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代大文豪蘇東坡在為韓愈撰寫的《潮州韓文公廟碑》開篇第一句寫下了這樣的定論：“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時隔近千年后，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文藝座談會上講:“蘇東坡稱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講的是從司馬遷之后到韓愈，算起來文章衰弱了八代。韓愈的文章起來了，憑什么呢？就是‘道’，就是文以載道。……只要中華民族一代接著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們的民族就永遠健康向上、永遠充滿希望。”
韓愈——百世之師。跨越千年，仍讓人難以忘懷，其道德文章、情懷品格，仍能匯入一個民族的追求和夢想。這禁不住再次激起我仰視高山、瞻望北斗的一腔熱望，不得不帶著一如皈依的心靈去叩謁這位“百世師”。
初識韓愈，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參軍前，我生活在冀中平原的農(nóng)村，艱苦的勞作和貧困的家境未能泯滅我對知識的渴求，勞作之余借遍了村子里所有能借的書來讀。于是，博得了本家族一位飽讀經(jīng)書的爺爺?shù)馁p識，經(jīng)常耳提面命，講授古圣先賢，爺孫結(jié)下忘年之誼。參軍后，族爺殷情關(guān)懷，與書諄諄教誨。我至今保存著讓我終身受益的那封來信，也由此與韓愈結(jié)緣。信中如是說：“吾孫披戎裝寄壯志于軍旅，需崇德問學，常讀古人之書。百家之言甚為廣博，惟《戰(zhàn)國策》、《東周列國志》、《老子》、《孫子》、《論語》等需通覽攝要，定大有裨益。更有《古文觀止》，是為弟子必讀之書。千年歷史更迭，百朝盛衰興亡，賢哲襟懷抱負，盡在這流芳萬世的名篇中。吾孫當習學那些經(jīng)天緯地的大文章以涵養(yǎng)身心 ，當比照那些氣壯山河的大丈夫砥礪浩然正氣。”在族爺?shù)狞c化下，我醉心于習讀古人之書，對《古文觀止》更是獨具鐘情，逐篇精心研讀。于此，我接觸了韓愈其文，也走近了韓愈其人。作為唐宋八大家之首，韓愈編入《古文觀止》的文章最多，在全書220篇中有24篇，占十分之一還多。可見，韓愈在中國歷代文人和歷代古文中的分量之重、地位之要。于是，在我心中深深埋下了一顆景仰韓愈的種子。
八十年代初，我軍校畢業(yè)分配到駐潮汕地區(qū)海軍部隊，這是當年韓愈的貶謫地。一次臺風來臨，按上級指令，我艦進入韓江錨地規(guī)避臺風。臺風過后，待命返航之機政委給全艦搞了一次專題教育——“艦在韓江說韓愈”。政委給我們講述了韓愈被貶潮州后，造福百姓，興利除弊，驅(qū)鱷魚、釋奴婢、課農(nóng)桑、修水利、興教育的諸多功績。于是，埋在我心中的那顆景仰韓愈的種子被催生萌發(fā)。急不可耐，返航后的第一個周日，便約上戰(zhàn)友騎了幾十公里的單車，專門到潮州拜謁了韓文公祠。
此后，在我心中牢牢地結(jié)下了韓愈情結(jié)。無論何時何地，每當發(fā)現(xiàn)有關(guān)韓愈的書籍和詩文總要悉心拜讀。韓愈在我年輕的成長歷程中，充盈了我的精神世界，拓展了我的文化視野，豐厚了我的人生底蘊。
光陰荏苒。我離開潮汕20年后，2008年底回到老部隊，看望老首長、老戰(zhàn)友。難忘韓愈，約上當年與我騎單車拜謁韓文公祠的老戰(zhàn)友，再次專程去拜謁。修繕后的韓文公祠，古樸清幽，莊重肅穆，置身其中頓生被化育之感。塊塊碑刻詩文，副副楹聯(lián)匾額，詮釋著韓文公的道德懿范和不世之功。“若無韓夫子，人心尚草菜”，“功不在禹下”，“泰山北斗”，“百代文宗”，“古今同仰”，這些碑刻、匾額分明在向后人訴說著這位高賢大德的不凡人生，讓后人更清晰地看到那從遙遠歷史走來的艱卓跋涉的深深腳窩。
更值得慶幸的是，國家重大文化工程——創(chuàng)作出版《中國歷史文化名人傳》大型叢書，嚴格遴選的120余位歷史文化名人傳記近年相繼面世。我第一時間購得并始終帶著一顆虔誠的心拜讀了這部翔實、系統(tǒng)、全面的《一代文宗——韓愈傳》，對韓愈了解和認知更加具體、全面和深刻，景仰也更深更重，四十年繾綣之情在心底涌騰生發(fā)。
（二）
韓愈年幼時極為不幸。
“天禍我家，降及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實為嫂恩。”這是韓愈給嫂母滎陽鄭夫人寫的祭文中話，道出了他年幼時遭受的禍災(zāi)。
