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中國一直對外閉關鎖國, 于內訌亂擾攘, 史學家將見證又一文明古國的衰落; 假如中國急于事功, 模仿蘇聯的休克療法, 實施顛覆性的改革,泱泱華夏仍將沸反盈天, 朋黨林立, 寡頭橫暴征利, 貪賄公行, 劇作家樂得采擷豐饒的素材予以揶揄譏誹; 再或中國合盤西化, 舶來民主, 放任市場,西方政治經濟學家雖能給出合理的解釋, 但誰人能有足夠的智慧為其指點江山, 確保社會穩定和經濟增長的均衡發展呢? 難道有著類似封建歷史和龐大人口的鄰國印度就是他們為中國力薦的楷模嗎? 殊不知, 世界銀行的數據已經顯示, 就在1978年中國改革初始之時, 中印兩國的GDP尚且不分伯仲, 而光陰荏苒, 歷經近四十載國家的勵精圖治, 人民的奮發圖強, 中國卓然跨入了持續高增長的軌道, 2016 年已領先于印度5倍之遙。這起碼讓兩類從事轉型研究的經濟學派百思不得其解, 一類屬于宏觀經濟學派, 另一類屬于制度經濟學派。其實, 二者為轉型政策開具的處方不外乎: 私有化, 自由化, 對外開放, 體制改革, 依法治國, 技術外溢, 等等。
在經濟轉型問題上, 宏觀經濟學派將新自由主義奉為圭臬, 強調通過結構調整來對沖周期性危機, 以放松管制后的自由市場來維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及持續增長, 因此往往詆斥政府在經濟規劃、產業布局、基建投資以及企業所有制中發揮的主導作用。顯而易見, 中國對這樣的發展戰略一直保持質疑的態度。首先制度經濟學派會質疑, 如果制度安排偏離了廣為認同的公理，則社會勢必乖舛跌生, 政策改革無異于圖托空言。平心而論, 為了自圓其說,那些程式化的經濟理論都必定以建立超脫現實的假定為前提, 并且在復雜的現實當中抽離出為數有限的變量, 然后便可套用計量模型予以對比評說。分析過程是通過對比找出現行實踐和所謂的最佳模式之間的差距, 然后建議在要素配置或制度設計方面進行補苴罅漏。他們往往信誓旦旦, 堅稱如果一切都按照其框定的模型運轉, 那么轉型中的市場就能塵埃落定, 大致接近其他成功經濟體的模樣。這種強加于人的方法為中國的體制改革設定了一個目標———將其轉變成為與其他西方國家相似的市場經濟體。
中國的改革家雖然對各種治理和經濟理論采取了包容的態度, 甚至鼓勵中外學者百家爭鳴以便擇善而從, 但他們深知，沒有任何現成的理論可以指導中國進行轉型。照搬西方的教訓殷鑒不遠, 推翻封建帝制并剪掉辮子的民國時代, 選舉制、總統府、內閣制、參眾兩院, 各色民主建制一應俱全, 但結果依然是軍閥勢力和陰鷙權奸橫行朝野, 假托民主之名爭相為民做主。20世紀七八十年代, 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紛紛黃花凋零, 而作為其中一員的中國, 在經歷了40 年的改革開放后, 不僅走出了百業凋敝、積貧積弱的窘境, 而且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盡管中國把鄧小平崇奉為改革的總設計師, 并將其言論和做法總結成“鄧小平理論” 寫進了憲法, 但即使是他本人也承認改革沒有現成的理論和模式。不過, 以鄧小平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信一點, 那就是“實事求是” 以及“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他們沒有簡單照搬西方模式, 因為他們更加了解中國與西方的差距和差異, 所以能夠從中國當前的現實問題作為出發點, 務實地迎接更好的明天。他們認定, 改革必須顧及所有參與者的承受能力, 只能漸進推進, 由點及面, 貪功冒進勢必會適得其反。中國的改革家以遵循常理和實干精神回答了制度經濟學派通常忽略的一個問題: 在基礎能力尚且處于低位的情況下, 工業化將如何實現? 換言之,面對羸弱不堪的生產力和數以億計的貧困人口, 遽然的結構轉型和制度變革將會帶來怎樣的后果?
