及那只裝了幾瓶葡萄酒的最貴“福袋”是被誰買走的。再看圖片上的排隊的消費者，無論衣著還是外表，真沒見有幾個“大媽”的身影。
相信絕大多數中國受眾是通過中國媒體，看到的這篇被我們自己的編輯和記者包裝起來的報道?？次恼孪旅娴母u論，很多人憤憤然，接踵而至的是“素質低”、“丟人”、“人傻錢多”，甚至“不愛國”之類的評價。
本質上講，日本人辦的這個漢語“日本新聞網”是日本對華傳播的一個重要渠道，緊隨“福袋”新聞的是與日本政府政治、外交和經濟政策有關的宣介性報道，凡提及中國的大都與海洋糾紛、慰安婦和經濟衰退有關。搶購“福袋”是以新年購物熱“軟新聞”的角色出現的。
日本商家新年賣“福袋”已經有二三百年的歷史，商品是商家提前包裝在手提袋里的。買“福袋”是為了給新年討個好彩頭，現在越來越成為商家促銷的一種手段。日本媒體報道，其實“福袋”中也不乏滯銷貨，年輕人在社交媒體上屢屢曬出令他們失望的“福袋”商品。
日本新聞網應該對自己“無心插柳”的這篇短文在中國的二次乃至三次傳播感到滿意。對媒體而言，轉載就是王道，形成輿論更是可遇不可求的傳播效果。
至于中國人如何以不利于中國人的方式包裝他們的報道，并且形成自我貶損的輿論漩渦，他們應該不會操心。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個成熟的國際傳播機構會立刻總結成功傳播案例的模式和渠道，為未來更大的議程積累經驗，何況這家媒體來自于日本，一個“歷史問題”還沒說清楚的高度敏感的技術型國家。
兩相對比，就會出現幾個顯而易見的問題：那些精心包裝這篇報道的中國媒體何以如此輕易地成為日媒的傳聲筒？它們為什么不惜違背新聞操守，急切地把本國游客塑造成負面的形象？國內受眾為何總是對這類二手乃至三手的抹黑同胞的報道趨之若鶩？
媒介現象是社會心理的表征。在五千年文明史的桂冠之下，中國人從不缺乏自豪感和自尊心，但向來缺乏對自身民族劣根性反省和自我批判，尤其擅長伸直了脖子圍觀什么熱鬧，魯迅時代是看殺人，現在是看照片。
“青春痘長在哪里不揪心？長在腰上！錯！長在別人的臉上?！贝和砩馅A得一片笑聲的“腦筋急轉彎”，正是國人心態一個寫照。
習慣性給人貼標簽，卻從不反思自己頭腦中的溝壑和分裂。擅長脫離事實和常識，把批判拔高到人格和道德層面。貶損了同胞，仿佛真地就把自己置于道義高地之上了。
在香港之后，低端中國游客瞄準日韓，高端游客始終是歐美的常客，這是不爭的事實。去日本旅游和購物的中國人中，老年人和年輕人居多。拋開游客的身份，這些人在國內輿論生態中還有很多身份，在養老、醫療、教育和就業語境中，他們是被同情與被聲援的對象。
消費社會中購買力總是流向那些性價比高，購物體驗好的地方。這是社會與時代發展的基本規律和常識。媒體和受眾以不愛國批判赴日游客，又對國內購物環境和體驗亟待改善的事實閉口不談，本質上是以“道義”綁架了“愛國”和常識。看著本國游客在別國像饑餓的牛羊一樣涌進一家家專門給他們開設的店鋪，大包小包地把馬桶和電飯鍋背回國。除了愛不愛國，對媒體和他們的看客而言，這樣的景象難道就沒有其他解讀的角度和維度嗎？
如果媒體可以嚴格按照新聞操作規程辦事，那么這則新聞可能不會被它們選中也不會被廣為轉載。如果受眾能夠有意識地甄別信息產品的真偽，提高自己的媒介素養，那么很多不實報道和劣質新聞也就沒有了生存的空間。
如果媒體作為社會公器把持不住自己的底線和操守，那么就會不斷地制造低級趣味的受眾需求，并且被這種需求引向更低水平的信息加工和包裝。
追求卓越的道路，無論在哪一行，都舉步維艱，但自甘放棄的墮落卻只是一念之間。
在國際傳播的層面上，如果一個國家對媒介生態中的“環境污染”疏于治理，那么就大大降低了別國對外傳播進入本國媒介市場的成本。試想，如果中國的媒體總能夠拿出高質量的新聞報道、評論和圖片，那么整個社會的文化和信息生態都將煥然一新，許多原本建立在道德高地之上的“大棒”都將回歸基于理性、常識和規律的建設性討論。
其實，真正炮制“中國游客哄搶‘福袋’”輿論熱潮的，是我們哄搶“道德審判高地”的嗜好和沖動。
關于作者：李洋，中國日報駐四川記者站站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