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獨”藝人何韻詩周一在聯合國位于日內瓦的人權理事會的會議上作為非政府組織代表發言，煞有介事地用英語宣讀了一篇精心準備的發言，痛陳香港人權慘淡，要求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將中國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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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陸人來說，在過去幾周內，想象中的香港與現實中香港強烈碰撞。在有限的信息中，人們努力從各自的角度不斷校對著香港的位置。
不論是走上街頭的200萬香港抗議者，還是暴力沖擊香港立法會的少數暴徒，包括何韻詩本人，恐怕都不會意識到，十幾億人重新打量香港，其影響要比他們自認為其作為所取得的“成效”影響更加深遠。
修法可擱置，人心不可違。
多少年來，香港作為旁觀者以西方的視角目睹了大陸的一切；而大陸對香港的認知主要集中在兩個意象之上：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屈辱的殖民統治。港人與大陸人對彼此的認知的分歧源自于一個多世紀以來各自不同的發展境遇。
從英軍1841年1月26日占領香港島算起，到1997年7月1日香港結束殖民統治，被交還給中國，在156年時間內，香港從珠江口東側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一個點發展為“東方之珠”。香港的歷史記憶始于滿清，卻沒有經歷清末的動蕩，沒有見識過軍閥割據。二戰時，香港抗戰的主體還是英軍，而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香港未經解放戰爭 ……
其實，香港在意識形態上早早地與滿清做了切割，但那個落后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卻是大陸主流話語建構國家獨立、民族復興的重要歷史起點和社會基礎。陸港兩地對近代史起點的不同認知決定了，這同一塊根上長出來的兩根枝丫一出土就指向了不同的兩個方向。
香港經濟飛速增長帶來的獲得感極大地抵消了港人作為殖民地社會二等公民的屈辱感受。香港沒有自然資源可以掠奪，這也減輕了港人的被剝奪感。他們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日不落帝國”的公民，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一份子。
作為意識形態的殖民化已經成為香港社會組織的集體無意識。
在1949年到1997年間的絕大多數時間內，因為陸港兩地在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距，大陸也一直成為港人身份建構的重要參照。支撐這種參照的是發自內心的優越感。背后的原因顯而易見：我們同根同族，150多年后，我們已經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地區，而你們很多人溫飽都沒解決，遑論什么制度優越和文化自信？經濟發達成為殖民統治合法性的重要來源。
如果殖民化那么簡單，去殖民化的任務就簡單多了。難就難在頭腦里的殖民化根深蒂固。在典型的“東方-西方”、“原始-現代”、“專制-民主”的西方中心論的教化下，任何非西方的都被貼上非主流的標簽。何況什么社會主義？就連獨立自主也敵不過殖民統治了。對大陸人而言，香港人認為自己始終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存在，不論經濟，還是政治。
你們游過來的，我們留下了，那是人道主義。
而大陸人對香港的認識除了歷史書，就是80年代興起的流行音樂與影視作品。香港被塑造為經濟現代化的象征。在1997年前后的主流話語中，香港作為“離開母親的孩子”的形象被突出出來。在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裹挾下，大陸人更多地是懷著久別重逢的喜悅心情去擁抱這個分別了156年的可憐的孩子。
不成想，對方非但不覺得自己可憐，反而覺得北面這個戶大人多的窮親戚既可憐，又可悲，還可笑。當時，香港社會的主流心態不是喜悅和自豪，而是對未來的迷茫和手足無措。承認這一點，是大陸實事求是地認識香港的開始。
在過去22年，很多香港人依然活在“日不落帝國”的余輝中，小心維護著內心對大陸高高在上的優越感。但從那些對立法會施暴者的言行就可以看出，大陸這些年經濟的強勁增長讓他們在經濟上的優越感大不如前了，剩下只是他們對非西方政治制度的傲慢與偏見。
那些舉著港英旗幟，暴力沖擊香港立法會的遺老遺少們閉口不談，156年來他們根本沒有資格選特首，沒有立法權，更沒有上街游行示威的權利。英國人嚴苛的殖民統治把他們和他們的祖先馴化地服服帖帖。
試問何韻詩和她背后的團隊，在殖民地時期，你們為何不反抗那些強加到你們頭上的殖民法律？為何對女皇派來的特首惟命是從？
你們的憤怒不是被壓抑了，而是被殖民化徹底閹割了。否則，絕不會一忍就是156年。在從來不敢妄言港英當局的日子里，怎么未見一個何韻詩敢于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談談殖民地時期的人權何等豐茂？
“一國兩制”前提是“一國”，一些事關國家主權、安全、利益和尊嚴的原則性問題決不允許公然挑戰，遑論褻瀆和污損。沒有“一國”，何談“兩制”？
22年了，何韻詩之流這一鬧，應該提醒決策者終止有關香港的那些一廂情愿的充滿詩意的話語范式：香港人不是什么走丟了的孩子，他們中很多人分明就是一個個還睡在殖民大夢里的臣民。
22年了，何韻詩之流這一鬧，應該提醒大陸人停止關于香港的那些愛國主義層面的浪漫化的想象：很多香港人也許是比英國人還要遙遠的“同胞”，文化相通沒有促進彼此理解，反而扭曲了一些香港人對大陸的看法。
何韻詩這一鬧再次印證了很多人對當今香港之判斷：對這她所代表的這一部分香港人而言，從1841年到現在，前156年是暫時坐穩了奴隸的時代，此后不知多久是欲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