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主席本周訪問埃及、沙特和伊朗。這是中國新一屆領導人首次訪問中東地區，對于發展傳統友誼，促進新型合作有重要的意義。
恐怖主義蔓延全球，伊朗與沙特外交摩擦不斷，中東經濟調整空間被低油價不斷擠壓，在這樣的背景下，習主席出訪中東最重要的三個國家有了更豐富的內涵。國際上許多利益相關方也迫切期待中國在穩定地區地緣政治上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上周中國政府出臺對阿拉伯政策文件，該文件適用于整個中東地區，也包括非阿拉伯國家伊朗。文件提出了“1＋2＋3”的合作模式，以能源合作為核心，以經貿投資便利化和基礎設施建設為“兩翼”，以新能源、航天衛星和核能技術作為三大重點合作領域。這是中國為世界上最為重要，又最為動蕩的能源產地提出的“中國方案”。這與極為依靠武力干預，保護自身利益，解決地區問題的美國中東政策形成了鮮明對比。
某種意義上，在中國與中東的互利合作中，中國能夠提供的，以及中國能夠幫助中東國家建起的，大都是90年代初美國發動“沙漠風暴”行動入侵伊拉克以來，被美國中東政策和行動嚴重影響和拖延的基礎設施和技術進步。
美國通過對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定價權，對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定價權的壟斷和巨型跨國公司在金融和工業領域的統治力可以干預國際油價走勢和他國貨幣對美元的匯率。中東國家當前的經濟困難都與美國人為壓低油價直接相關。
美國在中東的敵人，如伊拉克的薩達姆?侯賽因、利比亞的奧馬爾?卡扎菲、敘利亞的巴沙爾?阿薩德以及伊朗的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一直都是“伊斯蘭國”代表的圣戰基地組織的死敵，而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很多盟友則與基地組織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
雖然美國口頭上堅定反恐，并且以此為名做了很多侵犯他國及公民權益的事情，但美國一個個推翻、顛覆和制裁這些人領導的國家，并且把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阿富汗、埃及和突尼斯等一個個從主權國家拖入內亂的泥潭或者無政府狀態，為基地組織滲透進入這些國家和地區創造了極為有利的客觀條件。這是美國政府閉口不談的事實。
在美國反恐之前，基地組織的勢力被基本限制在阿富汗境內，在美國反恐之后，基地組織和極端勢力迅速填補了美國發動的戰爭和干涉在中東地區留下的權力真空。美國又沒有財力和精力去維護和發展這些地區的穩定和民生。作為世界反恐事業的領導者，美國是否反思過其在新進一輪輪恐怖襲擊中，自己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9?11襲擊”以來的十多年，在全球范圍內是恐怖主義蔓延非常迅速的十多年。從巴黎到雅加達，從莫斯科到新疆，從馬里到曼谷，那些死于恐怖襲擊的本地平民，以及那些喪生在中東和阿富汗的美國士兵，都是美國政府失敗的中東政策的買單者。
美國的國家機器可以千百遍播放一個摘下面紗的伊拉克女童微笑的照片，作為它發動侵略戰爭的正義解讀，簡單到粗暴，直接地感人肺腑，但中國在此之外更關注的是除了一瞬間的微笑，他們還能有什么？
中東幾千年的歷史表明，過度依靠軍事干涉解決復雜中東問題的外部勢力往往以失敗告終。1960年代以來，石油給中東帶來了財富和良好的社會保障，但在美國的主導的國際秩序之下，沒有一個中東國家在巨額財富和其掌握的空前的戰略能源上建成一個技術型產業強國。
美國學者丹尼爾?耶金在其經典著作《石油大博弈》中把石油比作工業的血液，耶金在書中提到，二戰結束后，沙特阿拉伯國庫中的所有財富，一頭駱駝就可以馱走。時過境遷，雖然很多中東國家“富到流油”，它們流出的“工業血液”滋養了西方國家戰后的集體崛起，卻沒有給本國帶來財富之外更多的附加值。
“中國方案”值得關注之處在于它超越能源合作的內核，向經貿、基建和高新技術延伸。中國與中東的在產業結構和能源供需上的互補性成為雙方合作互利性的基礎。中東國家如果能實現從“輸血”式增長向“造血”型發展轉變，則可以構建維持社會長治久安的基礎，進而通過更為普遍意義上的公民素質提升和社會結構的現代化，改良滋生極端恐怖主義的土壤和社會機理。假如能夠如愿實施，“中國方案”也就有了世界意義和全球價值。
在歷史絕大多數時段內，中國都是多民族、多宗教和睦共處的國家。“中國方案”本身也蘊含著平等和相互尊重的中國的文化精神。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對外交往中，被美國外交決策機構封為圭臬的冷戰后的“歷史終結論”和反恐高潮時的“文明沖突論”，從未在中國決策者那里引發同等的效應。中國人相信普世價值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不同民族和國家的社會生活中，絕不為某一個國家或制度所獨有。
當代美國政治理論家茲比格聶夫?布熱津斯基按照地緣政治格局把世界比喻成棋盤，把國際關系體系比喻成大棋局，其實棋何嘗不是從兩國對壘演變而來的？他的思考滲透著冷戰對抗的智慧。在全球化的當下，我更愿意把世界看作浩瀚宇宙中的一艘航船，大家同舟共濟，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單獨充當舵手。也許分工有差異，但不同國家和民族在對和平、安定、繁榮和公平的追求上是平等的，唯有大家在彼此尊重的基礎上通力合作，才能把這艘船開得又快又好。
中國有足夠厚重的歷史，近代以來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社會發展付出過慘痛的代價。華夏文明綿延幾千年就是在相互學習和彼此尊重中得以豐富和發展。新中國成立以來，在對外交往中，中國不會把本國的價值觀凌駕于別國之上，更不會給某一個民族或者某一種宗教信仰打上恐怖主義的標簽，這一點無論中國國內局勢如何變換，都沒有發生過本質的改變。
在面對國際地區問題時，中國從來都是謀求在相互合作和對話中解決問題。無論自身的經濟和國力體量幾倍于他國，中國都從未想過以一己之力扭轉時局。美國資深外交家、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博士曾拿圍棋和國際象棋比喻中美外交的差異，前者在于“造勢”，水到渠成，后者在于“搏殺”，一蹴而就。在談到中美國際角色和摩擦時，他也曾忠告，客觀地了解己方能力的邊界是避免對外政策失誤的重要一點。
美國發動的兩次伊拉克戰爭，給中東乃至世界造成的暈輪效應遠超美國的預期。半個世紀以來，中東國家早已領教了美國的中東政策的精髓，隨著以中國為代表的一批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中東不應錯過“中國方案”蘊藏的“中東機遇”，因為這些機遇昭示了中東一個光明的未來。
關于作者：李洋，中國日報駐四川記者站站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