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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瑞生:他用家庭小相冊記錄社會大變遷
孫瑞生
2018年11月30日

劉鳳林,山西廣播電視臺首席攝像師、專職攝像記者,從事電視工作30多年

劉鳳林,山西廣播電視臺首席攝像師、專職攝像記者,從事電視工作30多年,先后榮獲“中國新聞獎”電視評論類一等獎、三等獎和“中國廣播影視大獎”,48件新聞作品獲山西新聞獎一等獎。

雖然是一名資深而且頗有成就的新聞工作者,但劉鳳林老師給人的印象永遠是那么謙虛、低調,不管任何時候、對任何人都面帶笑容。他50多歲的年紀,卻經常出現在采訪一線,顯示了對新聞工作的滿腔熱忱和執著追求。

事實上,他不僅熱愛自己的本職工作,同樣熱愛自己的家庭。更重要的是,他還是一位有心人。從1978年開始攝影創作,到2018年,整整40年時間,他為自己的家人和家庭拍攝了上萬張照片,用家庭小相冊記錄社會大變遷。

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筆者知道,每一個平凡的家庭背后都有許許多多不平凡的故事,只要記錄下來、保存下來,就是一筆寶貴的財富。

劉鳳林老師一生采訪的人不計其數,但最近由于《家庭相冊》的熱炒,他接受了很多媒體記者的采訪。現在,就讓我們聽聽劉老師的家庭故事:

1978年,我的爸爸54歲。而我的媽媽于當年因病去世,這年我18歲,我的妹妹12歲。是我的爸爸又當爹又當娘把我和妹妹養大成人。圖為1978年自拍的一家合影照。

圖為1985年,我與未婚妻在山上看風景。

我創作的這組作品《家庭相冊:1978-2018》,將自己從戀愛到結婚、妻子從懷孕到生子等片段用影像的方式予以記錄,讓一個家庭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變遷的縮影。

《家庭相冊》系列作品2016年參加平遙國際攝影大展,第一次亮相即引發廣泛討論,這組作品在半年的時間內,就被中外媒體71個平臺轉發,僅騰訊網點擊量就達400萬。

如同千千萬萬個普通中國家庭一樣,我和家人在這四十年里,也經歷了臉紅心跳的戀愛、柴米油鹽的婚姻、身懷六甲的欣喜和滿懷憧憬的成長。所不同的是,自開始拍攝這組照片伊始至今的四十年,是祖國激蕩而傳奇的四十年。在漫長的拍攝周期中,我用影像的方式,以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做參照物,以小見大地解構了這四十年中,人與社會的關系,個人與祖國命運的關系,個人與家庭環境的關系。

1986年9月6日,農歷八月初三,星期六,一個上好的吉日。我與妻子舉行了婚禮。

1987年5月1日,我抱著剛出生不久的兒子,自拍了這一張與兒子的合照。

這張照片是我們家三世同堂合影。

回顧這套作品的創作,正始于1978年,彼時,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神州大地,但也正是那年,母親44歲因病離我們而去,那些記憶如今已成為我腦海中最寶貴的片段,最遺憾的是未曾有機會親自給我的母親拍攝一張照片,正因此,那年春節,我用海鷗牌120相機,自拍了我和父親與妹妹一家三口的全家福,實現了系列作品從零到一的突破。

具有意義的第二張照片,是拍攝于1986年的作品《結婚》,作為拍攝者的我同樣出現在了這張作品里,甚至是其中的主角之一。那是在結婚后的第一天中午,吃午餐時,我的父親為我們準備了非常可口的飯菜,我們喝的是清徐產的紅葡萄酒,以示慶祝,記得當年辦喜事,人們都是喝清徐紅葡萄酒,紅色代表喜慶吉祥,而葡萄酒又是一種在當時頗為“洋氣”的舶來品,這種當時頗具中西結合風情的“新興習俗”,帶有著當時鮮明的時代印記。

