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流派眾多，方法各異，但它們的根本任務卻殊途同歸，即通過指導合理的資源配置來促進持續的經濟增長。在理論界，制度經濟學一直被框定在非主流經濟學的流派之中，因為作為主流的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均從理性人這一假定出發，集中研究市場作為“無形之手”來配置經濟資源的機理。事實上，制度經濟學并沒有放棄姑且稱為主流經濟學關于理性人的基本假定，它只是在此基礎上把制度安排作為一個決定性的影響因素，引入到了人們趨利避害的理性抉擇中來；而又反過來通過人們的抉擇行為及其效果來考問制度安排的正當性及合理性，從而在追求增長效率的同時，也無可避免地介入了倫理判斷。當然，它認為僅僅將理性人限定在經濟范疇之內是片面的，假如將“社會人”、“組織人”、“政治人”和“情感人”這些個體的屬性悍然抽離出去，這自然會為經院主義的研究提供莫大的便利，各種看似科學主義的量化模型也因之大行其道，但由此演繹出來的結論則必然離實際漸行漸遠。正是由于個體的多重屬性，采用其中的任一維度來衡量人們的決策，往往得出其“有限理性”的結論。在方法論上，制度經濟學擺脫了自然主義和抽象主義的窠臼，而著重從歷史和當前的現實出發，聚焦于經濟制度的規范性與經濟決策中的國民性，在縱向和橫向兩個維度上通過實證與對比來闡釋二者之間的辯證與互動關系。它既豐富了主流經濟學的內涵，又擴充了其外延。所以，相對于主流經濟學而言，它雖然離經，但并未叛道。
希爾頓·魯特所著的《資本與共謀》旨在運用制度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并結合對主要經濟體發展現狀的考察與對比，來全面剖析全球經濟發展的政治邏輯，核心在于如何通過建立正當而合理的制度，將經濟活動中的不確定性轉化為可控的風險。該書開宗明義： “無論文化、宗教或國籍有何不同，人們都只愿意承擔可控的風險。如果沒有制度來減輕源自個體、社會和政治的不確定性，產品和服務市場就會缺乏深度、廣度和流動性。”在斷言具有普遍意義的個體理性的前提下，他強調了制度對于經濟決策和市場活力的巨大作用。
任何情況下，人們都希望對作用對象的反應以及自身未來的境遇建立某種預判，以此來決定其眼前的行為和努力的方向。作為社會化的成員，在行為與結果之間，在當前和未來之間，在自身與他人之間，制度化的規則是理性人形成邏輯推斷過程中唯一可以信靠的決策條件。很簡單，投資者需要預測回報的高低以及成功獲得回報的概率，以此來決定是否投資、投多少資、投什么項目、多長時間回收以及與誰合作。
在制度層面上，信息的不對稱，權利的不平等，構成了不確定性的兩大淵藪。可以想見，這樣的制度不可能實現經濟要素的優化配置，因此也構成了一個國家積貧積弱的根源。通俗來講，不確定性意味著變數、不測或無常。如影隨形的不確定性剝奪了決策優化的條件，故而會激發兩種極端的行為：一種是鋌而走險的冒進行為，一種是過度保守的避險行為。前者試圖通過挑戰現行的制度安排火中取栗，后者為了加大安全防護而放棄進取的機會。更為糟糕的是，兩者都始終處于焦慮的狀態，因為他們全然把自己的得失交給了命運，而非個體的努力和智慧。這種狀態既不能讓他們對未來建立合理的謀劃和美好的憧憬，也不能滋潤他們對于社會的感恩之心，長此以往，甚至為社會的動蕩埋下火種。
明晰且穩定的產權制度是市場經濟得以高效運轉的基礎，因此也構成了發達與落后經濟體之間的分水嶺。本書指出：“由于難以對風險進行量化評估和有序管理，產權的不確定性無法支持個體之間建立穩固的契約關系。”因此，包括股市在內的融資渠道不會關心企業的真實績效和未來收益，市場交易也會因囿于熟人圈子而迅速遭遇擴張的瓶頸，放款需要索取足額的擔保，貸款不得不對投機的高利貸敞開大門，凡此種種必然推高全社會的交易成本，致使能夠創造豐厚回報但需要長線投資的新技術無人問津，于是也制約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遑論治理能力，巧妙地利用甚至制造不確定性卻是獨裁政府屢試不爽的法寶。將法規停留于空洞的政治口號，有利于當權者在實施過程中無限放大其自由裁量權，如此不僅能為自身創造更有利可圖的尋租機會，而且有利于通過利益輸送和政治分肥將一批曲意逢迎的親信籠絡在周圍。如果只論眼前，能夠贏得幣重且言甘的雙豐收，何樂而不為呢？殊不知，他們在竭力保留自身意志確定性的同時，卻正在醞釀規模更大、勢焰更加猛烈的不確定性。經濟的低迷，貧富的分化，腐敗的公行，反對黨的攻擊，選民的失信，債權國的壓力，種種的社會弊端終將浮出水面，既而動搖獨裁政府的根基。
