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司法的權威
早在150年前，法國學者托克維爾就指出：“在美國，任何政治問題發生而不能決定，早晚幾乎沒有不變為司法問題的。”
2017年1 月 27 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一份名為 “阻止外國恐怖分子進入美國的國家保護計劃”的政令，這份涉及憲法公民權利倍受批評與詬病的政令，被民間團體和民主黨稱為“穆斯林禁令”。這份行政令要求，未來 90 天內，禁止伊拉克、敘利亞、伊朗、蘇丹、索馬里、也門和利比亞等七國公民入境美國。另外特朗普還暫停原有的難民接納項目 120 天，以便對難民進行充分背景核查，而奧巴馬任內啟動的在美重新安置敘難民計劃遭無限期中止。禁令把本財年美國計劃接收的世界各地難民數量減至5萬人，減幅逾50%。
2月3日美國華盛頓州西區聯邦地方法院法官詹姆斯·羅巴特在西雅圖作出裁決，在全美范圍內暫停實施特朗普入境限制令，即刻生效。盡管司法部進行上訴力圖改變這一裁決，但是美國聯邦第九巡回上訴法院2月5日凌晨發布通告，維持羅巴特的判決。
蘋果、谷歌、微軟等美國多家科技公司呼吁修改針對個別國家的入境限制令。目前，美國國內的穆斯林人數為300萬左右，約占美國人口的1%，其中不乏科技創新人才。
至此，特朗普的禁穆令已經幾乎成為一紙空文。美國國土安全部等機構已經執行羅巴特法官的判決。
最讓我們感興趣的不僅是此項移民政策所折射出本屆總統的執政風格，而且就此管中窺豹，見識到這個世界超級大國權力制衡機制下的冰山一角。不管此事最后如何收尾，司法的權威彰顯得淋漓盡致!
沒有任期限制，一經任命可以干到老干到死，使得法官這個精英團體成為你方唱罷我方登場亂亂哄哄的政壇上一支穩定有力的力量。國泰平安，歌舞升平之時，大家都盡情享受生活的美好，覺察不出這支政壇維穩力量的存在，唯有在“神人”、“奇事”或“疑案”出現，陷世人于危機中、價值觀混亂之時，司法作為國之重器才會出現，凸現定海神針之作用。
美國法官們負責解釋憲法、審查法律和審判形成判例法淵源，所以不僅有權判決國會通過的法律違反憲法，認定掌握多數表決權的人可能侵犯了少數人的權益，因而應宣布無效;還可以判決美國總統或者他的代理人做的某事違法，而且作出總統也不得不執行的判決。普遍認為這至關重要，法治國家必須有人在最有權勢的人犯法時公開指出來，并要求他們改正。
二 最佳男主角
存在即合理。特朗普當選不僅是選民長期以來積累的情緒反應，更是各方利益集團反復博弈下出現的一個綜合平衡。其劍走偏鋒的移民政策也不是一天兩天了，“禁穆令”只是牛刀小試的一次預演，只是這次連自詡中立謙抑的司法界都出面介入才使得各方注意力進一步聚焦。
自從國父華盛頓按照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理念打造了美國的基本權力架構后，美國總統這個職務總是以魅力四射的主角光環活躍在世界舞臺上，時而長袖善舞、八面玲瓏，時而殺伐決斷、雷霆萬鈞，時而精明勢利、錙銖必較，國會和司法機關恪守本份，把戲份都給了執行力超強的總統。
1933年以后的十幾年間，美國人民在大廈將傾生死存亡之際將所有的權力一股腦兒全賦予了總統羅斯福， 只求挽萬萬民眾于水火之中。彼時彼刻，羅斯福屁股底下這個職位應該是資本主義世界中最有權勢的職位——沒有之一。不過即便是在戰爭等特殊時期，總統也不過是攫取了大部分而不是全部的權力。非常時期的國會作為代議機關也是立法機關，為便宜行事，克制自己的權力欲望和責任感，變相地對總統在權力上的予取予求一路開綠燈，但是仍然始終有司法一方恪守本分、在一旁警惕地審視著這個全天下最有權勢者的一舉一動。
這種制衡態勢的形成有著法治、歷史、人文等諸多方面的背景，非一時半會、三言兩語可說清楚。不過起碼有著以下幾方面的因素：
第一，總統執行力超強。總統四年一屆，非特殊情況不得連任超過兩屆，這決定了這個位子必將成為高效運轉、執行力強的國家機器，同時由限于任期制，各方勢力獲取后這個位置后，自然夜以繼日、鞠躬盡瘁地推動總統為利益集團做事、代言，實現當初的承諾。
第二，基于普選制和代議制的推行落實，利益集團對國會這塊權力領地的瓜分已日趨穩定形成某種均衡。各黨派與各院外集團對于政治游戲規則已爛熟于心、爐火純青，大象無形大音希聲，他們在實現政治目和集團利益的過程中，手段上用得更多的是鼓吹造勢論辯呼吁，效果上追求的是潤物無聲潛移默化。基于此，國會的權勢除了立法直接通過法案之外，更擅長的是像個編導一樣通過總統這個最佳男主角(差點出現最佳女主角)的戲份來實現。
