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萌生寫一本關于中國改革的書的念頭是在十幾年前，當時我接受邀請負責一個中國中組部培訓中心組織的、為中國高級公務員所開設的、在歐洲和中國兩地進行的培訓項目。得益于我大量的閱讀以及幾次訪華的經歷，尤其是與許多知識淵博的中國官員和學者展開的多次討論，我開始了解中國管理其現代化進程的嚴肅性和認真態度。同時，我對許多西方記者和學者等評論者所做出的非常偏執的批評感到相當驚訝。在此，只提及幾本當時在西方出版的書：《未來與中國的沖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中國威脅論：中國如何瞄準美國》（The China Threat：How the PRC Targets America）和《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當然，由鄧小平推動的中國改革開放不僅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還大大地改善了中國人民的生活條件。但是與此同時，改革也帶來了一些具有挑戰性的發展問題，比如與日俱增的貧富差距和嚴重的環境污染。因此，我想西方讀者們迫切需要一個對中國改革過程和改革成果更加公平的分析。一位著名的中國學者胡鞍鋼閱讀了我這本書的手稿，并同意為我撰寫序。倫敦和紐約的勞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 Publisher）在2010年出版了我的這本書，這讓我覺得自己可以寫出一本讓那些西方和中國更具理性思考的讀者們都能接受的書。更多的寫作細節以及許多幫助過我的人均收錄在本書英文版的前言中。在此，我想對中國的讀者多說幾句。
本書完成于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的一年后，書中的主要結論之一就是：中國所采取的舉措比西方的更有效、更具“人情味”。西方國家用盡一切辦法拯救制造了金融危機的源頭——銀行，實際上，產生危機的更重要的根源是實施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包括私有化、放松管制、預算管制和緊縮措施，并伴隨社會福利的削減。新自由主義政策造成的后果就是，在所有西方國家，尤其是在美國，貧富階層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而與此同時，中國的官方數據表明，胡錦濤任國家主席時期的政策著重防止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提出“以人為本”的發展原則，包括個體之間及中國各省份、地區之間的貧富差距。這些“以人為本”的發展政策涉及健康和教育、養老金、農村居民的福利、低收入居民的住房、四川省汶川地震后重建、節能環保、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西部省份）和結構調整。此外，中國開始從由投資和出口主導的發展模式向依靠內需和創新的增長模式轉變。換句話說，中國對這場危機所采取的應對措施著眼于投資未來，西方國家則是向金融領域投資，而正是作為資本主義經濟核心部門的金融引發了此次危機。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4年之后，我在另一本書中，通過援引較新的數據，比較了中國和西方國家在過去40年的改革成果，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結論。2西方世界仍被困于金融危機，貧富差距持續惡化；而貧富差距的擴大顯然在中國已經得到遏制。此外，中國關閉了許多效率低下的污染企業，大力投資發展可再生能源，盡管環境損害仍然十分令人擔憂。可以理解的是，即使中國領導人充分意識到經濟快速發展對環境和公眾健康所造成的損害，也不能大幅降低經濟發展的速度，因為許多中國民眾尚未從改革中獲益。但是，變革的方向已經確認。
最后，總體的經濟數據十分清晰地表明，中國正在恢復其昔日世界強國的地位，這是自毛澤東時代以來中國領導集體一直追求的最終目標。我開始意識到中國正在重拾世界強國的地位，這要得益于我和之前的中國助手們所進行的關于在中國出現非政府組織（NGO）的研究。