韓愈三歲時，任秘書郎的父親韓仲卿去世。兄嫂撫養(yǎng)他到六歲時進京，十歲那年，任起居舍人的大哥韓會又被貶謫韶州（今廣東韶關(guān)），韓愈隨兄嫂千里跋涉到嶺南。兩年后，年僅42歲的大哥韓會又不幸病逝，失去了家庭依靠的一家寡孤扶靈北上，回到老家河陽（今河南孟州）生活。韓愈知道，不負父兄宿望，光耀韓氏門庭，只有走讀書這條路。書讀得越多，離長安就越近。書卷如磚石，只有靠它來鋪就去長安的路。但是，無論韓愈多么刻苦，還是無法阻滯厄運的降臨。時年，“五王之亂”禍及江北；“涇師之變”殃及兩京，河陽再也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鄭夫人深知，韓愈讀書求學，事關(guān)亡夫重托，事關(guān)韓門興旺，遭此兵亂，兇吉難測，于是決意南下，帶小叔韓愈和兒子老成逃難到了江南宣城。韓愈在父兄亡故和顛沛流離的境況下生存、讀書、成長，飽嘗了人間不幸和多重磨難。
苦難歷來就是成就偉人的“磨刀石”，不幸和苦難更激起了韓愈發(fā)憤苦讀改變命運的一腔抱負。他在《縣齋有懷》詩里寫下了自己求學的進取姿態(tài)：“少小尚奇?zhèn)ィ缴惚浮＊q嫌子夏儒，肯學樊遲稼。事業(yè)窺皋稷，文章蔑曹謝。”在《答侯繼書》中說：“仆少好學問，自五經(jīng)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舊唐書?韓愈傳》說：“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俟獎勵。”不同尋常的苦難磨礪，出落了一個奇?zhèn)ド倌?不舍晝夜地發(fā)憤苦讀，涵養(yǎng)了一個可畏后生。韓愈19歲那年，已是羽翼盈豐、一懷錦繡，終于帶著他的抱負，躊躇滿志地西去長安，踏上漫漫求仕之路。
（三）
韓愈的求仕之路歷盡艱辛。
讀書入仕，是韓愈父兄走過的人生之路。父親韓仲卿學問官德俱佳，政聲文名遠播，大詩人李白為其作《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并序》，鄉(xiāng)賢勒石立碑。兄長韓會朝職起居舍人，周旋于皇帝身邊，接近權(quán)力中心，有“鳳凰池上客”般的儀容和“陽春一曲和皆難”的學養(yǎng)，不僅相貌俊秀，且“以道德文章伏一世”。父兄是家族的榮耀，是韓愈人生的標桿。父兄的夙愿，嫂母的期盼，家族的責任，人生的理想，都融化在韓愈的生命中，鼓蕩著他向仕途邁進的萬丈雄心。
然而，命運之神并沒有眷顧這位意氣風發(fā)的才子。他從786年19歲赴長安，到790年三次參加禮部的進士考試，都落榜而歸。難道真的是他學識淺薄、才力不夠嗎？回答應(yīng)該是否定的。由于制度的粗疏，唐代科舉人為因素仍起很大作用，公開推舉、私下托請、社會輿論、權(quán)貴干預(yù)等等都會直接影響甚至決定著科場取向。許多士子會在考試前通過溫卷、干謁的方式，向有決定性影響的朝臣權(quán)貴納獻自己的作品，以求被賞識被推重。生在官宦人家的韓愈當然知道被推舉的重要，但他不為所動。一是他到長安投奔的在朝中為官的叔兄韓弇隨軍出使邊地，不久又被吐蕃殺害，失去了唯一可幫他疏通引薦的依靠；二是兄長韓會逝世后，幾經(jīng)離亂遷徙，家底已漸耗盡，赴長安所帶錢兩無幾，指望叔兄和族人接濟也全然落空，他很快陷入了落魄境況，又怎能去溫卷、干謁？三是他有強大的自信。他不信邪，雖囊中羞澀，但底氣十足，深信13年苦讀將會換來金玉滿堂十萬蓮花，正像他《出門》詩中所言：“天命不吾欺”。他向已考中進士的士子請教，看到禮部的賦、詩、策試題， 竟說“仆以為可無學而能”，覺得自己不用學也能答得很好。
他在經(jīng)歷了三次失敗后，對求仕之路總結(jié)道：“仆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圣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至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于所親，然后知仕之不惟為人耳。”皆因“有司者好惡出于其心。”俗話說：“讀萬卷書還得行萬里路，行萬里路還要有高人點步。”韓愈通過深刻反思，認清了“仕之不惟為人耳”的嚴酷現(xiàn)實，又得到了父親的至交北平王爺馬燧將軍“科場如戰(zhàn)場，雖百密不可一疏”的點撥，便盡力把自己的詩文抄寫輯卷送給考官和當朝顯要，以求推引。此間，他還寫下了著名的《為人求薦書》、《應(yīng)科時與人書》。他說自己類似山中良木肆中良馬，只要有匠石和伯樂的觀顧，立刻就能“價增三倍”。他還自比匍匐在地的怪物，求有力者翻轉(zhuǎn)扶攜，以改變爛在泥潭的命運，言之切而聲不悲，雖是池中之物，卻有凌云之志。他終于得到了主考官中唐名相陸贄和副考官力倡古文的中書省右補闕梁肅的賞識，792年25歲時通過第四次考試，榮登“龍虎榜”。
在唐代，考取進士這只是入仕的起步，要被朝廷任用，還得通過吏部考試。然而，吏部的考試人為因素影響更大，比禮部進士考試更難。韓愈在793年、794年、795年連續(xù)三次沖擊吏部博學宏詞科和方正賢良科考試，三次都鎩羽而歸。吏部考試不中，生活又沒有著落，他只能低下頭去給當時的三位宰相連續(xù)寫了三封信求職求助，但都遭到冷遇。此時，沒有人會在意這個落魄書生。