1994年我帶著兒子回老家,與親戚們的孩子合影。

1997年7月1日是香港回歸日,我們一家人來到五一廣場參加市里組織的慶祝活動。這年我兒子十歲。

2005年,我和妻子送兒子到北京考學,在天安門前留影。

再到隨后的《懷孕》這一作品。中國人有句古語:“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傳宗接代是家族繁衍的自然主題,也是每個家庭生活的主旋律,這一作品正是記錄著我們全家準備迎接新生命到來的重要時刻。值得留意的是,在照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妻子身前的,是我所擁有的第一輛上海28大鏈盒鳳凰牌自行車。那些年,是改革開放的起步階段,社會大變革的來臨,使得各種新鮮事物不斷涌現,個體戶、萬元戶、大包干、港臺歌曲、迪斯科、喇叭褲、BB機、大哥大等等等等……而28自行車,正是當時那個紛繁復雜、不斷更新的世界在我生活中的真實投影。那時,我的妻子在孕育著我們未來的孩子,祖國也在用蓬勃發展的態勢孕育著我們的新生活。

2014年2月2日,春節,我自拍的全家合照,妹夫從成都回來,外甥女一家從西安回來給姥爺拜年。

時間飛逝,如白駒過隙,轉眼間,來到了2015年9月,恰逢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經過幾十年的歷史發展變遷,祖國的強大國力令世界矚目,我父親是一名曾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兵,也在當時榮獲中國人民抗戰勝利紀念章一枚。這時候,我的攝影工具,也從早先的海鷗牌120相機、135膠片單反相機、卡片相機,換成了旗艦單反——佳能5DII數碼相機。不同以往黑白照片單調肅殺的觀感,我轉用艷麗飽滿且濃郁的色彩記錄下了當時已經91歲高齡的父親,開心地佩戴紀念章的瞬間。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在這一刻得以最璀璨的體現。

2018年5月31日,我爸爸刻意要求我把媽媽的遺像從柜子里拿出來。看著我媽媽的照片說:你們的媽媽走了四十年了。

2018年7月18日,這是我和94歲的爸爸最后一張照片。2018年7月14日我爸爸再次腦梗發作住院,這次住院讓他老人家走完了一生。

時間來到了2016年,中國平遙國際攝影大展隆重開幕,彼時的《家庭相冊》作品以30年作為時間節點,入選并參展,受到廣泛關注。我相信,這組作品能夠引起討論的焦點不在于構圖、色彩,而正是這組作品的紀實性和家庭這一主題,即家庭紀實攝影這一形式。可以說,選擇家庭作為題材,根據自己的視角,進行較長周期的專題性拍攝,就好像我們在通過一張張圖片向觀者講述一個個發生在自己和家人身上最真實的故事。而觀者讀這些故事,就像是觀看一部以真實家庭題材為背景的電視劇,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深度理解和感受社會生活中的各個層面。

我的父親劉根銀是一名抗戰老兵。2015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9?3”前夕,全中國約21萬名抗戰老戰士被授予“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章”,我的父親也是其中之一。

今年是2018年,是《家庭相冊:1978-2018》作品創作整四十年,也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這四十年來,我用四代相機記錄了從中學時代到四世同堂的生活巨變。自由甜蜜的戀愛、柴米油鹽的婚姻、添子添孫的喜悅……充滿溫度的鏡頭背后,所折射出的,正是國家發展和時代變遷。

所以,當我們宏觀地,把這每一張單獨的照片,放諸歷史的尺度中時,那些瑣碎的、孤立的“時刻”,就會從點匯聚成線,從線交織成網,構建出一幅完整的圖景。見微知著,這圖景所呈現的,正是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宏大歷史背景;一葉知秋,這些“時刻”,無一不和時代脈博的跳動、祖國的命運息息相關,這也正是紀實的意義之所在。

劉鳳林老師最后說:“回望這四十年,大概是生逢其時,僅僅是記錄,就已足夠讓一切本尋常的,也有了不尋常的意義。”

關于作者:孫瑞生,中國日報山西記者站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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