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不斷升級，從中國的對外傳播口徑來看，對“全球化”態度的差異，已經成為中美分歧的焦點。北京堅定地捍衛“經濟全球化”，而華盛頓則掀起了一股“逆全球化”的浪潮。
全球化，本質上是資本主導的，各國生產要素基于市場規則的自由流動，帶來的經濟和社會現象的總稱。全球化不是哪個國家創造的，而是在技術演進和資本邏輯推動下，世界經濟和傳播秩序發展的必然趨勢。
首先，北京說華盛頓“逆全球化”而動，在很多新加坡之類的第三方國家看來是不成立的。美國負擔不起自我封閉。
美國對一些國家提高關稅，威脅這些國家補償美國因為工作流失和貿易逆差造成的損失，甚至不惜與中國這樣的世界第二經濟體路演經濟全脫鉤。表面上是反對全球化的倒行逆施，其實，美國并非徹底否定全球化，而是充分利用其在諸多領域的優勢地位，試圖對全球化的路徑進行重新規劃和調整。
在戰后半個多世紀內，美國主導了全球化的主要方向，逐步形成了由不發達國家出能源，由發展中國家貢獻勞動力，由發達國家出技術的資本合作生產的模式。作為反饋，隨著資本主義商品和服務在落后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普及，西方的民主自由和意識形態不斷向非西方國家滲透。
如果沒有中國這個奉行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國家過去40年的飛速的經濟增長，以上這一后殖民主義范式下的所謂“全球化”格局依然可以風平浪靜地維持下去。但讓西方覺得不安的是，中國不僅發展快，而且桀驁不馴。中國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文化信仰與西方推行的那一套之間存在諸多不可調和的地方。當中國經濟總量接近美國經濟六成時，美國以貿易戰為名對華實施全面遏制，成為華盛頓維護其對全世界宰治特權的必然選擇。
在中國的對外傳播的語境中經濟全球化被賦予了絕對的政治正確，仿佛誰反對全球化，誰就站在了歷史的對面，而沒有顧忌“反全球化”浪潮早已全球化。北京需要清醒面對的是，全球化雖然是世界經濟史的必然，但西方依然掌握著對全球化走向的控制權和全球化的話語權。美國絕非是要終止全球化，或者推倒重建，而是要調整中國在經濟全球化中面臨的制度環境，迫使中國就范，削弱中國的競爭優勢，甚或迫使中國內部發生權利分配的結構性變化。
過去40多年來，華盛頓始終心有戚戚焉的是：中國沒有像其期待的那樣變成一個真心擁護美式自由和民主的新興經濟體，這讓很多信奉市場經濟改革必將引發中國的政治“進步”的政客大跌眼鏡。他們低估了中國共產黨的自我革新和與自我改造的能力，也低估了中國人在發展主義的驅使下謀求獨立自主地位的決心。這兩點超乎西方政客意料的地方，源自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性，基于中國近現代史的屈辱歷史留下的民族記憶，也趕上了新技術革命帶給中國的戰略機遇。
因此，美國不反對全球化，而是反對中國在全球化中繼續成長為一個棘手的挑戰者。
其次，北京在和平崛起上的一切美好說辭，對美國而言都是無效傳播。
不僅如此，對第三方國家而言，和平崛起的中國雖然表面無意挑戰美國，對美國表現了充分的尊重和禮讓，但客觀上已然造成了中美對抗的格局下，其他國家和地區不得不選邊站的客觀事實。
換句話說，華盛頓已經徹底認識到，中國不會變成它所希望的樣子，而且中國也沒有出現致命性地內部分裂和坍塌的病灶。因此，外部全面打壓和圍剿成為戰略選擇的必然。
追求絕對安全的美國絕不會允許中國不斷成長為其強有力的挑戰者。不論北京如何安慰華盛頓，強調中國無意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都不足以讓華盛頓的決策者相信：一個如此蒸蒸日上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個對自己的文化、制度、理論和政治如此自信的國家日后真會愿意放棄與美國平起平坐，甚至取代美國的歷史機遇？
最雄辯的人在常識面前也要甘拜下風。
基于實力對比變化，國際關系格局必然會做出相應的調整，如何規避變化帶來的不確定性，成為雙方都要面對的挑戰。美國人絕不會相信中國甘愿一直為美國的繁榮買單，美國人也絕不會天真地認為，當中國經濟總量接近甚至超越美國之后不會爭取與之實力匹配的更大國際權益。這在西方人看來，是任何國家水到渠成的事情，中國的謙虛只是戰略需要。