韓愈在長安漂泊了近十年，常常是食之粥湯，饑寒交迫，七次考試，六次落榜，個中滋味，可想而知。然而，正是在他飽嘗了生活的困厄、科場的挫折、心靈的磨難后，開始洞悉了現(xiàn)實生活的本來，看清了社會底層的真像，體察了科舉場中的晦暗，知曉了人生道路的艱辛。客觀上，他屢考屢敗的艱辛經(jīng)歷，也促成了他連年苦讀、厚積蓄勢、學識大增。在長安的漂泊，讓他獲得了獨特而又寶貴的人生體驗和財富，對他日后的為文為人為官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
（四）
韓愈為文開山立派。
吏部三試不中，求職成為泡影，生活全無著落，理想被現(xiàn)實擊得粉碎，他只得兩手空空回到家中。但上蒼給他關(guān)上了一扇門，又給他打開了一扇窗。
796年，曾任過宰相的東都留守董晉兼任了開封節(jié)度使，他在京都任宰相時對韓愈的文名早有耳聞很是賞識，在組建自己的幕府時即派人征召韓愈入軍，任命他為觀察推官，相當于今天的副官。此間，韓愈多年練就的文才派上了用場。他受命撰寫的《汴州東西水門記并序》，別致精到，開紀實類文體之生面，大受董晉贊賞，四處示人夸耀。是年，董晉又把全面主持汴州貢生選拔考試重任交給了初出茅廬的韓愈。他不負重托，所出詩題和論題完全可以與京師進士試題相提并論，所薦貢生相繼考中進士，其文才學識令人刮目。
董晉逝世后，韓愈應(yīng)招到徐州節(jié)度使張建封幕府任觀察推官。但是，韓愈的志向并不在此，入仕經(jīng)世，一展平生所學是他不變的初心。再者， 該幕府“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外出”等制度規(guī)定，又讓讀書習文率性而為的韓愈極為郁悶。他上書給張建封提意見：你把我招入幕府，“非為其能晨入夜歸”，是看中了我能干活，既然是用我來干活的，那干嘛非讓我“晨入夜歸”。于是，他不久就辭職攜家眷回到洛陽。
800年，韓愈帶著自己的渴望、抱負和六次科場失利的余悸第四次參加吏部考試，終于在801年34歲時通過銓選，被任命為國子監(jiān)四門博士，步入了政府機構(gòu)，執(zhí)教國家最高學府，官從七品，實現(xiàn)了他夢寐以求的長安夢。
國子監(jiān)主掌國家教育，對社會風習、民心教化具有標示意義和導向作用。韓愈一生四次進國子監(jiān)任職、一次自請外放東都洛陽國子監(jiān)執(zhí)教。這是韓愈一個重要的人生舞臺。作為傳播教育的文人，韓愈在國子監(jiān)冷靜審視社會病弊、深入思考人生要旨、嚴正拷問官場宦途、細心體察百姓疾苦，在這方舞臺盡情揮灑平生所學所歷所思所感，以匡時救世的強烈使命感傳道授業(yè)解惑，樹思想之高蹈，開古文之先河。
“蓋文章，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文風，是一個時代的符號。一個時代，統(tǒng)治集團的好惡取舍，官宦階層的風尚訴求，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民眾精神的現(xiàn)實狀態(tài)，無不在那個時代的文章中得以照見。從一定意義上講，文風就是統(tǒng)治集團風氣、官場風氣、社會風氣的直接反映。駢文興起于漢末，盛行于南北朝。是時，追求辭藻華麗、講究對偶聲律、無文不駢、無語不偶的風氣大盛，文風墮落，文事頹廢，文章喪失了“經(jīng)世致用”本質(zhì)功能。至唐代，其公文就為駢文，科考的賦作就源于駢文的律賦，社會和官場也流蕩著追逐形式、浮夸奢糜的風氣。韓愈開一代新風，豎起了復(fù)興儒學、昌興古文的兩面大旗，敢為人師，廣授門徒，用自己的文章和在國子監(jiān)執(zhí)教的平臺傳播心中的“道”。 在《答李翊書》中強調(diào)道德修養(yǎng)是為文的前提，德是文章的核心，文是德的載體，有了較高的道德修養(yǎng)，詩之樹、文之燈才能根深葉茂、光焰萬丈；有了較高的道德修養(yǎng)，就有了經(jīng)濟蒼生的使命感，就有了憫難憐弱的同情心，就有了正道直言的方正人格，遇不平則鳴，有激憤則書，敢于為民請命，敢于為正義和真理搖旗吶喊、奔走呼號。這篇發(fā)起古文運動的代表作，鮮明地提出了“文以載道”的為文觀。這一理論觀點，韓愈一貫秉持弘揚。他在《爭臣論》中說：“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在《答尉遲書》中說：“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在《答李秀才書》中說：“愈之所至于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他還非常注重吸取歷代古文精華，據(jù)載，韓愈“每為文章”，先讀一段司馬遷，為的是借一口氣。正因他吮吸八朝之髓，故能振“八代之衰”；正因他深刻把握文之本質(zhì)，故方得“聲名塞天”。