魯特作為喬治梅森大學政策及政府學院的教授，長期致力于國家發展領域的研究，其多部專著與多篇論文對于增長理論做出了顯著貢獻。他的《東亞奇跡的秘訣：創造可靠的共享增長》一書曾獲得國際政治科學協會的年度最佳圖書獎，2018年的新著《特權的基礎：法國和英國舊政權下的市場政治基礎》得到了出版界的廣泛青睞，剛剛發表的論文《網狀政權的穩定性和韌性：對比歐洲與中國》迅速得到了奧斯特姆獎的提名。其筆觸簡明扼要，直入主題，專注于客觀事實的對比和嚴謹的邏輯推演，并不考究辭藻的華美和背景的鋪陳。尤為可貴的是，他在亞洲開發銀行、國際貨幣基金集團、世界銀行、聯合國開發署以及經合組織等多個國際機構擔任政策專家，并深入實地開展項目調研與政策咨詢工作。切身的體驗、現場的觀察以及激烈的辯論不僅為其著作提供了翔實的一手養料，而且極大地拓寬了其國際視角。為適應不同層次的讀者，他慣于不吝筆墨，采用龐大注腳和尾注的形式將許多關鍵的細節呈現出來。在態度上，他盡力避免先入為主的預設，而將更多主觀判斷和聯想的空間留給讀者。
該書歷數了東南亞、南亞、中亞、中東以及拉美等許多國家在上個世紀末葉所經歷的制度轉型，無論是令人厭倦的指令性的計劃經濟模式、獨裁或權貴政體，抑或是混亂的民主制度，轉型固然點燃了希望，但新舊制度交替過程中所留出的空白卻平添了更大的不確定性。正如魯特教授所指出的：“在引入民主理念后，許多地區政府的行政有效性都降低了；因為他們無力制定和實施相關的政策以維系包容發展的傳統。民選領導為樹立個人權威而破壞行政機構的公正性，法治建設的進步也難抵官僚機構的低效。”
以市場為軸心的主流經濟學已然枝繁葉茂，以制度為變量的制度經濟學，從凡勃倫的股份資本論、加爾布雷思的產權制度變遷論、科斯的交易成本論，直至諾斯所集大成的制度變遷論，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也形成了完備的體系。然而，對于制度如何實現良性的轉型，由于變量過于復雜，且無時不處于混沌的涌動之中，公認的理論迄今尚屬闕如。對于明智的改革者來說，在沒有找到完美的制度之前，在經濟基礎和意識形態尚未具備充分的韌性之前，在摸索中前進，在試錯中成長，這種漸進式的改革要優于顛覆性的革命。中國過去40年的制度變遷所取得的成就印證了這一觀點的有效性。這種做法其實與哈耶克將制度變遷視為自然演進的動態過程的觀點不謀而合，他認為既然信息和知識始終是有限的，人類不可能先驗地設計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因此他提倡將生物學中的進化論引入制度變遷的分析之中，于是進一步鞏固了經濟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反觀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雖然時急時緩，甚至不乏左右搖擺，但其足跡無疑是在不斷納入國際要素的背景之下，通過自上而下地放松管制來釋放市場主體的能動性，朝著新自由主義的方向邁進的。
在具有類似稟賦的國家當中，為什么有的江河日下，有的實現了赫然的騰飛？這在很大程度上屬于制度競爭的結果，因為是制度決定了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明確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正是在這一深刻認識的基礎上，經過40年的勵精圖治，中國才走上了富民強國的康莊大道。
林毅夫提出了“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這一既正確又華麗的制度經濟學理念，并用“市場有效以政府有為為前提，政府有為以市場有效為依歸”來說明二者的對立統一關系，但可惜的是，他只是講“兩者應該各自發揮應有的作用”，卻并沒有進一步厘清二者之間的邊界以及各自“應有”的結構。不過，這的確為新一代的經濟學家提出了新的課題。至于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結合錯綜的文化背景，在此基礎上在加入“公正的法制和活躍的公民社會”，那會令更多的學者感到望洋興嘆。
與晦澀的經濟理論不同，魯特的著作給讀者呈現了一個似曾相識的畫面。不過，若與作者在諸多觀點上建立同步的共鳴，仍然需要讀者陷入更加深入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