事實上，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領導人就允許創建非政府組織，中國不僅向外國投資實行開放，還向外國的非政府組織開放。而現在，改革開放的成果之一就是改革計劃經濟，轉型市場機制，由此企業被施加了市場競爭的壓力。事實上，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中生存，意味著企業必須要高效和具有競爭力，即企業必須降低成本。為了幫助企業實現這個目標，政府決定免除企業以往所負擔的社會功能，即除了為員工提供收入之外，還要為他們提供住宿、醫療、養老金和教育。但這些措施還不足以使企業適應市場經濟的新邏輯。事實上，為了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企業不得不解雇大量員工。不幸的是，當時的中國還沒有一個規范的社會保障體系可以去彌補企業退出社會保障領域的空白。現實狀況是（這也是一種理想狀態）：一方面，非政府組織（中方和外方皆有）的活動可以（實際上也做到了）提供急需的社會保障服務；另一方面，這也給政府建立一個成規模的社會保障體系爭取了時間。而事實上，在接下來的幾年里，政府也開始構建一個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而令人遺憾的是，一些外國非政府組織開展了一些與社會服務無關的活動，至少從中國政府的角度來看是這樣的，這些活動主要涉及傳播西方的普世價值觀。現在，干涉中國內政一直是一個在中國和西方關系中反復博弈的問題。為了理解中國對外國非政府組織的觀點，我們有必要分析許多西方非政府組織在海外開展工作時的戰略、動機和活動。
西方非政府組織的活動可以追溯到20世紀開端之時，并且遍及全球所有國家和地區，它們的活動通常遵循的理念是，它們有職責，甚至是國家使命，在世界各地傳播西方的價值觀，如自由市場、自由民主和自由貿易。中國不僅在過去遭受了來自西方的軍事侵略，也見證了西方如何以自由民主為口號，干預其他國家的主權和內政，例如東歐的格魯吉亞、烏克蘭以及中國香港。因此，中國政府建立了一個復雜的流程來控制非政府組織，尤其是外國非政府組織的活動，這種做法可以理解。這是中國處理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國家安全與國際戰略的一部分。當然，中國與外國非政府組織的關系只是中國與其他國家關系的一部分，盡管它不應被低估。
事實上，西方非政府組織一直是西方戰略的積極參與者，以那些妨礙西方國家實現其戰略目標的國家為對象，擾亂其社會秩序。這些非政府組織的終極目標通常是激發一國的內部沖突，使傾向于“政權更迭”的外部勢力的干預變得合理化，在其推動下所建立的新政府，通常會竭力滿足西方國家的戰略目標，正如前不久在烏克蘭所發生的情況那樣。但是，為了對中國的戰略有一個全面的了解，我們需要考慮許多其他維度，比如中國在亞洲及其他地區所扮演的投資者的角色；中國在建造新的基礎交通設施中所扮演的角色，即歐亞大陸上的貨運鐵路和管道；在其他大洲的類似活動，例如在非洲、拉丁美洲，以及最近在歐洲的投資活動；中國和許多國家通過互換雙邊協議，允許使用他國貨幣而非美元來支付交易的款項，從而增加了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的分量，降低了美元的重要性；中國還與多個國家，特別是金磚國家，尤其是與俄羅斯簽署了國際協議，建立金磚國家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盡管遭到了美國的強烈反對，但許多歐洲國家都成為亞投行的成員國。所有這些維度都應在習近平主席于2013年公布的“一帶一路”戰略上加以考量。最后重要的一點是，人們必須考量中國的主要競爭對手——美利堅合眾國的戰略。
目前，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已經是世界公認的新型超級大國，雖然目前還不清楚國際體系的新結構是將呈現兩極化（中國和美國）還是多極化（中國、美國、歐洲，也許還包括印度和未來的非洲）。這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在過去5年中談判的兩個貿易和投資領域的超級協議能否成功。當我寫這篇中文版前言的時候，美國和歐盟仍在就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進行談判，而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在美國和幾個遠東國家（不含中國）之間的談判已于2015年10月完成，正在等待潛在成員國政府的批準。