韓愈寫給弟子的《師說》也是昌興古文的莊嚴宣示。他在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了“師者，傳道、授業(yè)、解惑”的命題，準確深刻地揭示了老師的地位作用。他還鮮明地闡發(fā)了“道與師，師與徒”的關(guān)系，提出“無貴無賤，無長無幼，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的主張，倡導“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的新型師生關(guān)系，響亮的宣示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開明理念，有力地抨擊了士大夫之族“恥學于師”的錯誤觀念和以“身份地位”取師的社會陋習，展現(xiàn)了他非凡的勇氣和卓越的才識。
韓愈常常把思維的觸覺伸向歷史的縱深，又把審視的目光聚焦在突兀的現(xiàn)實，對歷史與現(xiàn)實、社會與人生、困厄與顯貴等進行理性思考，又把這些思想成果寫成講義教書育人。《原道》、《原性》、《原人》、《原毀》、《原鬼》等“五原”和《勸學篇》、《進學解》等著名論作，起初都是在國子監(jiān)的講義。他執(zhí)著地堅守著傳播“道”的精神高地，從實踐到理論、從民間到官學、從零亂到系統(tǒng)，探索建立“傳道、授業(yè)、解惑”的教育法典，在中國教育史上建立了不朽之功。
韓愈以奇崛雄健、恣肆汪洋、渾浩如海之文，無可爭辯地走上了文壇領(lǐng)袖的地位。他在論、說、賦、詩、傳、記、頌、贊、書、序、哀辭、祭文、碑志、狀、表、雜文等方面都建樹頗豐，給中華民族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chǎn)。他的古文創(chuàng)作，與柳宗元并稱“韓柳”，成為古文運動的符號；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與孟郊并稱“韓孟詩派”，并獨創(chuàng)了“以文為詩”的詩歌體例，還與白居易、元稹、孟郊、張籍等人在詩文唱和中創(chuàng)造了“元和體”；他在墓志祭文創(chuàng)作上具有卓越才華，劉禹錫在《祭韓吏部文》中說：“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明代茅坤稱韓愈《祭十二郎文》是“祭文中千年絕調(diào)”，古人多言：“讀《出師表》不下淚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不下淚者，其人必不孝，讀《祭十二郎文》不下淚者，其人必不友。”
韓愈作為中唐最杰出的文學家，其道德文章如日月輝耀長空，似山岳挺立大地。在他的身邊匯聚了當時代幾乎所有文壇精英，柳宗元、白居易、劉禹錫、元稹、孟郊、賈島、李賀、盧仝、張籍、李翔、皇甫湜、樊宗師、劉叉等高士大才，之于韓愈亦師亦友最是契交。他們才華橫溢、詩文寄情、長吟短唱、放懷嘯歌，裝點出那個時代寂寥而又絢麗的風景，鑄就了中國歷史文壇上一座高高聳立的豐碑。
（五）
韓愈為人情深義重。
嫂母鄭夫人，對他恩比天高，但他十年漂泊卻未贏來一官半祿奉養(yǎng)嫂母，嫂母在貧病交加中去世，韓愈悲痛欲絕，幾天里長跪墓前，涕淚交零中為嫂母獻上親寫的祭文，服喪五個月后才回長安求仕。
韓愈與侄子老成，年歲相仿，伶仃江南，患難與共，情勝手足。韓愈時刻惦記著老成，牢記兒時“茍富貴，勿相忘”的許諾，征入汴州幕府釋褐初加，日子并不富裕時，就把老成從宣州接來同住，近一年后又讓老成把家眷接來。老成是他一路進取的見證，也是他有朝一日衣錦還鄉(xiāng)的路標。嫂母不在了，他把老成視為最親最親的人，然而老成卻先他而去。人世間的至情至義、徹骨之痛和無邊悲涼在他心中漠漠彌漫，他拿起筆，“一面哭一面寫，字字是血，字字是淚”，真情大愛和著血淚流淌，寫就了千古名篇、不朽典章——《祭十二郎文》。
韓愈與柳宗元其文才可謂雙峰并峙，又如一篇文章的上下篇，同樣精彩，但不能重疊。他們在京都備考時相識，后又同為監(jiān)察御史，才子契交，惺惺相惜。但他們的政見不同，柳宗元是以王叔文為首的革新集團的骨干，與王關(guān)系密切；韓愈反感王叔文的為政風格和為人品質(zhì)，與王關(guān)系疏遠，但這并沒有影響他們的友情。韓愈被貶陽山，他深疑是柳宗元、劉禹錫密告他私下詬病王叔文及權(quán)臣、宦官所致，一種被朋友出賣的憤怒和怨恨深埋心中。“永貞革新”失敗，核心人物遭貶，史稱“二王八司馬”事件。此時，劉禹錫流放朗州南下，韓愈卻遇赦江陵北上，二人在岳陽不期而遇。劉禹錫道出他被貶的實情：韓愈出任董晉幕府時，宦官俱文珍任監(jiān)軍，韓愈受命寫了《送汴州監(jiān)軍俱文珍序（并詩）》。奉恩公董晉之意，韓愈盛贊了宦官俱文珍。王叔文的革新集團與俱文珍的宦官集團明爭暗斗、你死我活。王叔文欲交結(jié)韓愈，但韓愈始終沒去拜見。故而，王叔文猜疑韓愈與俱文珍有私誼。當韓愈上奏《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為幸臣所饞”時，王叔文或也從中弄權(quán)，韓愈以莫須有罪名被貶。柳宗元曾勸囑劉禹錫說，對韓愈不需去做辯解，跟韓愈的友誼要用一生的時間去證明。因疑獲罪，因疑生隙。