管子曰: 治國之道, 必先富民。果敢的領導者不會坐等萬事俱備而貽誤時機, 而是把經濟改革視為一個循序漸進、不斷試錯的過程。不少人將如今的貧富分化歸咎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的指導思想, 這種說法失之偏頗, 因為公允的評價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背景, 也忽視了改革家的初衷。改革必須找到一個突破口來注入新的動力機制, 希冀先富起來的人能夠帶動后進的人, 最終共同創造一個繁榮而公平的社會。但是, “身處于水深火熱之中” 的臺灣和香港通過推行市場經濟和參與全球分工而迅速躋身亞洲“四小龍” 之列, 而與之隔岸相望的深圳當時還是一個人口不過3 萬的小鄉鎮, 如此巨大的反差足以令當時的中國領導者痛心疾首; 而更為嚴峻的是, 以安徽省小崗村為代表的大量人民公社的農民還在流離乞討, 廣大市民仍然依靠各種票證維持最基本的生計。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之下, 任何的改變都意味著改善。但是, 面對意識形態上的巨大慣性, 特別是在取得成效之前, 改變不僅需要打破僵局的勇氣, 而至關重要的是, 需要在各種勢力當中展示縱橫捭闔的政治智慧。正所謂, 民不可與慮始, 而可與樂成。因此, 程序是次要的, 因為過程是難以預料的, 而關鍵在于結果。國之將興, 必聽于民。他們期望以經濟增長為先導, 以民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為動力, 緩緩牽動體制改革和法制建設。
物有本末, 事有終始; 知所先后, 則近道矣。在法制建設領域, 與其搭建浩繁的法制體系, 還不如首開商業之條規, 以應市場及契約所亟需。全面創設比肩西方的法治環境, 絕非一代人所能完成的現實目標。況且, 中國領導人審時度勢, 并未合盤照搬或嫁接西方的理論和模式, 而是建立了一種兼收并蓄的混合體制, 因為他們一方面必須正視本國的歷史和現實, 另一方面要在既定的全球貿易體系中尋找發展機遇。他們無意引進資本主義, 也沒有放棄共產主義的理想, 而是要在風云變幻中力挽狂瀾于即倒, 復蘇中國經濟。他們沒有冒進速成, 而是適時調整了自身的定位, 重新回溯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同時又擴大了社會主義的概念內涵, 以順理成章地接納和資本主義相通的市場經濟。經過十多年的摸索前進, 1992 年召開的黨的十四大正式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定為經濟改革的主要目標。
在此方面, 中國的市場經濟建設沒有舊例可循, 其結構是通過多種勢力的交互博弈逐步演化而成的, 類似于19 世紀英國的維多利亞工業經濟。這種前進的步伐和節奏仍然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 每一項新的舉措都可能引發新的變化,在百端待舉中激起意想不到的波瀾。饒有意思的是, 中國成功之路恰恰在于其領導層沒有固守既定章法。唯有通權達變, 才能與民更始, 除舊布新。他們激活了僵化的計劃經濟機制, 而他們最大的優勢在于實事求是。這體現了先哲孔子的智慧: 道不遠人, 人之為道而遠人, 不可以為道。而且, 道家的陰陽互生、并行不悖的思想以及深入人心的辯證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以及混合經濟之類的概念, 深刻印證了中國特有的哲學思辨。相對主義, 而非絕對主義; 實用主義, 而非經院主義; 功利主義, 而非平等主義; 漸進主義, 而非激進主義……在兩相對比當中, 中國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初見成效的改革進入一個當今學者號稱的正態反饋回路。決策者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動員全國上下解放思想, 突破剩余價值論, 為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盈利行為賦予了合法性; 為勞動力大軍的市場化就業體系確立了框架;土地包產到戶, 工廠承包經營, 城市住房商品化, 績效工資制, 種種舉措均突出了一個極其明確的目標: 解放“無形之手”, 奠定市場經濟的基石。
在運用市場的分配原則解決了人民普遍的溫飽之后, 消除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 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僅僅依靠價格改革來消除“剪刀差” 或者由中央進行補貼或轉移支付, 很難實現根本性的改觀。在美國, 林肯為了解放南方的勞動力, 使之進入北方勃興的制造業, 不惜以發動內戰為代價。而中國則只需一聲令下, 鼓勵農村人口外出務工, 調動億萬剩余勞動力進入城市和沿海地區, 就收到了一舉多得的功效: 基礎設施建設日新月異, 商業制造取得了廉價勞動力的優勢, 農民工帶回家鄉的不僅是額外的收入, 而且是信息、技能和創業的機會。中國遵循了效率優于公平的原則, 沒有阻止勞動力資源的流動, 而且使其流動更具有明確的經濟性。
