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多年學習工作的關系。我接觸過不少大科學家，耳濡目染，頗受教益。有的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專注學術研究，在專業上有很深的造詣。有的正直率真，一貫講真話實話，從不違心迎合領導，有時甚至會讓不懂行的領導下不來臺。有的睿智風趣，舉重若輕，幾句話就能直擊要害，令人醍醐灌頂，茅塞頓開。有的初心不改，耄耋之年還時刻想著為社會多做些貢獻。前幾天，參加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周俊院士的遺體告別儀式，與同事們回憶起今年元月專家座談會上老先生的發言，不勝唏噓。放假期間，靜下心來，把給我留下極深刻印象的幾位科學家的軼事整理幾則，謹表敬忱。
“今天，我用兩個小時時間，把同學們帶到世界核物理科學的最前沿。”
80年代初，我在北大技術物理系原子核物理學專業讀本科，李政道先生到北大做的一次講座給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
那天，階梯大教室擠滿了人。李政道先生走上講臺，教室里掌聲雷動。“同學們好！今天，我用兩個小時時間，把同學們帶到世界核物理科學的最前沿。你們要知道，世界上最聰明的大腦正在研究哪些科學問題……”。李政道先生以這一開場白開始了他的演講。兩個小時間，他娓娓道來，如數家珍。30多年過去了，李政道先生講的具體內容我早已完全記不得了，但對這一開場白我卻記憶猶新。因為，它給我的沖擊太大了，以至于30多年來，我與朋友聊天時多次提及此事。那時，我已經在北大學習近四年，馬上要畢業了，整天上課、做習題、考試，但我自己從來沒有想過，世界上頂尖的核科學家正在研究哪些難題。似乎上大學只是在學習各種知識，應付各門考試，可以說是疲于應付，了無意趣。不知道為什么學習，不知道要解決什么問題，學習就沒有目標，沒有方向，因而也就缺乏內在的動力。當時我心里想：完了，大學這四年算是白過了。聽完講座，神思恍惚地往宿舍走，心里充滿了挫敗感，甚至暗自埋怨教過我們的老師們。如果入學時聽到這個講座。或者如果入學時有老師這樣提出問題，說不定會激發起我鉆研核科學的強大動力，而不是像實際發生的這樣：本專業的事情學得稀里糊涂，沒有興趣，經常想換專業，整天讀閑書踢足球，甚至睡懶覺逃課。我想，教育大師與一般教書匠的最大區別也許就在于：大師不僅可以指引學習研究的方向，更重要的是，可以激發學生學習鉆研的興趣與熱情，而一般教書匠則只是傳授知識，應付差事，最可悲的甚至是讓學生們逐漸對學習喪失了興趣。這是教育最大的失敗。記得有句名言說，教育是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誠哉此言。可惜的是，能感悟到這一道理的人太少了。
這次講座中還發生了一個小小的插曲。李政道先生演講中需要使用投影，當投影幕布緩緩降下展開時突然被卡住了，工作人員忙前忙后急得冒汗，現場氣氛十分尷尬。李政道先生很淡定，似乎漫不經心地說，“不光是北大教學設備會出問題，我在美國演講也遇到過類似的情況。最后投影幕降還是降下來了，不過把我擋在幕后面了。”現場哄堂大笑。
“千污染，萬污染，污染了長江是第一污染。”
剛參加工作時，我曾參加國家科委核安全立法方面的課題研究。當時的國家核安全局設在國家科委，著名的核化工專家姜圣階先生曾擔任首任國家核安全局局長。姜老早年為我國化肥工業、硫酸工業做出過突出貢獻，后調任二機部，直接組織我國軍用生產堆和后處理廠建設和運行，為我國兩彈事業創立了卓越功勛。作為德高望重的老領導、老專家，姜老對我們年輕同志十分客氣，很關心。有時開會時遇到，我們也喜歡圍著姜老說這說那。
印象最深的，是1992年年底的一次專家會。與會許多專家發言后，主持人請姜老講話。當時，姜老年事已高，但發言時仍中氣十足。“千污染，萬污染，污染了長江是第一污染。”姜老認真分析了某核工廠儲存的大量放射性廢液的情況和存在的風險，鄭重地建議，要把放射性廢液處理處置放在最優先的地位，盡快固化處置。當時，我還沒有去過這家核工廠，但看老先生嚴肅的神情、鄭重的態度，頓覺肅然。姜老發言時慷慨激昂的語氣和嚴肅憂慮的表情，深深地銘刻在我的腦海中。