韓愈釋然。劉禹錫作《韓十八侍御見示岳陽樓別竇司直詩因令屬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韻》，韓愈立筆寫就《永貞行》一詩相贈。盡釋前嫌，韓愈對柳劉寄予了深深的同情，此后，他們成為一生一世的摯友。在柳宗元流放永州、柳州期間，韓愈無論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蠻夷之遠，都用真摯的友情給他送去溫暖、送去慰藉、送去達觀的襟懷、送去不息的理想，用真情的光焰去照耀他晦暗的人生。柳宗元去世時，韓愈已從貶謫地潮州量移袁州。柳宗元臨終托后事于兩位好友，托劉禹錫料理后事，托韓愈撫養(yǎng)次子。此時，正值劉禹錫母喪扶靈北歸，且是丁憂之身，禹錫只得把宗元喪事全權(quán)托付韓愈。柳宗元棺槨到達袁州時，韓愈率全家出城相迎，設(shè)壇相祭，偌大袁州盛不下他對柳宗元的悲切懷念，在淚水和燭光里為好友寫下祭文和墓志銘。祭祀三日后，韓愈命侄孫韓湘代他扶棺送老友歸葬故里。依囑，他把柳宗元的次子周七留在身邊，視為親生，撫養(yǎng)成人。他撰寫的《柳子厚墓志銘》后由蘇東坡書寫刻于碑，因是“韓文柳事蘇書”被后人稱為三絕碑，現(xiàn)珍藏于柳州柳侯祠，見證著韓愈對朋友的深情厚意，也見證著這兩位文壇巨擘至死不渝的深沉友誼。
韓愈的深重義氣、耿介性情，在為元稹、李賀上奏中可見一斑。是年，元稹應(yīng)召回京，途徑華陰敷水驛，驛館見朝官來臨，便安排在上廳入住，剛住下，宦官劉士元恰也來到，驛館只得安排其在下廳住宿。中唐宦官專權(quán)時風正盛，劉士元是宦官集團首領(lǐng)俱文珍的重要黨羽，驕橫跋扈慣了，聽說上廳住的是七品朝官，勃然大怒，帶人闖到上廳，不待開門便一腳踢開，正要睡下的元稹見是大宦官，便穿著襪子向后廳躲去。劉士元緊追不舍，跟侍者要弓箭，侍者沒有，便脫下靴子向元稹頭上擲去，元稹一回頭，靴子正中鼻梁，頓時鮮血直流。宦官打了朝廷命官，憲宗不問曲直，竟將元稹貶為江陵士曹參軍，對劉士元卻沒給任何懲罰。消息傳到東都洛陽，韓愈拍案而起，立即奔走呼號，連夜上書朝廷，力保元稹，力抨宦官，力陳元稹無辜受辱且忍氣吞聲，全是為了維護皇帝尊嚴，而劉士元縱暴逞驕辱打朝官，全是給皇帝抹黑，若放縱宦官，必危害社稷。措辭嚴厲，話鋒如刀，猶如一道犀利的戰(zhàn)斗檄文宣布與宦官集團徹底決裂。須知，是時以俱文珍為首的宦官集團權(quán)勢日熾，得罪了宦官集團也就給自己的人生仕途帶來極大風險。韓愈不畏強權(quán)，仗義執(zhí)言，其風骨品格不得不令人肅然起敬。
李賀，有“詩鬼”之稱，寫出了“黑云壓城城欲摧”、“雄雞一唱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等千古佳句。韓愈欣賞其才華，鼓勵他考進士。李賀到長安參加科考時，因父親名晉肅，“晉”與進士的“進”同音，犯諱父名，不予參考。韓愈激憤難當，為之奔走呼號，還專門寫了《諱辯》一文為李賀抗爭。文中寫道：父名晉肅，兒子不得考進士，倘父親名仁，兒子就不能做人了嗎？周公作《詩》不諱（周公父名姬昌，周公有“克昌厥后”的詩句），孔子不偏諱二名（孔子母親叫征在，他也寫過“宋不足征”“某在斯”），曾子不諱皙（曾參父名皙，他也說過“昔者吾友”）， 大臣奏疏誰也不避諱“滸”與“勢”（唐高祖皇帝祖父名虎，太宗皇帝名世民）。韓愈對 “二名不偏諱”和“不諱嫌名”給予了正確詮釋，用古圣先賢和當朝大臣不避諱的例證，痛斥取消李賀考試資格荒唐至極。韓愈之憐愛朋友、惜愛人才，足見其慈心光明、襟懷日月。
“士窮乃見節(jié)義”。這是韓愈寫在《柳子厚墓志銘》中的話，這又何嘗不是說他自己呢?韓愈在三考吏部不中最為窮困潦倒時，意外地得到了一幅名畫，但不明作者是誰。他視此畫為珍寶，隨時帶在身邊見示行家，意在弄清此畫的來歷。回河陽老家時，與偶遇幾個客人談?wù)撈甬嬜髌犯瘢g，他便拿出此畫以供談資。此畫是反映軍旅行伍生活的長卷，既有閻立本宮廷畫派之嚴謹宏闊，又有吳道子靈動飛揚之瀟灑，其題材之大、表現(xiàn)力之強、功力之深又不在閻吳之下。眾人驚愕，紛云：“此乃神品，百金不換，若獻朝堂，或能加官進爵。”只有一耄耋老者告老還鄉(xiāng)的趙侍御沉默不語悄然落淚。趙侍御撫其畫作，猶見親人，一連說出了畫作各組的人物數(shù)、動物數(shù)、器具數(shù)及不同畫法、不同形態(tài)、不同顏色。當場驗證，幾百個數(shù)目無一差錯，眾人愕然。趙侍御告知：原畫作者為閻立本之父閻毗。太宗西征吐谷渾、高昌時命畫師隨軍采風，此畫即為戰(zhàn)事歸來實錄，大受太宗贊賞。他自幼有志丹青，頗有畫才，遷就浮生不得已科考入仕，成為朝中侍御，然而卻放不下一生所愿，閑暇習畫不止。身為侍御有機會接觸到了這國藏畫本，借出來用了三年時間臨摹。每將臨，必沐浴焚香，施之以禮，專心繪事，三年不與妻行周公之禮。臨摹成畫，竟可亂真，滿朝轟動，玄宗帝要去觀賞大為贊賞。他視此畫為生命，不料在二十年前去南方巡察時丟失，原畫作也早在“安史之亂”后不知所終。二十多年夢里尋蹤，魂牽夢繞，彼此交融，現(xiàn)在他沒有能力辨別眼前的畫作是真品還是仿品，惟求韓愈割愛兩載，他重金聘請當朝名家臨摹后奉還，以了此生心愿。
