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美國人放下武器，也許比讓日本為戰爭謝罪更難。
他們說，火器私有是立國原則，憲法定的，動不得。有了槍，先民們才能保護自己不受新大陸上的各種野獸侵擾；有了槍，民眾才能保護自己的安全；有了槍，選民們才留有反抗暴政最后的可能。
但事實上，先民們用槍把美洲野牛和印第安人屠殺殆盡；民眾的安全感并未因私有槍支數量的增加而提高；而真正用槍反抗所謂“暴政”的畫面基本都是美國策劃的海外大戲。
最近幾起美國的槍擊案表明，火器除了上面提到的幾點作用，越來越具備了個人發泄、報復社會和發動恐怖襲擊的功能。這新三樣兒，是擁槍者決口不提的。他們會一言以蔽之：殺人的不是槍，是人。
晚清重臣李鴻章有言：“身懷利器，殺心自起，慎而重之。”放在美國人身上，說的就是你們享有槍支私有的權利，也要承擔相應的義務，并且需要政府有效的管控。后兩者缺一不可。否則，義務和管控缺失，就會以無辜者的生命為代價。
試想，一個村子面對兩種選擇，是家家有個彈藥庫安全呢？還是家家有根白蠟桿安全一些呢？
換句話說，玩得起，你們可以一直玩下去。問題是，玩不起時，能否改變？主權在民的美國真的是由民眾說了算嗎？
美國軍火資本集團的勢力強大到，足以讓歷任美國總統在控槍問題上扮演一個木偶的角色。每每槍擊案之后，總統們都會程序化地譴責和慰問。然后呢？沒有然后了。話不能說透，總統們都聰明絕頂，話說到這個份兒上，意思就是“你們好自為之吧”。
能把你扶上臺，也能把你整下來。這就是資本在有美國特色的民主政治中的獨特力量。 槍支問題就是一個“藥引子”，不斷調節著政商利益集團間的關系，偏了就矯正，過了就拽回點來。槍擊案，你以為都是悲劇嗎？放在后臺只是一個個小小的啟動程序。中性，無所謂好壞。1776年至今，從來如此，這是美國“歷史周期律”的一個縮影。
每當有槍擊案發生，媒體就瘋狂了。這都是大活兒。不用劇本，拍下來，播出去，就是好新聞。主持人可以在鏡頭前忍不住留下眼淚，這也成為推高收視率的噱頭。人的情愫，成了廣告商眼里的可再生資源。絕對環保。
槍擊案一旦發生，第一個分岔口是，它是否會被定性為恐襲。這個定性很重要，恐襲就要啟動國家機器，若是人民內部矛盾，那就大事化小。整個美國的政治、媒體和商業精英都在試圖給民眾制造一種幻覺：槍擊案就像交通事故，或者安全生產責任事故，甚或是自然災害，免不了的。
他們推崇的一個類比是：每年死于槍支犯罪的人要遠少于死于交通事故和吸煙的人。當我們習慣于記住這種類比時，哪怕你是在反駁它，也從此走上了辯論里的不歸路。讓和平年代死于同胞槍口下的人數與交通事故和吸煙等造成的死亡人數具有可比性，那么武器就與汽車和煙草有了內在合法性的關聯。
無論是恐襲，還是內部矛盾，一個共同的特征是，每每有槍擊案發生，武器銷量都會猛漲，因為人們覺得只有自己有槍才能保證不受傷害。但絕大多數槍擊案的經過表明，搶手往往不是被民眾的私槍打死的，很多是被執法者制服，或者飲彈自盡。
這就造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槍越來越多，涉槍犯罪越來越多，然后槍又越來越多。從近年來發生的槍擊案來看，美國政府對槍支管理是失敗的。反恐和國內形勢日趨復雜，美國國內社會階層間的張力也在蓄積，槍支管理必須應時而變，否則就無法適應持槍者的變化。這都是美國繞不開的治理難題。
“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這句話放在美國另有一番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