幾天之后，我忽然聽到噩耗，說姜老在去四川出差時突發心臟病去世了。這次會議竟是我見到姜老的最后一面。
若干年后，我擔任國防科工局系統工程二司司長時，全力推進這家核工廠的放射性廢液處理處置。“千污染，萬污染，污染了長江是第一污染。”姜老充滿憂患的聲音不時在我耳邊回響。
“那就先假設我們有尚方寶劍！”
彭士祿先生是我國第一代核潛艇的總師，曾任二機部、六機部副部長，是我國核工業界的傳奇人物。他是我黨早期著名領袖、“農民運動大王”彭湃烈士之子，年輕時被送往蘇聯學習。在我國原子能事業開創之初，彭德懷元帥訪問蘇聯時看望彭士祿，希望他改學國家需要的核專業。彭士祿先生遂決意改學核專業，回國后即投身于我國核潛艇研制事業之中。在核工業界，彭士祿先生素有“彭拍板”的雅號。在核潛艇研制過程中遇到過許多技術難題，有時技術人員們會莫衷一是，難以統一意見。困難之中，往往是彭士祿先生力排眾議拍板決策。這種拍板，既需要對復雜技術問題深刻準確的把握，更需要敢冒風險勇于擔當的勇氣和責任心。難能可貴的是，實踐充分證明，彭士祿先生的果斷拍板決策是正確的。比如，當我國第一代核潛艇的陸上模式堆剛剛建成進行臨界試驗，尚缺乏實際運行經驗之時，彭士祿先生根據自己對技術的把握和判斷，果斷拍板決策直接上艇。我國第一艘核潛艇于1970年成功下水，證明了彭士祿先生這一決策的正確。
90年前后我們曾承擔海軍某部門的研究課題，彭士祿先生當時擔任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在一次專家委員會會議上，我匯報了課題階段性研究成果和工作建議，彭士祿先生問還有什么困難和問題，我回答說，為確保監督的有效性，監督部門必須要能夠獨立行使監督權。彭士祿先生隨即問該部門領導，是否具備這些必要的權力？該部門領導表示，級別低的部門監督級別高的單位，客觀上可能有些難度。彭老十分干脆地講，“”那就先假設我們有尚方寶劍！否則條例不用搞了，監督也就沒有意義了。本課題專家委員會審議，通過了！”我心下暗暗贊嘆，果然是“彭拍板”，真是名不虛傳。
彭老愛喝酒，但是酒量不大，往往幾杯下肚就有醉意了。記得有一次陪彭部長去青島基地，司令員政委請吃飯，開始沒上酒，老爺子半天不動筷子，后來上酒后才談笑風生，但很快就醉意朦朧，步履蹣跚了。很多同事說，彭老酒后好說話，往往什么都答應。辦公廳領導安排工作人員陪同彭部長出差時，經常要叮囑，要記清楚彭部長是喝酒之前還是喝酒之后表的態，喝酒前表的態，回來要落實，喝酒后表的態，就不用管了。還有一種說法，去別人家登門拜年，主人往往讓請客人喝茶，到彭部長家拜年，彭部長會直接給客人倒幾杯白酒，請客人喝完再走。
老爺子年事已高，長期住院。去年過年時，有朋友轉發了老爺子給大家拜年的視頻。衷心祝福老爺子健康長壽！
“還是干專業工作好。”
趙仁愷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核動力專家，中科院、工程院雙院士，為我國海軍核潛艇研制和核電站發展作出過突出貢獻。我在核工業工作期間，曾有幸與先生多次接觸，先生矢志不渝的家國情懷、淵博深邃的專業學識、嚴謹務實的學風、謙恭和藹的性格，都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88年，我參與海軍某課題組研究工作，第一次見到先生。當時，先生兼任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我帶著起草的課題報告初稿去拜訪先生。二十來歲的年輕人第一次去拜見知名大科學家，心里難免有些忐忑。先生很熱情地接待了我，親自給我倒茶。讓我大為吃驚的是，先生居然稱我老董。“老董，報告我看了，很不錯。有幾點意見，不一定對，供你參考。”先生拿出報告稿，我看到上面有不少圈圈點點，看來是認真審閱過的。先生的分析深入淺出，很容易讓人接受和信服；有的方面我作些解釋，先生覺得有道理，就直接用筆把自己寫的修改意見勾掉了。個把小時討論下來，真有如沐春風的感覺。得到先生認可，很是高興，騎自行車回研究所的路上，覺得天格外清爽，路邊的樹格外綠。