韓愈見趙侍御動情至深，十分感動：自己愛此畫如珍寶，趙侍御愛此畫如生命，他有緣一見平生所愛，定會再難忘懷。他不能專事鐘愛的畫業(yè)已是一生之痛，偶見所愛卻又復(fù)失，豈不苦上加苦。他比自己更懂也更需要此畫。如果不遇到趙侍御，韓愈將此畫或許留子孫、或許換百金、或許換官爵，如今機緣巧合，也算天意所受，他決意把此畫送給了趙侍御。此事后來韓愈追記在《畫記》一文。
韓愈在自己極度艱困時，將百金之物贈與一個素昧平生之人，卻把困厄的人生留給了自己，其圣賢懿范可昭于世，其君子之風山高水長。
（六）
韓愈為官忠職愛民。
士子讀書是為了做官。然而為誰做官、做什么樣的官，卻是人生立場、人品官德的根本所在。
韓愈的人生觀基礎(chǔ)是儒家學說。儒家倡導“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一切統(tǒng)治者必須以老百姓的利益為重，江山社稷才能穩(wěn)定，以君王為核心的統(tǒng)治集團的利益才能鞏固。儒家的“民本思想”深深扎根于韓愈心中，是他為官理政的根本立發(fā)點。
看看韓愈的兩次遭貶。
韓愈歷盡萬苦千辛，進了國子監(jiān)，書教得很好，兩年后調(diào)任監(jiān)察御史。職位變了，職責也變了。監(jiān)察御史有“分察百僚，巡按郡縣”的職責，品秩低而權(quán)限廣，需要有一雙與眾不同的眼睛。作為從艱困中走來的韓愈，他的眼睛更多的是注視著社會底層。
在一次上朝時，韓愈被一群面色枯槁衣衫襤褸的饑民圍住，乞要錢糧，并要求為他們請命。這些京畿諸縣的百姓，遭受嚴重旱災(zāi)、霜災(zāi)，夏秋無收，官府大災(zāi)之年不減歲賦，他們沒了活路，只得來攔截官員求其為民請命。韓愈哪能充耳不聞、坐視不管，散朝后立即去諸縣鄉(xiāng)下巡察。他走村串戶，看到的是田園凋敝、饑民塞途、一片凄涼。有一告老還鄉(xiāng)的縣令，病餓而死，臨終前囑咐把棺材賣了交稅。百姓的疾苦是韓愈最大的關(guān)切最深的痛，回京城立即寫了奏章《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著重表達了五個意思：一是恭頌皇上。說：“陛下恩逾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間，例皆蠲免。所征至少，所放之多；上恩雖宏，下困猶甚。……陛下憐念黎元，同于赤子。至或犯罪當戮，猶且寬而宥之，況此無辜之人。”二是奏報實情。說：“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坼房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途，斃踣溝壑。有者皆以輸納，無者途被征追。”三是找出原因。說：“臣愚以為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也。”四是論說利害，提出建議。說：“京師者，四方之心腹，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赦京兆府，應(yīng)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nèi)，征未得者，并且停征，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五是表明心聲。說：“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受恩思效，有見輒言，無任懇款，慚懼之至。”客觀上講，這篇僅有277個字的奏章，韓愈不可謂不用心機，謀篇布局、遣詞造句、陳事論理中都隱含著謹慎、謙恭、機智和忠心。恭頌皇上時提出請求，揭露權(quán)臣時開脫皇上，奏報實情時提出建議，恭順謙卑中表明忠心。盡管如此，這份為民請命的奏章，客觀上起到了狀告京兆府官員和朝廷權(quán)臣不察民情、不報實情、欺上瞞下罪責的作用，必會招致奸訐。于是，初涉政壇的韓愈“為幸臣所饞”，十年求官兩個月被貶，只得帶著“民為重”的不滅理想走上貶謫嶺南陽山（今廣東陽山縣）之路。
如果說韓愈被貶陽山因起奏請免征災(zāi)民稅賦，那么被貶潮州則是由于他敢向皇帝說“不”。
法門寺藏有佛骨舍利，三十年一開，從太宗朝始就有奉迎佛骨的先例。虔信佛祖的憲宗皇帝，決議在這三十年一遇的難得之機，把佛骨舍利迎入宮中供奉三日，然后再到各大寺院供奉。憲宗奉迎佛骨主要有兩個意愿：對國家，祈求佛祖保佑國泰民安、五谷豐登；對個人，祈求佛祖保佑健康長壽、長生不老。奉迎活動聲勢浩大，儀禮隆重，從法門寺到距長安城三百里間都造壇設(shè)帳、涂金掛錦，白天金光閃耀，夜晚火樹銀花，人流不息，車馬不絕。佛骨奉迎至長安，全城空巷，禮樂奏鳴，人聲鼎沸，一片沸騰。貴族庶民都紛紛施舍錢財以求佛祖福佑，有的不惜重金，甚至傾家蕩產(chǎn)。狂熱的信眾，有的燒頂灼臂，有的割膚瀝面，有的蹈火焚身，有的匍匐膜拜，有的痛哭哀號，長安城陷入瘋狂之中。