不像其他發展中國家, 中國沒有向西方國家或國際組織求援。領導層一旦認定了需要達成的目標, 他們便千方百計, 根據自身實際的社會能力來制定解決方案。在全球經濟中抓住機遇, 起點永遠是自身現有的能力。這使中國得以擺脫國際社會的指手畫腳, 理直氣壯地堅持自己的道路。轉型過程既不同于資本主義道路, 也不同于社會主義空想, 而是超越了支撐這兩種模式的機械主義觀念———經濟是一個可以規劃和控制的實體。他們對大多數西方國家的忠告一笑置之, 認為市場和國家的界限不必畛域分明。改革的進程是一種在黑暗中的摸索, 按照鄧小平的原話, 是“摸著石頭過河”。中國沒有現成的制度可以模仿。與其圖費口舌, 爭論究竟應該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社會主義道路, 鄧小平提出了一個切實可行的、非意識形態的評判標準, 即“ 三個有利于”: 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 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種改革方法和目標被寫進了1999 年的中國憲法, 稱作“鄧小平理論”。將這一理論付諸實踐的一個關鍵在于, 鄧小平允許一些地方或行業先行先試，在取得成功經驗之后,總結成一種模式向全國推廣。不同的模式可以在多個地方或行業同時試驗,允許在試錯和實踐中探索。這種自下而上的改革方法有利于調動市場的力量來加速轉型。
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 合作社以及之后的人民公社構成了農村的主要生產方式。改革之初, 國家并沒有立即取消上繳公糧的額度, 而是允許家庭留存或銷售剩余的產品, 于是在保障國家糧食儲備的前提下調動了農民的勞動熱情。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不到兩年的時間, 農業生產激增, 公社體制下罕見的瓜果蔬菜在全國范圍內鋪滿了路旁和街邊的小店。
中國沒有急于通過私有化來大面積地消滅公共企業, 而是將其由國營變成了國有, 逐步將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開來, 引進現代企業管理制度, 并鼓勵部分國有企業通過上市變為公共公司, 從而接受機構及股民的監管。與此同時, 改革開放形成了三股經濟力量———國有企業, 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交相競爭的格局。實踐證明, 貼近市場的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蓬勃發展起來, 它們的地位也由國民經濟的補充上升到了國發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種做法容忍了意識形態的慣性, 因而避免了大舉私有化帶來的社會震蕩和政治風險, 降低了改革成本, 實現了改革的平滑過渡。
另一種獨具中國特色的改革模式是鄉鎮企業的發展, 這是一種集體所有制經濟實體, 它對于解決社會基層就業和制造滿足市場需求的產品發揮了巨大作用。這顯然是一種明智的創舉, 因為在轉型的過程中, 由于中央政府控制的資產比例在逐步下降, 稅基也相應地收縮。將基層的社會服務職能交給鄉鎮企業, 政府不僅減少了財政支出, 而且為這些企業增添了市場活力。在計劃經濟時代, 中國的生產性功能采用了單位的組織方式, 管理者無須關心市場和利潤, 工人端著“鐵飯碗”, 享受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鄉鎮企業就是這些基層生產單位走向公司化的雛形, 隨著時間的推移, 最初的公共功能和地方政府對管理的參與逐步淡化, 鄉鎮企業也徹底走上了商業化的道路。如今, 鄉鎮企業這個名稱漸趨退出了歷史舞臺, 它們要么發展成像海爾一樣的大型上市公司, 要么在發展中被一些中外大公司兼并重組。
盡管中國有數以千萬計的公司化經濟實體, 但政府從企業征收的稅收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0% 左右, 遠遠低于美國, 僅相當于法國和瑞典的一半。實際上, 政府通過征稅所能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低于任何西方的市場經濟體。
另外一種有別于西方教科書的做法加速了中國的轉型: 土地政策。土地的所有權始終掌握在政府手里, 將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 允許農民和地產開發商按照一定的期限向政府租用。如此一來, 政府保持了支配土地的靈活性,避免與所有者陷入曠日持久的談判, 可以隨時為了全局發展的戰略目的征用或收回, 用于開辟工業園區或者修筑高速公路等, 這是中國得以在大型基礎建設項目突飛猛進的一個重要優勢。當然, 地權的不確定性也刺激了農民急功近利的行為, 過度地施用農藥和化肥不僅導致了嚴重的環境污染, 而且也破壞了土壤的肥力; 野蠻拆遷加劇了民眾與地方政府的矛盾, 地方政府和司法部門不能正確履責, 且缺乏與民眾的溝通能力, 這構成了激化社會矛盾的主要原因。