開始是因為做課題，后來我調機關政研室工作，有機會多次與趙仁愷先生接觸。1988年樂山會議，1990年武漢會議，1998年科技委會議，每次都能從先生那里學到不少知識。1998年我調任國防科工委，先在政策法規司，后在辦公廳，十年間，與核工業聯系少了，也就沒有機會再拜訪。
最后一次見到趙仁愷先生是在2009年。當時我已調任國防科工局系統工程二司司長，直接聯系核工業。去參加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2009年的工作會議，坐在主席臺上，忽然看到先生坐在輪椅上參會，很認真地聽報告。中間休會時，我趕過去跟先生打招呼，問候先生。先生看到我很高興，連聲說，你干二司這個工作好，又可以直接搞核專業工作了。“還是干專業工作好。”我從先生這句話中聽出了很多感慨。那時，先生已經八十六歲，多年不見，雖然明顯衰老了，但精神依然很好，腦子很清楚。離開會場后，我興奮地與年輕同事談起當年跟先生出差、開會的往事。
“要是能再活一兩年，我想研制一種農民用得起的流感疫苗。”
周俊院士是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員，他是我國植物資源和植物化學領域的領軍人物。去年，我剛到云南省科技廳工作時，春節前陪省委組織部領導去給院士專家拜年，才第一次認識周俊先生。記得寒暄告別之時，老先生忽然拿出幾片紙，說這是他寫的關于紅樓夢與普洱茶的小文章，看找哪個刊物發表一下。過去一年間，老先生參加過科技廳組織的幾次會議，發言都很直率，有啥說啥。今年1月14日，我組織召開高層次人才迎新春座談會，周俊先生全程參加了會議，很認真地聽我介紹全省科技工作情況和下一步打算，其他專家發言時，他還不時插話。當剛評選為中科院院士的郝小江同志發言時，周俊老先生還打趣他，“他老是埋怨我沒讓他拿博士，我沒讓他拿土博士，我讓他拿的是洋博士啊！”我請周俊老先生發言，他先是對云南有的學者寫文章說云南人最早飲茶表示不以為然，他說史書上有明文記載，是成都最早喝茶，后來他又抱怨昆明北市區街上的書報亭沒了，報紙買不到了，新華書店也沒了。最后，老先生很認真的說，“我老了，干不動了，為國家干了62年了，該做的我都做了，要是還能再活一兩年，我想研制一種農民用得起的流感疫苗。”語氣莊重，令人動容。大家紛紛說老先生一定會健康長壽，這份心愿一定能實現。我給老先生送上慰問金，與老先生握手告別，感覺老先生的手很涼。
3月27日，得知老先生去世的消息，我給中科院昆明分院院長周杰打電話詢問后事安排，周杰說老先生的遺愿是一切從簡。周一上午，我來到西郊殯儀館參加老先生的遺體告別儀式。由于是疫情防控時期，嚴格控制參加人數，但云南科技界各單位領導，老先生的同事、弟子、朋友還是來了近百人。儀式很簡樸，但莊嚴肅穆，許多中央領導和省領導都送了花圈。植物所的朋友講，先生住院半個多月，所領導來探視時，對植物所的工作，老先生還講了半個多小時，精神狀態很好，沒想到，那天之后便陷入昏迷，再也沒有醒來，現在回頭去看，竟是回光返照了。我回憶起一月座談會上先生的發言，大家都不勝感慨。先生的兒子致答謝詞時說，自他記事之日起，先生的身體就一直不大好，但先生正直開朗樂觀，家里人稱之為“老頑童”，一家人共享天倫，其樂融融。先生享年89歲，或許得益于其性格的樂觀和對事業追求的執著。我與周俊先生接觸不多，但對此言深以為信。對于那些正直、樂觀、純凈，只求為社會多做些貢獻的靈魂，上天或許也會給予更多的眷顧吧！
啟智為師，修德為范。在這個標題黨盛行、浮泛喧囂的自媒體時代，衷心希望這些老科學家身上所展現的科學家精神和人品風范可以為我們的社會注入一股久違的清風，提供一些有益的啟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