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用考試選拔官吏的方式被稱為科舉。科舉制度肇始于隋，完善于唐，繁盛于宋，在明清時代陷入僵化，1905年廢除。童生經(jīng)縣試、府試、院試成為秀才，生員參加鄉(xiāng)試成為舉人，舉人參加會試變貢士，貢士參加殿試成為進士，進士及第變可為官。
任何一種制度都不是完美的，科舉制也存在各種弊端，但這與之前的官員選拔看門第、重出身相比，是很大的進步，孫中山說中國應(yīng)該有第五大發(fā)明，那就是科舉制度。現(xiàn)在歐美國家通過考試選拔官員的方式源頭都可以追溯到中國的科舉制度。讀書人一旦考中進士，身份地位命運就會發(fā)生陡然變化，正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與之相伴的必然是“黃金屋”、“顏如玉”、“千鐘粟”、“車馬多簇簇”，如此巨大的權(quán)勢和財富誘惑，就讓許多讀書人在科考的時候打起了作弊的算盤，而且花樣迭出，與作弊手段相對應(yīng)的，朝廷的防作弊措施也在不斷地增進、制度在不斷完善，盡管如此，也有很多人鋌而走險，歷史上科考大案頻發(fā)。科舉考試作弊手段概括的來講，可分為以下三個方面：賄買、夾帶和槍替。這三種手段有時甚至交互使用，為了功名不擇手段。
賄買的手段主要是針對主考官。唐朝時候主考官的身份是公開的，活動自由也不受限制，所以很多考生在未進考場之前就把作弊的工作進行了。當然進行賄買作弊的大多是權(quán)貴之家子弟。貴族官僚子弟基本壟斷了科舉，“每歲策名，無不先定”，“榜出，率皆權(quán)豪子弟”，沒有后臺靠山的寒門子弟，即使是學富五車，才華橫溢，都很難考取進士。實際上皇帝增加殿試這個環(huán)節(jié)除了拉攏人心，讓讀書人擁有天子門生的榮耀之外，最大的作用還是想對取得功名的讀書人進行復試，以檢驗有無真才實學、有無作弊行為。
針對賄買的作弊手段，朝廷的舉措有以下幾個方面：糊名（也就是今天所說的密封線）、謄錄（即由專人將試卷重新用統(tǒng)一字體抄寫，以防止閱卷人員通過字體辨識）、鎖院（臨時任命主考官員并隔絕其與外界的通訊）、回避（即有親朋好友參加本屆科考的官員要回避）。
防范手段如此嚴密，也有人見縫插針，比如糊名了可以在卷面上做標記；謄錄了字體上看不出了，可以在行文中統(tǒng)一暗號；鎖院實行了，可以提前預(yù)測主考官，廣泛撒網(wǎng)；官員回避可以互相請托。舉例說明針對糊名、謄錄的措施出現(xiàn)的作弊手段：北宋真宗時，朝廷剛剛制定了彌封、謄錄等一套防范舞弊的措施后，打通關(guān)節(jié)的事情就發(fā)生了。被曝光的是翰林學士楊億，省試開考前，同鄉(xiāng)中打算應(yīng)科試的一些人來拜訪他，希望能接受一些“考前輔導”。楊億一聽，頓時大怒，一邊說“丕休哉”，一邊往屋里走。“丕休哉”三個字出自《尚書》，是一句罵人的話。有的人聽出來話外之音，凡答卷中用了“丕休哉”一語的，都錄取了。
光緒十九年八月浙江鄉(xiāng)試，周福清得知副考官是他的同年進士，就想為兒子走個后門。那時主考官走水路到紹興來，周福清暗派家里一個長工去船上送信，信內(nèi)寫明請關(guān)照他的兒子和其他5個本家子弟，寫明了試卷的“暗號”，另寫明勞務(wù)費“銀一萬兩”。沒想到，這個長工很不會辦事，他將信送到副考官手中時，還嚷嚷著讓大老爺給他寫個收到錢的回執(zhí)。這下事情敗露，信內(nèi)被提及的考生統(tǒng)統(tǒng)被取消考試資格。周福清被判了“斬監(jiān)候”，周家人年年行賄，才保住了周福清的命，最終他坐了八年大牢，但周家從此衰敗。這位周福清就是魯迅的祖父。
夾帶，用現(xiàn)在的話說就是打小抄。《涇林續(xù)記》中記載：“場中傳遞懷挾，弊端無窮，其術(shù)甚巧。或存筆管中，或置硯底，更有半空水注，夾底草鞋之類。又用藥煮于青布衣褲上，毫無形跡，將璧泥糝上，旋即拂凈，則文字立見，名曰文場備用。”
針對此舉，考生進入考場之前，要進行搜檢。唐代即有專門兵丁負責搜身，“解發(fā)、袒衣，索及耳鼻。”這當然有失讀書人體面。到了宋代就統(tǒng)一的讓讀書人沐浴更衣，著統(tǒng)一服裝入場。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對考生用的毛筆、硯臺都有尺寸大小的規(guī)定，對于舉報私自夾帶入場者有賞，對于作弊考生的懲罰除了取消考試資格外，還會讓其帶枷示眾。
槍替就是找人代考。歷史上有很多著名槍手，比如說唐代大詩人“花間詞派”首要詩人溫庭筠就曾經(jīng)在主考官面前幫助八個人作弊成功。《江西省歷代文武科鼎甲考表》寫道：“有專以雙方作介紹為業(yè)者，則曰槍架。”針對槍替的作弊手法，唐代的考生在考試之前必須向考官提供詳細的體貌特征。在清代如果查出有槍替行為，則找人者與代考者都要被一同問罪。古代科舉考試也有準考證，被稱為“識認官印結(jié)”，清代則稱為“院試卷結(jié)票”。清代的準考證有一點要比現(xiàn)在的準考證更具約束力，因為準考證上要寫明曾祖、祖父、父親及老師的姓名，還要有兩位保人簽字畫押，一旦查出替考，那么就會禍及全家，殃及師友。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記載：“槍手代請，為學政大弊……槍手，枷號三月，發(fā)煙瘴地方充軍……代筆之人……發(fā)煙瘴地方充軍……照知情不首例，杖一百。”到乾隆年間，槍替作弊被上升到死刑的程度。
順治十四年，順治皇帝接到奏報說江南鄉(xiāng)試主考、副考“弊竇多端，物議沸騰”。中舉的人中有許多是通過賄賂考官取得的，所以主考官坐船回鄉(xiāng)時，遭到兩岸讀書人追船大罵，甚至向船上扔磚頭瓦片。順治皇帝知道后，怒不可遏，第二年春天親自在紫禁城內(nèi)重考當年錄取的舉人，春寒料峭，舉子們在寒風中答卷，旁邊有軍校持刀護衛(wèi)，如臨大敵。
考試結(jié)束后，只有一人被準許參加當年殿試，其余有的被革去舉人功名、有的被被罰停會試、有的允許參加下次重考。其中被控告賄賂者8人，被抄家杖責40，舉家發(fā)配寧古塔。主考官、副考官人頭落地，其余考官18人，被處以絞刑，留個全尸。
制度再嚴密，刑法再嚴酷，可止不住有些人，為功名利祿，鋌而走險。執(zhí)行制度的終究還是人。誠信是立身之本，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于公民的基本要求。現(xiàn)在重大考試作弊行為已被列入違反刑法行為，古代講究“崇禮至法”，現(xiàn)代的人也自當明白嚴刑峻法面前守好誠信的底限才是成功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