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云岡石窟第三窟（靈巖洞）主佛像，身高10米，約建于471年-494年間。庫內留下分割、取石的痕跡，是了解古代石窟開鑿方法的珍貴實物資料。李洋 / 攝
即便對佛教和雕塑沒有太多興趣的人，初到云岡，也會在移步換景之間被宗教、藝術和自然的完美結合一點點征服。
走完大同武州山下這一公里的石窟群，不過個把小時，但那些讓人嘆為觀止的條線、色彩、角度和光影，相信會久久縈繞在每一個從云岡歸來的游客心中。在這這些記憶碎片的驅使下，在隨后半個多月的時間內，我一頭扎進云岡的書籍中。從讀者購書評價的留言中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像我一樣，與云岡相見恨晚。
驚鴻一瞥，初識就成了舊相識。
云岡石窟是鮮卑拓跋人北魏皇室舉全國之力歷經一個甲子修造的，中國現存最大的石窟群之一。
莫高窟在河西走廊最西端，始建于前秦（366年）；麥積山石窟在河西走廊東端，始建于后秦（384年）；云岡在大同來到了中原頂端，始建于北魏中期（460年）；龍門石窟始建于北魏中后期（494年），北魏遷都洛陽，石窟也來到了中原的核心地帶。
這四大石窟記錄了佛教從南亞經西域傳播進入中原的地理坐標和時間軸線。云岡是這條路上的大拐彎，是佛教東漸南遷的路標。石窟雕塑論模樣、衣著到體態，莫高窟和麥積山還以南亞、波斯為主，到了云岡則開始從西域轉向漢化，等到了龍門則外族西域風情顯著式微。對中原而言，云岡石窟的影響無論在地理范圍，還是時間跨度上都是其他石窟無法比擬的。
大同煤炭實在太有名了，遮蔽了它作為中國九大古都之一的光芒。千百年來，這座城市都是塞北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云岡石窟棲身的武州山東西走向，是游牧和農耕精確的分界線。
石窟坐北朝南，南鄰武州河。特殊的地形影響了局部小氣候。初春時節，分野最明顯，山北寒風凜冽，山南已草木萌發。398年，拓跋珪遷都平城（大同），城西16公里的武州山成為拓跋氏祭拜天神的靈山。后來佛教成為安撫戰亂創傷，維護統治，團結各部族的工具。
460年受北魏第五任文成帝拓跋濬托付，高僧曇曜開始主持修鑿石窟。云岡標志性的“曇曜五窟”就是早期的杰作，展現出典型的皇家氣派和渾厚淳樸的西域特色。
武州山巖體是長石砂巖，硬度適中，是開鑿石窟的理想巖體。但在其中還分布砂質泥巖和泥巖，是較軟的巖石，不易加工。目前看來，古代的工匠充分利用了這些自然發育的巖石肌理，巧妙地避開泥巖，所有洞窟都在砂巖部分展開。
494年北魏遷都洛陽后，云岡石窟的營造并未停止，但參與主體變為留在舊都的名門望族，中期的洞窟富麗堂皇。北魏孝昌二年（526年）平城陷落，大規模石窟修鑿戛然而止。其實當時石窟前都有木石結構的寺廟樓宇，石窟以武州石窟寺著稱。隋唐偶有修葺，契丹統治的遼代（907-1125）動靜最大，興建了巨大的木結構建筑群，十座寺廟首尾相連，將20個洞窟擁抱其中，蔚為壯觀，史稱“云岡十寺”。
在遼與金的王朝更替戰爭中，女真人1122年攻陷大同，后來再次重修，重現了遼代勝景。女真人還把原本在武州山下石窟寺前30米左右的武州河改道，將河岸向南整整推進了1公里，以消除水患。
明代漢族在武州山南北修建上下云岡堡，抵御外族，武州石窟寺才有了云岡的名號，但這些廟宇再次毀于滿族的入侵。不過滿清隨后又開始了對云岡的修復和擴建直到清末。
這就構成一條有趣的民族參與譜系。云岡石窟是鮮卑、契丹、女真、漢族和滿族先后介入的結果。歷時1500年，幾經沉浮。今天的游客看到的是云岡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橫斷面，但那些雕像的一顰一笑，無不有歷史的縱深，耐人尋味，發人深省。
云岡現存大小洞窟254個，其中主要洞窟45個，石雕造像5.1萬尊，最大的佛像高17日，有六層樓高，最小的0.02米，僅兩指寬。很多雕像和壁畫中，都蘊藏著佛教傳說和歷史故事，等待有心人去發現和研究。
建國后第一次對云岡石窟大規模的保護性修復源自1973年周恩來總理陪同法國總理蓬皮杜參觀大同后作出的修復指示。在武州山下，還有一間周恩來總理紀念館，紀錄著那次改變云岡命運的國事活動。
現存的山門位于云岡石窟寺院南北中軸線最南端，是在清朝同治年間遺存基礎上重修的結果。
2001年12月14日在芬蘭赫爾辛基召開的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第二十五屆會議上，云岡石窟在五分鐘之內即獲得大會一致通過，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世界遺產委員會在其評估報告中指出，云岡石窟代表了公元5世紀和6世紀中國佛教石窟藝術的杰出成就，是中國石窟佛教藝術史上第一次造像高峰時期產生的經典巨作，是中國傳統文化與南亞、中亞佛教雕刻藝術相融合、碰撞所產生的結果，形象地體現了中國佛教信仰的巨大影響力和持久的生命力。
宗教、藝術和自然走到一起，云岡才有了如此持久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成為見證不同文明、種族和藝術相互交融的文化瑰寶。
別離，相識才有了意義。很多人與云岡道別后，才把云岡刻進了心里。我算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