韓愈心潮難平，一種難以遏制的情感在心中涌流奔瀉。藩鎮(zhèn)割據(jù)、宦官專權(quán)、朋黨之爭是中唐時期的三大病癥，這都對中央集權(quán)、江山社稷構(gòu)成威脅。在韓愈看來，只有用儒家學說才能匡政濟世，只有用儒家仁義道德的力量才能消除社會紛爭、凝聚天下人心、穩(wěn)定江山社稷。但當時，佛教盛行，全國有佛寺四千六百多所，僧尼達到三十多萬，他們占有千萬頃土地，有數(shù)十萬的奴婢和農(nóng)奴為他們做工、種田。他們占有國家巨大的經(jīng)濟資源，卻不用向國家交稅賦，實質(zhì)上是在損害國家和百姓的利益。韓愈認為，僧徒日廣，待農(nóng)而食，待蠶而衣，待價而用，排斥儒學，壞我朝綱，致使民心凋敝、精神萎靡，人將不人，國將不國。作為有著堅定儒學信仰、視“重民忠君”為己任的韓愈來說，絕不會容忍佛教的昌興泛濫。此時，皇上又大肆舉行奉迎佛骨，韓愈感到此舉禍孽深重、有百害無一利。為江山社稷永固，大唐朝綱永續(xù)，他不惜毀滅仕途，不懼殺頭刑責，以一個思想家、政治家的膽識和勇氣，提筆寫下了《論佛骨表》，向佛教宣戰(zhàn)，向皇帝公開叫板。
《論佛骨表》說：佛是自海外傳入，上古并沒有佛，諸皇帝不知佛為何物，但他們都能長壽。相反，從東漢佛傳入后，凡崇拜者國運都不好、壽命都短，梁武帝信佛最后被餓死就是教訓。由此來看，不信佛的長壽，信佛的短命。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百姓都跟著盲目事佛，棄之業(yè)次，百工不作，敗壞世風，貽笑四方。如此禮佛，荒唐滑稽，勞民傷財。佛骨乃“枯朽之骨，兇穢之余，豈宜令入宮禁”，應(yīng)及早“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后代之惑”。韓愈還說:“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最后決然向佛祖也是向皇上下了戰(zhàn)書：“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
剛剛與佛祖進行了三天靈魂對話的憲宗皇帝，正沉浸在與佛祖結(jié)緣、沐浴佛光的無比幸福之中。見此奏章，猶如晴空一聲霹靂、當頭一聲棒喝、迎面一盆冷水，他萬萬沒有想到，竟有人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公開向他叫板，惡毒詛咒佛祖，肆意貶斥皇上。盛怒之下，把韓愈等同于十惡不赦的亂臣賊子，立即傳旨，革職查辦，斬首于獨柳樹下。
在宰相裴度、崔群苦苦勸諫下，韓愈保住了性命，但獲“流放萬里，永不返京”之懲。他第二次踏上了貶謫嶺南之路——流放潮州。
憲宗早朝收到韓愈的奏章，不到午時就下了貶謫詔書。在宣旨官的監(jiān)督下，韓愈即刻啟程。隨后，家眷也被遣逐出京，重病中十二歲的小女死于驛站道旁。韓愈行至藍田關(guān)，與追趕而來的侄孫韓湘相遇。風雪彌漫，鋪天蓋地；相擁而泣，滴淚成冰；胸中塊壘，筆下波瀾，韓愈寫下這首浸透著悲涼、孤凄、憤懣、怨懟，讀來不由讓人心酸落淚的《左遷至藍關(guān)示侄孫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
欲為圣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guān)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yīng)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一個人在厄運降臨身處逆境時，最能見其風骨品格。面對逆境，有人哀怨悲戚、心灰意冷，有人怨天尤人、滿腹牢騷，有人自暴自棄、茍且偷生。韓愈不是，逆境面前，他中心底仍然燃燒著不息的理想火焰，以曠達的襟懷、遠大的見識，讓生命煥發(fā)出同樣璀璨的光芒。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大山懷抱，蠻荒困閉，刀耕火種，言語不通，畫地為字。但韓愈就是韓愈，他目光獨具、匠心獨運，窺見這里“上無趨步之折，下無朋黨之擾”，正好舒展心志、揮灑才情、造福百姓。他首先把縣衙的編制健全理順，讓一個癱瘓的政府很快運轉(zhuǎn)起來。接著，多方勘察，確定“治窮先治山”的思路，實施“山上植樹，山下造田”計劃，在荒山野嶺開展“大生產(chǎn)運動”，把中原先進的農(nóng)耕技術(shù)播撒在大山深處。大山為之改變了模樣，百姓把這無名山崗命名為“賢令山”。他時常與農(nóng)人結(jié)伴淘魚，赤足坦背，凌波蹈步，呼號歡歌，古之縣令難有如此親民之舉，此情此景韓愈《叉魚》詩有表。他不失文人本色，迅即恢復(fù)縣學，在國子監(jiān)時“五原”等系列授課又回響在陽山的山水之間。他還獨創(chuàng)了“清談式”教學法，用現(xiàn)在的說法就是“互動式、啟發(fā)式”教學。一時間，嶺南士子才俊紛至沓來拜師求教，他無異于在陽山辦起了國子監(jiān)四門學分校。
