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和記者高勝科終于道歉了，但他們的致歉與高的“隨筆”文章一樣玩起了文字游戲。
《財經》編輯部表示，微信公眾號發稿把關不嚴，發表未經嚴謹處理的隨筆文章，給文中所述地區群眾帶來負面影響，并給廣大讀者造成困擾，對此我們深表歉意。高勝科表示，其錯誤“在于沒有返鄉但文章卻以現場紀實的方式表述 …… 影響了這篇隨筆的準確性與客觀性、嚴肅性 …… 不論報道還是隨筆，都應該嚴格嚴謹嚴肅，客觀克制克己。
《財經》編輯部和高勝科的致歉詞都認定《一個病情加重的東北農村》一文是隨筆，不屬于新聞范疇，并在此前提下以新聞媒體和記者的身份作出了基于新聞真實性和客觀性缺失的致歉。換句話說，就是我們這家媒體發了一篇散文，它不真實，困擾了讀者，污損了鄉親，因此致歉。
豈有此理？何苦為一篇隨筆，道新聞的歉？《財經》是新聞媒體，不是文學刊物；高勝科是記者，不是作家。在文學體裁范疇內，隨筆歸為散文一類。散文何談新聞標準的真實性和客觀性？難道《財經》可以刊發經過嚴謹處理的隨筆？隨筆的嚴謹在于作者的才思，不在編輯部，新聞報道更談不上“嚴謹處理”一說，因為新聞的真實性和客觀性以采訪環節為基礎，不是編輯部所能賦予的。
讀者是以新聞的標準閱讀這篇文章的，一個基本的預設是文中的事實部分都是遼寧省丹東市寬甸縣小東溝村真實地存在的，但事實上文中涉及的時間、地點、人物和事件都是虛構的。打著新聞的旗號，用虛構制造論據和事實，支撐自己預設的觀點，而且能在短時間內獲得轟動效應，為自己賺取影響，為自己供職的媒體換來點擊和閱讀。這是赤裸裸的欺詐。
新聞媒介生態就是這樣一步步惡化的，讀者是被欺騙的對象，是受害者；其他扎實做基層采訪的記者也是受害者，因為他們跑斷腿恐怕也無法寫出如此“精彩”的村莊。
記者手記之類的新聞體裁絕不是天馬行空，而是搭配具體的新聞事件和事實出現的一種夾敘夾議的新聞文體，記者如何在新聞事實之上提煉出具有公共意義的觀點是對記者基本功的考驗。這種“提煉”以真實為基礎，強調邏輯的推演和知識的使用，要言之有物，又要言之成理。
高的文章是預設了結論，反向建構事實，是嚴重違背新聞操守的行為。絕不只是“隨筆”二字就能搪塞過去的。如果說那篇文章是對讀者的欺騙，那么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這兩份致歉就是對讀者媒介素養的侮辱，因為《財經》編輯部和高勝科都在避重就輕，偷換概念，回避自己錯誤的本質：炮制和傳播了假新聞，而非所謂的把關不嚴的一篇真隨筆。
在道歉中，《財經》編輯部顯然與高站在一邊，沒有任何深刻的自我反思和檢討。相比之下，《紐約時報》對類似事件的處理可以與其形成鮮明的對比。2003年5月11日《紐約時報》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了長篇文章，揭露該報一名27歲的記者賈森·布萊爾大肆編造獨家新聞的經歷。這個記者也如高勝科一樣，在沒有采訪的情況下杜撰新聞報道，有些取得了很好的傳播效果。
這猶如新聞界的“水門事件”讓有一百多年歷史的《紐約時報》蒙羞。但這份報紙的編輯部還是決定自曝家丑，洗心革面。賈森·布萊爾的記者生涯也就此徹底結束。
高勝科發布幾段話的致歉后依然活躍在媒體圈，其個人微博上仍然顯示了他致歉之前對讀者質疑的強硬回復，以及他此前數篇為其贏得榮譽的新聞報道。我真的不得不對這些報道也打一個問號。
“融媒體”時代，中國的媒介治理更加迫切地需要法治基礎，需要獨立的行業監督和自律委員會，需要受眾不斷提高媒介素養，但最重要的還是記者和媒體的自律。“兩會”馬上到來，這場一年一度的新聞盛宴是對媒體的一次檢閱，也是媒體間一次激烈的競爭。希望媒體記者能夠珍惜這份職業特有的權利，也承擔起權利背后的責任，提供有關國計民生的重大議題的深入和嚴肅的解讀。不論傳播技術如何進步，有品質的新聞報道永遠是媒體和記者的核心競爭力。
新聞從業者都應該以高勝科事件為戒。真實是新聞的生命，沒了真實，其他一切都無從談起。時至今日，高勝科的字里行間還有一種顯見的邏輯：我所寫的事實不存在，但我所反映的問題是中國農村的真實寫照。假如高勝科今后依然堅持這樣的觀點，那么他最好改行做文學或者編劇。莫言可以憑借高密東北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只要高勝科還在新聞路上堅持上面的邏輯，那么他和他所供職的媒體都會因為“寬甸小東溝村”成為中國新聞史上不光彩的一筆。
關于作者：李洋，中國日報四川記者站站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