中國的改革時常因不夠放開而招致詬病。批評家指出, 改革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轉型, 而且, 一旦社會剩余有所積累, 既得利益集團則會挾私掣肘, 阻撓改革進程。中國的決策者遇到的問題都是無章可循的。一切從實際出發, 兼收并蓄的做法更有利于減輕改革的阻力。隨著改革的推進, 他們開始認識到, 市場經濟原本就沒有固定的模式, 它并不完美, 但很有用。時移勢易, 體制和機制等解決問題的手段必須與時俱進, 在不斷摸索中創新。即使初步的改革方案已經出臺, 也不妨因地制宜, 隨時進行結構深化, 再以優化的版本進入二次試驗, 直到形成更加完備的體系。另外, 指責中國改革發展毫無規劃是缺乏根據的。最為明顯的, 雖然中國政府每五年制定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屬于計劃經濟的遺產, 但中國的領導者能夠吐故納新,不斷充實和更新內容, 不僅為今后五年的發展指明方向, 而且設立了諸多切實可行的量化指標。當然, 在執行過程中, 期待中國的政策具有很強的可預見性, 也是不現實的。
在上述所有的舉措中, 中國的轉型過程超越了傳統的設計思路。政治領導人首先坦承, 在發展市場經濟方面, 他們沒有任何歷史的經驗可以借鑒,由此需要邊改革邊試錯, 抱殘守缺是絕無出路的, 巨大的轉變勢在必行, 不能刻舟求劍, 讓舊的期待、標準和習慣束縛住手腳。在走向現代化的征程中,他們不愿意重蹈教條主義的覆轍。在強烈反對教條主義的過程中, 他們實事求是, 不盲目接受未經檢驗的意識形態。
實際上, 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中, 領導者并沒有偏離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在1937 年發表的著名的《實踐論》中指出: “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 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 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 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 這種形式, 循環往復以至無窮, 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 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2
縱觀前共產主義國家的改革實踐, 會發現: 這些國家普遍會陷入一個兩難的困局。疾風驟雨式的改革可以瞬間破壞一切舊制, 令人振奮一時, 但在全新的制度建立之前, 難免造成扤隉
難撫的亂局改革過于緩慢, 則會陷入左支右絀的泥潭, 改革者往往陷入騎虎難下的困境。蘇聯的解體成就了寡頭的壟斷, 市場改革背離了理想的軌道, 導致國力一蹶不振; 精英集團滋擾改革進程的問題在中國亦愈演愈烈, 龐大的政府機構體系控制了大量的社會資源,大型國有企業的內部人特權成為低效和腐敗的淵藪。但是, 中國的改革步伐不能簡單地用激進或漸進來形容。它如何繞過了這種兩難的陷阱呢? 孟子曰:上下交爭利而國危。市場導向的改革之所以能夠不斷推進, 主要原因在于改革者調動了正和博弈的動力機制, 使每一輪改革都能在政治上與關鍵的角色保持一致, 在確保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的同時, 地方政府的利益也得到了增進。企業承包機制活躍了市場, 提高了企業效益; 稅收包干模式劃定了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分利界限, 既提高了地方政府的積極性, 又確保了中央可預見的收入。總之, 地方政府、企業和農村的生產單位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自主權。
改革之路重巒疊嶂, 每一輪改革都意味著一次利益再分配。值得注意的是, 改革派當獲得了自己期望的利益之后, 往往會變成保守派, 成為下一輪改革的攔路虎。然而, 在大勢所趨之下, 改革者代代輩出, 整個社會結構得以遞相演進。持續的改革使政策得以保持在良性循環之內, 遏制了利益集團的干擾。當然, 其破壞性一直不容小覷。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八輪談判中,中國的產業代表擔憂行將遭遇“與狼共舞” 的厄運, 期待得到政府保護。結果證明, 那些政府過度保護的產業, 由于缺乏國際競爭的壓力, 如今大多成為去產能的主要對象。相反, 服裝紡織業、家用電器行業, 開放最早且最為徹底, 政府甚至率先撤銷了主管的行政機構, 而如今卻能稱雄全球市場。
在深化改革中, 市場標準日趨應用于衡量國有部門的表現。為私營部門提供更大的自主權來適應市場需求, 使得國家主導的改革過程更加向市場化開放。私營部門對市場做出的適應性反應, 以及國有部門難以跟隨市場的發展, 使得政府要求國有部門進一步提高效率。只要私有部門的績效持續高于國有部門, 國有部門的壓力就會不斷增加, 去適應、改革和改善生產效率,并開辟新市場。促使國有企業接受市場經濟的考驗, 落后的企業將被市場競爭所淘汰。可見, 最根本的是市場競爭, 而非所有制形式。
