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考那年，莒南出了我們山東的狀元。從那時起，莒南作為“學霸老家”的形象就走進了我個人的詞典。“狀元文化”在鄉(xiāng)土肌理中枝繁葉茂。但果子不多，大概味道也相同：學習好，就可以一白遮百丑。
所以，近二十年后，莒南出來的某位社科院研究經(jīng)濟學的博士生，以其公認的獨特的方式翻開我那本個人詞典時，我一點都沒感到意外。一樣的配方，一樣的味道。
在濟南開往北京的高鐵上，他賴在一位女士靠窗的座位上，一直到終點站，警察都沒轍。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秀才有了匪氣，兵也沒轍。教育武裝了他蔑視一切的自信，但他丟了尊重一切的謙卑。這讓他的自信成了自大。
怎么丟的？能怨他嗎？
有人指責警察無能，說警察的軟弱代表的是一個善待流氓，虐待老實人的制度，未免小題大做，紙上談兵，抓眼球罷了。警察都按道義來，不按法律干，隊伍怎么帶？堅持剛性準繩，是對社會的保護，也是對法律的尊重。給暴力機器自由？這樣的吹鼓手應該去讀博士。
在高鐵特定的環(huán)境下，警察使用強制措施，有著更嚴格的要求。如果此君不是“葛優(yōu)癱”，而是對乘客、乘務人員和警察表現(xiàn)出強烈的攻擊性，那么乘警就有權依法訴諸強力。這件事上，警察處置沒錯。
鐵路公司可以考慮把這種老賴拉黑。也就這樣了。剩下的就靠你們了，不過先把社科院、中科院分清再開炮啊。
這事兒其實提供了一個反思教育功能的樣本：知書要是還不達理，教育是不是病了？這個問題回答好，事關全局，比把一個“博士生”駁倒批臭更緊要。
有人說他讀書讀傻了。但換個壯漢試試呢？他傻嗎？
怎么就培養(yǎng)出如此文化的流氓？也許是當下整個教育體系（這里絕非僅指學校）必須回答的問題。
教育體系大體分四塊：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個人教育。一般說來，個人教育最重要，所有的教育最終都要通過個人教育發(fā)揮作用。
但前提是孩子要開竅，家庭教育至關重要。家里沒跟上，推給學校，個人教育就會大打折扣。父母和家庭環(huán)境帶來的影響是精神層面的。不觸及精神的教育，只算培訓。對個人教育卓越的孩子，學校就是監(jiān)獄，社會才是大學堂。
但當前這四個領域無不把“授業(yè)”放在了“傳道”之前。一身才藝的孩子比比皆是，但我為人人的傻子屈指可數(shù)了。孩子們從學校到家庭再到課外班，三點一線的生活中缺少了社區(qū)、團隊和社會教育。這樣的孩子接受食物和信息的雙重圈養(yǎng)，沒了社會的野性和歸屬。
人要有道德，社會人還要講公德，尤其是后者，是當下教育最大的短板，也是社會現(xiàn)實的縮影。個人、家庭之外直接就是國家。即便人們最為懷念的老時光，呼喚最多的也是助人為樂，再下一句就直接是為國奉獻了，絕少提社會的存在。
社會確實不是什么好東西，骯臟、混亂，但也多元，有彈性。它不值得為之奮斗，卻值得個體的承認和參與。存在即合理。但當不存在成為存在的一種，合理也就包含了不合理的成分。
社會意識、要素、精神和功能都沒有得到充分發(fā)育。一個顯見的惡果就是，我們耗盡心思培養(yǎng)的無非是一批批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小時候謹小慎微，大了明哲保身。
他人，魔鬼；孤獨，宿命。
他們智商很高，世俗很深，戲分很足，以占到便宜、鉆了空子為榮。當這些人掌握了公共權力或者資源的時候，要保證一心為公就相當于讓他們改掉畢生的習慣，比壯士斷腕還難。貪腐只有多少之分，沒有質(zhì)的差別。
當參與的方式只剩圍觀，社會就像一個行將干涸的湖泊，最后只留下水來過的痕跡，更顯得悲涼。
中亞就曾有這樣一個美麗的大湖，咸海。她有兩個臺灣島大小，像一顆湛藍的寶石，安靜地沉睡了550萬年。
但因為人類對其流入水源的過度利用（在短時間內(nèi)種出了世界上最好的棉花），加之氣候干旱加劇，這個大湖在50年內(nèi)消失了，帶來是無盡的沙塵和黃土，就像社會萎縮也會以種種方式對人類復仇一樣，比如“博士生”那冷漠和不屑的眼神。
所謂道德危機、道德淪喪之類，說到底是社會危機、社會淪陷。人的公德教育如果缺了社會這個大環(huán)境，最后只能淪為說教，越是連篇累牘，越把人逼進各自的殼里。
在這個世界上社會成分最低的職業(yè)有兩個：殺手和特工。在一個社會萎縮的舞臺上，說到底，想來演員們大抵也就只能分為這兩種吧。
原諒他，他只是個“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