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兩會的記者大都處于興奮狀態(tài)，因為我們每時每刻都與平時難有機會接觸的專家、企業(yè)家和官員擦肩而過。盡管每天都面對高度濃縮的海量信息，相信很多人對兩會都有一個清晰的總體判斷：問題多了，交鋒多了，爭論多了。
《論語》有云，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币馑际钦f，那些徒手伏虎，棄船渡河，且因此死不改悔的魯莽之輩，不值得交往。真正值得托付的是那些處事謹慎，善謀善辨的人。
兩會越來越體現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的特點，大會議程與每個公民的生活息息相關。李克強總理代表國務院做的政府工作報告用將近四分之三的篇幅論述問題、困難和任務。他獲得的掌聲大都來自他表現出的對民生的關心和對未來的信心，而不是政府的成績。因為越來越成為社會共識的是，政府做得好理所應當，政府做不好，必須問責。
總理的報告聚焦經濟轉型，廓清符合中國國情的供給側改革的路線圖，強調要以創(chuàng)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fā)展理念指導未來的發(fā)展。通過總理的介紹，這些方法和理念進一步的增強了世界對中國未來發(fā)展?jié)摿Φ男判?，也堅定了國內各界共克時艱的決心。
當下，很多西方學者還在拿用電量和鐵路貨運量下降作為看衰中國經濟的佐證。但國家統(tǒng)計局的數據顯示，中國的電力消費中70%的電用在重化工產業(yè)，而這些產業(yè)的附加值低，環(huán)境社會成本極高，鐵路運輸今天只占中國貨運總量的8%，超過一半的鐵路運力用來運煤。這兩個指標下降恰恰反映了中國能源和產業(yè)結構調整中的積極變化：中國越來越依靠清潔能源，中國的服務業(yè)增長迅速。
衡量中國經濟不能一味用“老眼光”或“老標準”。與西方發(fā)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內政和外交更像是一盤圍棋，不在乎一子得失，重在全盤謀勢，統(tǒng)籌短期和長遠利益。從90年代末融入全球化開始，唱衰中國經濟的“崩潰論”時隱時現，但正是伴隨著這些質疑，甚至污蔑，中國經濟總量穩(wěn)步從世界七八位上升至世界第二，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的質量和驅動要素也在隨之優(yōu)化。
那些對中國經濟不抱希望的西方專家如果能有機會看到兩會現場的發(fā)言和討論，他們也許會慢慢反思自己的看法，因為這里發(fā)言和討論涉及的領域之廣，內容之復雜和程度之深刻無不昭示了中國一種強烈的社會共識：只要萬眾一心，中國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是中國政府在一段時間內的施政綱領，言簡義豐，后續(xù)各部門會根據報告提出的問題和任務制定詳細的施政方案、時間表和任務書。這份報告從起草到發(fā)布歷時半年多，征集了上萬條來自社會各領域各階層的意見。發(fā)布之后，有幾千名代表和委員繼續(xù)審議，提出修改建議?？梢哉f，政府工作報告是全體國人一份自我發(fā)展、自我完善和自我提升的集體宣誓。
只要就業(yè)、民生和環(huán)境幾大領域能夠持續(xù)向好，經濟一時的起落都不再重要。這屆兩會一個潛在的轉變是，政治話語越來越具有問題導向，而不再是明顯的目標約束導向。以前，為了既定目標，可以犧牲很多不該犧牲的公共利益?，F在，只要那些重要公共利益得到了保護的提升，經濟增長目標不過是一個落實任務的參照。
與會的5000多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是來自各個行業(yè)和領域的精英，在十多天的時間內，他們圍繞政府工作、預算制定和執(zhí)行及立法等工作履行憲法職責，建言獻策。每個人背后也許都是一個行業(yè)，按照全國人口算每個參會者背后都有幾十萬公民翹首以盼。
兩會看似時間充裕，陣容龐大，但具體到每個細分的行業(yè)和領域，平均下來審議和討論時間并不長。換句話說，兩會時間是國家治理上不折不扣的“黃金時段”。一條及時的修法建議可能換來一部善法，一項有價值的提案可能意味著一個領域數年的善治。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政治和司法制度，但凡是在社會和經濟治理上有所建樹的國家其政策、法規(guī)的制定和修訂，都是各種利益群體共同參與的討論、協商和妥協的結果，最終還要經過實踐的不斷校正。兩會就是為這種過程提供最直接和開放的平臺，能夠圍繞具體的治理議題展開的討論和交鋒，是不同利益群體之間互相博弈的過程。
這個過程中媒體怎能缺席？記者不是旁觀者，而是兩會上一個特殊的參與者。也許地方官員代表的提案可能為本地利益服務，可能企業(yè)家代表的提案是在為自己的企業(yè)或者行業(yè)背書，可能部委官員的表態(tài)會顧及部門利益的牽絆，但記者的追問從來都是以廣義的公共利益為出發(fā)點。好的提問不需要雕飾，簡單而直接。記者是公共利益的守護者。記者的追問就是一種公共利益的表達，督促政府負責，監(jiān)督代表和委員履職。
參與兩會報道的一線記者大都是年輕人，但沒有一個被采訪對象可以忽視這個銳氣十足、熟練掌握的新媒體傳播技術的特殊群體，因為代表和委員可以設定會議議程，但媒體議程往往是由這些初出茅廬的年輕人的鏡頭、錄音筆和興趣點決定的。提問也是一種態(tài)度和表達，讓決策者和參政議政者感受到壓力和緊迫。
今年兩會上，代表和委員對記者提問的回應大都是開誠布公、切中要害的。在我參加的全國人大四川團的開放日會議上，省委書記與地方代表直接回應了媒體有關反腐是否影響經濟和大涼山扶貧攻堅之難回答了記者的提問。也許，有些話語在表達層面并不完美，但話語本身體現出的問題意識、專業(yè)態(tài)度和坦誠傳遞給兩會之外的是信心和希望。
這些生于80年代和90年代的記者還有其他社會身份，他們是獨生子女一代，是年輕的父母，是為父母和孩子天不亮就到醫(yī)院掛號大廳排隊的患者家屬，是剛工作不久的畢業(yè)生，是準備買車買房的人，是要交養(yǎng)老和醫(yī)療保險的勞動者，是每天堵在車流中，擠在地鐵里的“低頭族”，也是每天拉開窗簾前就期盼藍天的普通市民。
他們個人的知識和閱歷可能還無法和那些專家型記者相比，但他們用高投入的群體作戰(zhàn)彌補了個體的不足。生活賦予他們的工作熱情，新媒體生態(tài)給他們培養(yǎng)了獨特的新聞敏感和判斷，這些熱情和職業(yè)精神不斷驅使著他們一次次“包圍”那些有觀點、有態(tài)度的代表和委員。當碎片化的信息足夠富集時，兩會的圖景和脈絡也逐漸清晰起來。
兩會上就只有三種人：代表、委員和記者。作為有幸參加兩會采訪的記者，我只想用自己的觀察和筆觸告訴會場之外的人們：今年的兩會直面問題和挑戰(zhàn)，是一段新征程的開始。民族復興之路上，沒有局外人，也沒有旁觀者。我們因為一起克服的困難而有了更多的意義。
關于作者：李洋，中國日報四川記者站站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