說到這里就不得不提“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兩者可謂中國在新時代為國際社會提供的兩大公共產品。一實一虛，前者不可避免地與美國諸多傳統勢力范圍重疊，而后者則在現實的發展訴求上，超越了早已被美國封建化的自由與民主那一套傳教式的說辭。
不僅如此，中國的這兩手牌相互促進，彼此關聯，在很多國家和地區形成合力，加之中國在5G和技術設施建設領域的產業和技術優勢，就連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都不得不承認中國的這兩手抓，兩手都很硬，既抓物質建設，又不忘精神文明。所以美國的政客不遺余力地給“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潑臟水，給中國的華為等企業下絆子，因為這一軟一硬在技術優勢的推動下，給美國的地緣戰略和經濟利益造成了現實的挑戰。
因此，中美之間的對抗不同于美蘇冷戰。這是一場在美國制定游戲規則的大棋局中，新生力量不斷地從壯大，到謀求區域主動權，再到追求規則話語權的一場絞殺與反絞殺的對抗，本質上是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體系內部的，一場內部因為實力對比變化引起的政治權利的調整帶來的遏制與反遏制的博弈。
熱戰時代已經過去。可以說，中國崛起的過程雖然和平，但崛起帶來的結果卻能夠以貿易戰、技術戰的形式，以可控的烈度表現出來。雙方共同買單，是逃不過的。村里最大的地主和一戶成長最快的富農較上勁了，如果都把“既生瑜何生亮的情結”堅持到最后，最大的地主變成最大的地主之一，而富農則可能淪為中農甚至貧農。貿易戰和技術戰不會沒有贏家，只不過雙方都代價相當。消耗戰打到最后，拼的還是實力和家底兒。
最后，中國現在最需要的依然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
中國去年紀念了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今年紀念建國七十周年。 “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精髓的共通之處。今天的中國需要面對的“實事”是什么？這個“實事”不僅僅是中國已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僅是華為已經成為領先世界的通信企業，而是中國距離美國還有相當的經濟實力的差距，距離發達國家在制度、法治、環保和社會治理上還有很多顯見的差距，而是中國在基礎研究和更多的技術和工業領域內，依然與發達國家存在著短期內不可逾越的差距
這樣看問題，才符合馬克思歷史辯證唯物主義的標準，這樣看問題非但不會讓民眾氣餒，反而會讓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我們總喜歡向后看，宣傳我們取得了怎樣的成績和成就，其實很多都是歷史的欠賬，是我們早就應該跨越的階段。多談些問題，少談些成就，這個國家和民族才更自信，更踏實。
在這個“實事”當中，中國需要求的“是”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對我國的國力和差距應有清醒的認識和評價。即便中國在人均GDP上未來跨入中等發達國家的行列，并不意味著中國已經不再是發展中國家了。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像中國這么窮的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應長期堅持“發展中國家”的自我定位，中國應長期堅持鄧小平定下的“絕不當頭兒”的治國方略。某種意義上說，40年改革開放，實力對比有變化，但西強我弱的基本格局依然沒有變。更何況即便在經濟數據上中國超越西方一些國家，但在制度、科技、教育和產業等諸多領域差距無不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好相提并論。
中國特殊的國情決定了，我們對自身定位不應只看經濟數據，還要建立更客觀和全面的指標體系，才能讓國民不迷信數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
很多人建議學習朝鮮戰爭，邊打邊談，以打促談。但回顧那場至今未簽止戰書的那場戰爭，看看戰爭留下的遺產，這些人中又有多少人希望貿易戰留下如此的長尾和遺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