第三，司法作為三權分位中最為特殊的一環，一直在200多年來影響著上到寡頭下至平民內達美利堅外至全世界的社會生活(現在還有誰對“你有權保持緘默”的“米蘭達”規則感到陌生?)。說司法權力特殊，是因為：在某種意義上，無論總統或者國會，都不是一個人或一群人——無論從職責角色上來說，還是從工作機制上來說，他們都是一個配合緊密的團隊，講求的是集體智慧的提煉和升華，即便總統那么富有個人色彩的一個職位，也不過是一個智囊班子的傳聲器而已。而作為司法代言人的法官則不同，首先，他是一個獨立的法律人，只對內心的法律信仰負責，至少在職業操守的形式上不必考慮過多的具體政治或經濟因素;其次，法官的核心業務工作尤其是對立法精神的理解、對司法原則的堅守以及對法律原意的闡述，他一人即可單獨完成，無需假手他人(事務性工作除外)，這是由司法的規律和法律職業的特點所決定的;再次，法官是終身制，一經任命，除非犯嚴重罪行并經法定程序不得罷免。美國司法史上，被彈劾、罷免的法官少之又少，寥若晨星。
三 法官講政治
標榜司法獨立和法官中立，說得比唱得好聽，實際上美國的法官是有政治傾向的。雖自詡為“超黨派”、“不問政治”，但總統對法官的提名、任命到法官的正式任職、退休，無一不是在某種政治背景下進行。美國歷史上迄今為止，總統提名的法官不是相同政治傾向的只是少數，有時即便不是同黨派傾向，也是政見相同，即自由派總統提名任命自由派法官，保守派法官提名任命保守派法官。
盡管是終身任命，但實際上有些法官年老體弱時會主動提出退休，有意思的是一些最高法院的法官會選擇在相同政治傾向的黨派執政時提出退休，以便相同政治傾向的總統獲得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寶貴機會(名額有限)。例如1968 美國大選中共和黨獲勝，當時最高法院首席法官E·沃倫是一個著名的自由派人士，他趕在相同政治傾向的民主黨總統約翰遜去職前宣布退休，以便讓約翰遜總統任命一位新的自由派首席法官。沒想到人算不如天算，約翰遜總統提名的法官候選人有受賄之嫌，沒獲批準。這一耽擱，約翰遜總統來不及任命新的首席法官就下野了。因此，新任的共和黨總統尼克松得以任命一位保守派首席法官。
美國《獨立宣言》中指出，權力是民眾授予政府的，其中一部分授予立法部門(國會)，一部分授予行政部門(總統);應該有人來判斷這些部門行使的權力是否超越了民眾的授權范圍。盡管美國憲法沒有明確規定法院有權審查違憲，但美國立國以來，經過幾屆首席大法官的努力并通過他們的判決，法院的法官們實際上被授予了這個最終的發言權。
美最高法院前首席法官C·休斯有一句名言：“我們都受制于憲法，但什么是憲法，法官說了算!”
司法的獨立和尊榮，不僅根源于體制和淵源，而且也出自法官的勇敢堅守。古往今來，中外各國，概莫能外，法律如何規定是一回事，落實起來的效果如何則是另外一回事了。經文再好，也要和尚來念，有些國家法律淵源并不限于成文法，在法官堅守下法治精神得到彰顯、權利受到權力尊重，“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而有些國家是連三權分立的憲法文本都照搬美國一字不動，可是法治效果堪憂。
在皇權專治的時代下，司法者的堅守尤其不易。比如在中國歷史上即使沒有形成司法至上的傳統，但也不乏視法度為生命者，在羅巴特法官對特朗普說不的700多年前，中國宋朝也有一個法官對皇帝說不。
南宋理宗在位時，皇帝的哥哥榮王趙與芮管教不嚴，榮王府有12個人在外尋釁滋事、攔路打劫。《宋刑統》里，對此等無法無天的團伙犯罪行為的懲罰，明確規定——殺!但是事涉王府中人，故而說情的人很多，威脅的人也很多，審理此案件的平江知府兼浙西提點刑獄胡穎頂住壓力。堅持按照法律條文辦事，全部判死刑。
有人就給宋理宗上書，說胡穎是個酷吏，特別喜歡殺人。耳根子軟的宋理宗，偏聽偏信，對此案耿耿于懷，后來有一次見到胡穎不咸不淡地說：“聞卿好殺。”
文質彬彬頗的胡穎，倒也頗有幾分膽色，一句話頂回去：“臣不敢屈太祖之法以負陛下，非嗜殺也。”
宋理宗的反應，只有兩個字：默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