彼得森研究所的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拉迪( Nicholas Lardy) 認為, 國有部門在經濟中的占比繼續下降。在許多行業, 私營企業憑借其能夠提高資本的利用效率, 獲得更高的資產收益率而占據市場; 私營企業也是城市就業的主要來源以及出口的重要貢獻者。另外, 自2006 年以來, 中國共產黨把許多知名企業家吸收到黨內, 這說明中國共產黨正在進行自身調整, 以適應私營商業利益不斷上升的政治環境(Lardy, 2014)。
今天, 隨著中國“走出去” 戰略的實施, 私營部門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資機動靈活, 實績繼續令國有部門的表現相形見絀。在2015 年的對外投資中,包括金融和非金融類, 非國有企業已達到總額的65. 3%, 非國有企業在全球購并中達到了總額的75. 6%。截至2015 年末, 在非金融類對外投資存量中,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幾乎平分秋色, 分別為49. 6% 和50. 4%, 而且民營企業較上年提高了3. 2%。
將中國的經濟模式指稱為“威權資本主義” 或“ 國家資本主義” 都不確切。在“有為的政府” 和“有效的市場” 這兩類經濟學家眼中水火不容的力量之間, 其領導者要掌控某種協同或者均衡。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挑戰, 若能以鮮活的案例打破傳統的思維定式, 中國將有望重新書寫全球化的新篇章。既然像中國這樣非西方化的社會能夠植入市場經濟并獲益良多, 將這一邏輯推演開來, 它也可以同樣適用于印度或越南。更進一步, 中國的樣板有望擴展市場經濟的文化多樣性。
對于中國來說，拓展對外貿易是其國內經濟擴張的必然結果, 也是檢驗其自身體制、資源和社會能力的必要手段。打開了一個機會, 另一個機會便接踵而至, 有些匯入了熟悉的格局, 有些則生成了全新的組合。中國人適應環境的能力令人擊節稱賞, 依靠敏銳的嗅覺和鍥而不舍的精神, 他們往往能主動抓住市場機遇, 填補空白。根據全球經濟的結構和總體變化調整自身的步驟, 又為全球經濟創造了新的景象。隨著中國與全球的交融日深, 其內在的創新和改革過程將引領全球化進入一個新的疆域。其他國家很可能接納并仿效中國的政策, 將其經驗變成全球治理的新的經驗來源。
中國人的原創能力尚未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 但他們承接技術轉移, 并將之放大生產和應用的能力卻令世界嘆為觀止。如今, 他們已經不甘心模仿西方的技術, 為了彌補其原創能力的不足, 他們干脆在歐美直接收購有前途的業務部門和研發團隊。“中國制造2025” 這一強國戰略直接對標德國的工業4. 0, 提出了“ 創新驅動、質量為先、綠色發展、結構優化、人才為本”的基本方針。西方世界為之喜憂參半, 它一方面為西方企業參與中國的發展提供了商機, 但另一方面也激起了行將被趕超的憂慮。這一次, 中國提出的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 而是以實力和眼界為基礎的行動綱領。
中國的領導人希望在保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地位的同時, 引領全球技術的擴散, 但是他們必須清晰地認識到, 網絡化的全球經濟改變了基于威權的動力機制。所以, 依靠自上而下的發號施令很難適應新的形勢, 將會與諸多稍縱即逝的機遇失之交臂。在一個互聯互通的全球經濟中, 每一次互聯性的增強, 都會帶來新的改變。隨著全球經濟總體格局的改變, 他們必須建立一套新的反應機制。每一個問題和解決方案都要求中國經濟體制結構形成新的組合, 決策者別無選擇, 必須持續適應在其參與下并行演進的格局。市場通過自組織形成的格局不會聽命于權力, 也難以預測。我們僅能預見全球經濟將給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計劃者帶來各種驚訝, 試圖依靠權力將經濟發展模式納入穩健可控的體系之中, 有可能引發難以預料的經濟和社會危機。
中國的經濟轉型是一個不斷演進的復雜現象。在開放之初, 包括中國的領導人在內, 誰能預料經濟會保持三十年接近雙位數的增長率? 改革和增長絕非是一帆風順的, 往往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方今的世界是否也和當年中國改革開放前后的情形類似呢? 人人都出于對現狀的不滿而希望變化, 但不清楚將走向何方。中國宋代改革家王安石曾有一句千古絕唱: 不畏浮云遮望眼, 只緣身在最高層。但在當今這個扁平、透明、交織和相互依賴的世界里, “身在最高層” 意味著高屋建瓴的視野和心系天下的胸懷, 而非高高在上的權柄, 任何以先進國家或者圣君自詡而追求集權控制的企圖, 都將屬于倒行逆施的徒勞, 因為歷史的長河雖然蜿蜒曲折, 但從來不會逆流而上。
注：1 本文摘自《國家發展動力》，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9月出版。
2 毛澤東.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