韓愈被貶陽山時才三十六歲，又是遭讒言被猜疑獲罪，尚有量移返京之望，雖處江湖之遠仍能惕勵奮進。然而，被貶潮州時他已五十二歲，而且是忤逆皇上獲罪。丟了幾十年奮斗得來的刑部侍郎、四品大員的官位，流放海隅，家破人亡，仕途走到了終點，歸宿只有一個——終老嶺南。此時，韓愈還能否保持強大的生命張力放歌前行嗎？韓愈畢竟是韓愈，他一踏上治下的這方土地、一接近自己的百姓、一看到需要治理的山河、一想到該操持的生業(yè)，一種強烈的使命感在他心中驟然升騰，一切的冤屈、憂傷、痛苦和遭際都化作云煙飄散得無影無蹤。他在潮州為官八個月，干得風生水起、政績卓然。
韓愈初到潮州就遇淫雨不停，蠶不成繭，稻不抽穗，他親自撰寫五篇祭文，率州縣諸官五次祭于湖、祭于山、祭于廟，降下刺史身段把罪責都包攬在自己身上，祈求為無辜的百姓降福，可見一片拳拳愛民之心。鱷魚戕害百姓，他以一個文人特有的方式撰寫討鱷檄文，拿出刺史威嚴限令鱷魚三天內(nèi)必須徙歸大海，否則趕盡殺絕，可見其為政智慧之高妙。他致力農(nóng)桑，筑堤鑿渠、疏浚水道，遏制洪水，豐腴農(nóng)田，可見其視民生之重。在他眼中，潮州是他的更是大唐的，他走入土著族群宣諭，使土著真正歸為大唐子民，促進了當?shù)孛褡宓暮椭C融洽，可見其視野之開闊胸襟之博大。他清風衣袂，卻拿出自己的俸銀興學辦校，開潮州讀書重教、興學傳道先風。他還借鑒柳宗元在柳州以工抵債的做法，釋放了“典質(zhì)”奴婢。
歷史記住了他的冤屈，更記住了他的功績。潮州有江，更名為韓江；潮州有山，改姓為韓山；潮州有樹，冠名為韓木。于今，拜謁韓文公祠絡(luò)繹不絕的人流，不正詮釋著何謂“永垂不朽”、何謂“萬古流芳”嗎？
在韓愈身上，集中體現(xiàn)著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優(yōu)秀品質(zhì)，無論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都以國為任、以民為本、不違背良心、不浪費生命。憲宗朝，淮西叛亂，韓愈縱觀全局，審時度勢，堅決主張出兵平亂，并且一個文官干上了武事，做了宰相裴度親統(tǒng)平叛大軍的行軍司馬，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總參謀長。淮西平叛，韓愈以宏闊的全局視野、深邃的戰(zhàn)略思維、過人的膽識謀略，展現(xiàn)出了卓越的軍事才能，功不可沒。裴度親書“厥功至偉”四個大字送給韓愈，以示獎賞。在班師回朝的途中，朝廷即下詔提升韓愈為刑部侍郎、官從四品。穆宗朝，北方兵亂，蔓延燕趙，危及京畿，平亂無果，朝廷只得綏靖招撫。去亂軍陣前宣諭無異于闖龍?zhí)痘⒀ā⒆叩秴矂α郑麚岵怀啥ㄋ罒o疑。韓愈受命，義無反顧，千里走單騎，以衰朽之身赴叛軍營中，不動一兵一卒，化除干戈，平息叛亂，在人生暮年譜寫出“勇冠三軍”的壯美篇章。這就是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
我們紀懷古圣先賢，就是要尋求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發(fā)展的精神魂魄，就是要汲取中華民族世代自強不息的磅礴力量，就是要接受中華民族優(yōu)秀品質(zhì)的熏陶洗禮，就是要傾力中華民族優(yōu)秀文化的弘揚傳承，就是要讓古圣先賢的深邃思想、光輝人性、偉大人格成為我們今天的照鑒和導引。此文寫作初心于此，四十年韓愈情結(jié)釋懷于此。
作者簡介:
周東風，河北河間市人，1961年12月生，1978年12月入伍，歷任班長、譯電員、艦務(wù)長、團師軍政治機關(guān)干事、院校教員、學員隊政委、訓練艦部隊政委、海軍某指揮學院副政委、海軍某基地副政委、海軍某艦艇學院副政委等職，海軍大校，正師級。曾就讀汕頭大學中文系、原海軍政治學院政治機關(guān)班、國防大學聯(lián)合作戰(zhàn)指揮員班。率隊參加慶祝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國慶首都閱兵、支援廣州第十六屆亞運會、鄭和艦出訪等重大任務(wù)。多次參加全軍會議材料和法規(guī)文件的研究撰寫，參編教材《領(lǐng)導科學概論》《軍事人才學》《社會學基礎(chǔ)》和《軍隊政治工作實用詞典》，出版專著《文道留痕》，刊發(fā)詩文百余篇，《戰(zhàn)略素養(yǎng)，軍事博弈的首要才識》《壯士斷腕與刮骨療毒》《“戰(zhàn)爭設(shè)計”必須要貼近實戰(zhàn)》《人文素養(yǎng)，軍事職業(yè)教育的基石》等文章被人民網(wǎng)、中國網(wǎng)、中新網(wǎng)、光明網(wǎng)、求是網(wǎng)、社科院網(wǎng)、中國軍網(wǎng)、國防部網(wǎng)等多家官網(wǎng)轉(zhuǎn)載。現(xiàn)居大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