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電視臺記者在新疆冬運會上以“我冷”為由不配合安檢的視頻傳到網上以后，遭到眾多網民的口誅筆伐，家人和好友也不能幸免。他的單位對其做出了“停職反省”的處理決定。他通過個人微博道歉，非但沒有得到網民認可，反而引發了一輪新的批判。
他個人微博上此前發布的信息也被人“蓋樓”惡評，連一張關于他年幼的女兒照片也未能免于網民的戲謔和侮辱。
其實，自從拍攝者把鏡頭對準他的那一刻起，他就被從其習慣的幕后拉到了前臺。隨后的剪輯、包裝、發布、傳播、轉發、討論、人肉搜索和批判，如傾倒的多米諾骨牌，一發不可收拾。
這起媒介事件的發酵過程基本沒有受到不同聲音的干擾和約束，幾個小時內就把一個人變為“全民公敵”。
視頻的拍攝者和發布者輕輕松松按下錄制鍵和發送鍵，開啟了一個他們自己都無法預見的“潘多拉魔盒”。很多網絡媒體關于此事的報道開頭一句“一則記者大鬧安檢口的視頻近日在網上流傳”，對發布者和傳播者的身份只字不提。
網絡熱點新聞中的矛盾大都異常突出，好壞分明。很多門戶網站標榜人文關懷，但其提供的內容產品很少辯證全面地報道新聞事件和雙方當事人，更不用說去核實和進一步采訪當事人。
第一波轉發之后，在社交媒體上出現的近似叢林法則狀態的言語攻擊和批判，就如閃電之后的雷聲，來得自然而然。
一些記者慣于擺架子，公權私用，他們因為不當的言行受到批評和懲治，無可厚非。這位記者的身份為這次事件短時間內積累了巨大的輿論勢能。對于那些以污損和羞辱見長的“輿論領袖”，一個原本應該監督權力和揭露丑惡的記者一下變成了作惡者，戲劇性的角色翻轉給他們提供了寬廣的表演空間，并照例，延伸到該記者親朋好友，為自己的追隨者提供了更多窺探、攻擊和發泄的對象。
社交媒體也熱衷于新熱點的出現。有熱點，就有眼球，有眼球，就有廣告。媒體就是注意力經濟的發動機，這錢掙得無可厚非。
在這樣一個“媒介叢林”生態中，每個對準藍天和美食的手機鏡頭，都有可能成為獵手的瞄準鏡。每一次按下發送鍵，分享快樂或孤單的拇指，都可能成為推倒第一塊多米諾骨牌的那根手指。
你我或許沒有記者的身份，但可能是醫生、工人、教師、服務員、理發師、乞丐或者前臺，我們每個人身后都有自己的“九族”。如果這次媒介事件不能喚起我們對媒介生態的反思，那么我們和我們的家人就是一個個活在“瞄準鏡”叢林中的獵物。
當然，我們也可以成為獵手，躲在蜂擁而至的爭食者的背后，看一場自己開啟，但又無法控制的饕餮盛宴。那里沒有搏斗，只有一個個戴著網民面具的各行各業的人們，踮起腳尖，伸長脖子，橫眉冷對，怒目而視。平時，他們可能也是醫生、工人、教師、服務員、理發師、乞丐或者前臺。
以規則的名義建起荒蠻，又把荒蠻變為真正的潛規則。這樣一個以公德和秩序為旗幟的網絡倫理，及其所支配的冷漠世界，讓人不寒而栗。
我始終不愿意把網絡看做虛擬空間，因為那里比所謂的真實生活還要現實和殘酷。如果僅僅因為互相看不到而稱其為虛擬，那么需要捫心自問的是，在面對面的交往中，我們真的看到對方了嗎？
拒不安檢的行為，自有法規約束。如果安檢機構放棄那些常規懲戒途徑，選擇以拍攝和上傳視頻的方式懲治違規的人，那么安檢機構也算是任性。
拍攝是為了執法取證，絕不是為了“游街示眾”，這段視頻最終從安檢機構的攝像機中流傳到網上，安檢機構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大記者”面前，安檢員仿佛是弱勢，但在錄制，及其隨后的包裝和傳播視頻的過程中，他們利用記者的身份，悄然完成了一場當事人缺席的輿論審判。
這個審判臺上，只存在絕對的正義，以及被其逼到正義邊界之外的絕對的邪惡。對“惡人”親朋好友的批判和侮辱，仿佛也是在框定正義和良知的邊界。
網絡管理者急需借鑒現實社會的法治和治理經驗，加強對網絡信息生產、發布、傳播和消費的全流程監管。這樣我們會得到更多高質量的信息和一個更有建設性的公共領域，而非一個網絡民粹主義橫行的網絡群氓時代，那是一個情緒容易被傳染、被操控和被煽動的圖景，缺乏理智、追問和分析。
網民面具背后是一個個有確切身份和社會關聯的公民。出于良知和廉恥，他們在現實生活中不會做的事，不會說的話，如果戴上這個面具便可以肆意妄為和信口雌黃，那么這個面具本質上就是一塊丑陋的遮羞布。
在一個熱衷于集體侮辱和宣泄的場域內，沒有幸存者。我冷，在這個網絡的寒冬里。
關于作者：李洋，中國日報駐四川記者站站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