這些協議的目的是建立兩個自由貿易和投資區域，使在區域中經營的跨國公司可以自由投資，并且能夠起訴那些已實施或有可能在未來實施的有損外國投資者利益之法律的政府。TTIP確定，將打造一個由9億消費者構成的自由貿易和投資區域，包含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而TPP致力于創建一個由美國在太平洋地區主導的自由貿易區，這勢必會成為中國的一個強大競爭對手。這些協議體現了美國欲將歐洲整合進自身經濟發展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明確意圖（除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的軍事同盟之外），也體現了美國及其盟友想要孤立俄羅斯和中國的明確意圖，它們迫使俄羅斯和中國接受基于資本主義制度的國際經濟規則。假如中國向它們制定的戰略妥協，就將成為眾多資本主義國家中的一員，中國的大型公司則會成為新的跨國公司。但它們是否仍然具備中國社會主義特色？還是成為我們今天在西方看到的那些企業一樣——以賺取盡可能多的利潤為目標，卻給社會公平帶來負面影響？正如法國諺語所說：“金錢沒有臭味”，我想說的是，金錢也沒有國籍。中國的跨國公司很可能將失去它們的“中國社會主義特色”。在這種情況下，建設和諧社會、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所有公民公平享有經濟繁榮的夢想就將煙消云散。中國的領導集體和中國人民將決定這個國家在未來的幾十年會朝哪個方向發展。在我看來，如果中國想要保有其身份，應當關注以下建議（這些建議在本書正文中有所體現）：
1.進一步開放決策過程，使政府可以聽取專家（國內和國際）、有組織的利益相關者以及來自中國五大主要政治和行政組織層級中普通民眾的意見，以形成政府的決策。
2.進一步發展“以人為本”的政策措施（特別是社會保障領域，即健康、就業、養老、住房、食品安全和公共服務），這將有助于縮小貧富差距，尤其是減少收入不平等的現象。此外，“以人為本”的政策是有利于拉動內需的重要刺激因素，可以減少對投資和出口的依賴。
3.提高農村居民和農民工的幸福指數。
4.避免所有形式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堅持奉行中國實用主義。
5.保持政治對經濟和經濟主體的控制。如此，中國的資本家們才不會出現與西方同行們相似的行為，導致資本主義上層結構（金融行業）綁架國民經濟及出現2008年那樣的金融危機。
6.保持對銀行和中央銀行的控制。
7.促進發展“真正的市場”，即基于競爭和透明度的市場經濟。
8.有必要規范市場，從而有效率地生產社會所需的產品。
9.明確生產角色。在市場無法生產社會所需的產品時替代市場的角色；由國有企業主導在中國經濟中處于戰略地位的部門，以及需要給公民提供公共產品服務的部門。
10.提高地方政府的執政能力，以權衡建立政府與企業合作（PPP）的機會；提高地方政府管理與企業合作關系的能力。
11.進一步提高包括銀行在內的國有企業的管理水平和效率。
12.進一步根除腐敗、逃稅和避稅。
13.進一步制定減少污染及合理利用稀缺資源的政策措施。
14.繼續發展和改善教育體系（義務教育應是免費的，高等教育應可負擔）以及科學技術領域。
15.做好準備，在難以推進的國際事務上發揮領導作用，例如氣候變化、國際金融、逃稅避稅，以及國際經濟、金融和政治體系的必要改革。
16.繼續奉行開放型的全球經濟政策，但要實行有選擇性的保護主義。
如果能成功接納并實現上述建議，中國不僅將顯著提升本國人民的福祉，也將為整個世界做出積極的貢獻。然而，目前還有一個問題懸而未決：是否存在“中國模式”？中國和西方的學者與意見領袖們曾多次爭論這個議題。我可以給出的初步答案是，就目前來看似乎并不存在“中國模式”；或者更準確地說，也許這是一個矛盾的說法——中國模式就是沒有模式，而是一個思維方式的持續變革，以及管理這個偉大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鑒于中國所取得的成功和西方“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失敗，最后我想祝西方同仁們好運，并鼓勵我的中國朋友們在持續改革的道路上高歌猛進。
注：本文摘自《走向繁榮的新長征》，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4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