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伊塔克島之王奧德賽或許不會想到，在他率領希臘聯軍以“木馬計”勝利結束十年之久的特洛伊之戰后，還要經歷十年漫漫海上回鄉路，最后終于回到他鐘愛的妻子身旁。對很多農民工而言，每年“春運”何嘗不是一次次微縮版的現代《奧德賽》史詩。
為了多給家里帶些錢，他們寧愿犧牲些時間，更不計較舒適，選擇最便宜的交通方式。遠途民工期盼買到K字頭或L字頭列車硬座票，偏遠地區的中短途民工騎摩托車回鄉。偶爾會有沒要到薪水的民工沿著高速徒步走回家。等待他們的是一年未見的留守父母和留守兒童。
如果有人能繪制出一幅從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等發達地區向不發達地區延伸的民工回鄉潮脈絡圖，人流越多脈絡越粗，等到鄉村就像植物根須的末端，越來越細，那么就會一目了然地發現遼闊的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就像供養植物的土壤，通過山路、公路和鐵路這些導管，源源不斷地把 “水和無機鹽”輸送到東部的幾個焦點地區，促成京滬廣深的開花結果。
這種供養模式不僅發生在全國范圍內，也適用于單個中心城市與其周圍的鄉村。東部發達地區很多農村已經城鎮化，而中西部地區很多農村都呈現一派冷清的景象，只有過年的時候才熱鬧起來。
生產要素總向回報率更高的地方流動，這是基本的經濟規律。 農村田地撂荒，缺少青壯勞力，并非是農村日益貧困的寫照。相反，農民人均收入這些年都跑贏了經濟增速和城鎮居民收入增速，貧困人口每年以數百萬的速度減少。農村平時的冷清說明，還有很多經濟制度藩籬尚未打破，資本和技術還不能順暢的流向農村。
城市以勞動報酬反哺農村，對文化和教育資源的輸出卻非常吝嗇。中國農村的問題絕不僅是經濟問題，而在教育和文化事業發展與收入增長的不匹配，這是在吃飽穿暖之外，政府應該充分體察和抓緊解決的問題。這里所說的教育不僅僅指學校教育，還包括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目前中國農村有接近6500萬留守兒童。他們缺少父母的陪伴和關愛，家庭教育長期缺失。冷清的村落和離散的宗族體系所能提供的鄉土社會教育與之前不能同日而語。
我去貴州畢節采訪扶貧，發現政府幫扶是有邊界的，超過這個邊界，政府的努力就會事倍功半。留守兒童缺少父愛和母愛，是多少基層干部頻繁家訪和“送溫暖”都無法彌補的。近年來屢屢出現的留守兒童自殺事件充分說明，物質上去了，未必農村就好了。
十多年來，農民收入提高不少，但是農村孩子接受的教育的質量并沒有成比例地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改善，這是因為農村學校教育發展有非常明顯的瓶頸，教育選擇十分有限。在城里，可以通過選擇購買學區房擇校，有公立、私立和國際學校多種選擇，還有五花八門的興趣特長培訓。在農村，家里有錢和家里沒錢，能上的學校都是鎮上或縣里的中心校。
我在甘肅、貴州、江西、陜西、四川和廣西的采訪中，遇到不少這些地方中心校的老師，他們表達了相似的觀點，雖然教師收入待遇和教學條件有所改善，但老師的教學水平提高不多，教出名氣的好老師不久就會到城里另謀高就。農村孩子不斷成為新老師練手的對象，鄉村學校教書的老師缺乏培訓和深造的機會。學校有了，教材有了，教師水平上不去，前期投入的功效大打折扣。
很多地方都為初中畢業的農村孩子提供職業教育的機會，為他們步入社會進行基本的技能鋪墊和人生過渡，這算是對農村教育質量低下的一種補救。在撤并村教學點之前，村小老師是一個村落的“先生”和文化精英的代表，這種模式綿延了數千年，但現在基本消失了。
從1980年代算起，農民工的身份已經遺傳了三代，留守兒童也到了第三代。在采訪中，很多老師都說現在的留守孩子越來越不好教，除了性格和心理問題，就是父母的打工經歷和他們親眼看到的農村的變化深深地影響了他們對知識和人生的看法。
第一代農民工文盲率高，打工只要賺到錢就希望讓家里的孩子有學上，那時因貧困輟學的孩子不少，走出農村的父母迫切希望孩子通過讀書獲得市民身份。這一代孩子大都接受了基本的教育成為第二代農民工，并且在他們技術和人生的成熟期趕上勞動力價格爬升，社會分工細化，只要肯干都能賺到遠高于農業生產的收入，不少人還成功地經營了自己的生意。
他們的孩子是第三代留守兒童，吃飯和上學都再不是問題，如何在短時間內掙大錢，成為很多留守兒童長大后最直接的人生目標。讀那么多書，不如早點出來打工。認識字，能算賬就可以了，上了大學不也一樣找不到工作。這是很多第二代農民工過年回鄉時對老師說的話。
第三代留守兒童大都不會干農活了，農業勞動的辛苦和低回報與城市能夠提供的經濟收入無法相提并論。去年12月14日福建南安市公安局因有人舉報抓了幾個“失足婦女”，都是“95后”，在做筆錄時，她們說，老鄉圈里很多人都在做這個，“到年齡賺足了，回家開個店，說不定還能嫁個公務員”。警方說，南安很多這種年輕女子都來自貴州，不少人在童年時期是留守兒童。
在我的采訪中，只要遇到拆遷村，學校的老師大都會一肚子苦水，一夜暴富讓很多孩子的心理悄然變化，誠實勞動的傳統和美德慢慢消退。不少因為拆遷和旅游迅速富裕的村寨中，問題青少年反而多了起來。
原本維系農村文明和文化的一整套基于宗族、宗教和家庭的制度體系，在由原始的小農經濟向粗放的市場經濟激變中受到嚴重的沖擊，在其留下的空白之地又未建起比積累財富更有號召力和凝聚力的新的信仰體系。農村要現代化，就要有自我組織和沉淀的能力，否則永遠都是“留在鄉土，守望城市”的附庸。
在這樣的鄉土之上成長的六千多萬留守兒童的心理危機和文化信仰問題，是未來中國不容回避的嚴峻治理挑戰。中國政府上月末開會討論留守問題時，指出要從源頭減少留守兒童。真正的源頭其實不在把孩子送到城里，或者在農村為父母找到工作，而在農村兒童心底對知識和人生意義的認識。
關于作者：李洋，中國日報駐四川記者站站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