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隨著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以及由此愈加激化的大國矛盾，中國在國際上正遭受壓力。面對國際上個別政客、媒體不負責任的指責、抹黑，中國政府和人民做出了堅決、有理、有利、有節的回應。
若論是非曲直，中方的回應當屬典型的正當防衛。然而，中國外交官捍衛國家利益、維護人民尊嚴的言行遭到污名化，被指責為“呈口舌之快、無事生非”、“讓中國在國際社會變得孤立”“中國外交變得越來越咄咄逼人，越來越強硬”等等。然而，事實真相果真如此嗎？讓我們用事實和邏輯來說話。
首先，所謂“戰狼外交已經讓中國在國際社會變得孤立”一說完全不符合客觀事實。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十四億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努力，已經總體上控制住國內疫情，同時積極對友好國家提供救援。中國同俄羅斯、中亞、東北亞、東南亞、歐洲、非洲、拉美各國都保持著密切聯系和務實合作。據不完全統計，中國政府已設立抗疫合作專項資金，已向15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了抗疫物資援助，向17個國家派出19支醫療專家組，而且毫無保留地同國際社會分享防控經驗和診療方案。
中國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本著公開、透明和負責任的態度，積極開展疫情防控國際合作，獲得各方高度認同和贊賞。眾多國際政要、專家、媒體認為，中國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有力有效，展現了出色的領導能力、應對能力、組織動員能力、貫徹執行能力，為世界防疫樹立了典范。譬如，美國庫恩基金會主席羅伯特·勞倫斯·庫恩表示對媒體公開表示：“中國政府展現出的組織動員能力是全球衛生史上前所未見的，其他國家很難做到。”埃及《金字塔報》執行總編曼蘇爾表示：“有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優越制度作為保障，中國一定能戰勝疫情，贏得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的勝利。”羅馬大學東方學院院長、意大利著名漢學家費德利科·馬西尼表示：“在這場戰斗中，中國及時采取有效措施，行動迅速有力，讓我們看到了中國政府的堅定決心和卓越能力。中國樹立了世界防疫的典范。”
相反，那些指責中國所謂“不透明”、“不公開”、“防疫不力”、“被全世界追責索賠”的國家，自身防疫工作恰恰泛善可陳，不僅給本國老百姓造成重大生命損失，而且還因在國際上屢屢“攪局”而受到世衛組織、國際社會的譴責，甚至因為強搶盟國從中國訂購的口罩而遭到盟友的唾棄。兩相對照，究竟是誰得道多助，是誰失道寡助？多助之至，世界贊之；寡助之至，盟友畔之——事實勝于雄辯，公道自在人心。
再說所謂的“中國外交官呈口舌之快、無事生非”、“中國的話語反擊讓中國在國際社會變得孤立”，這樣的指責讓筆者不禁想起一位古人和一句老話。
《孟子·滕文公下》載：“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真的是好與人爭辯嗎？非也。孟子心里苦啊。生于禮崩樂壞、世風日下的時代，秉持君子之道的孟子不能沉默，亦不可不辯。那么，放眼今日之中國與中國外交，又是因何而“不得已”呢？
中國有句民間歇后語“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或許最能說明問題。把它翻譯成現在流行的網絡語言就是“任我虐汝千百遍，爾須愛我如初戀”……這，未免也太霸道了罷？然而，事實就是明擺在眼前的：早在兩國“輿論戰”之前，鯫生就多次在不同場合公開直呼“武漢病毒”（Wuhan virus），并通過在講話中屢次使用該措辭而“明示”這種病毒的源頭是中國武漢。無獨有偶，鯫生之同僚，另一位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高官也同樣多次公開表示：“我要指出的是，這個病毒就是源自中國湖北武漢，已經發生一段時間了。”在他們一唱一和的“示范”作用下，一些當地媒體也鸚鵡學舌地說：“中國人需要就新冠疫情正式道歉。……疫情發源于中國就是因為中國人愛吃蝙蝠和蛇。”凡此種種不勝枚舉，但這些不實之詞甫一發出，便遭到世界科學界的“公開打臉”：國際頂級醫學期刊《柳葉刀》（The Lancet）為此還公布了一篇通訊聲明，來自8個國家的27名知名公共衛生科學家簽署聲明，反對一切關于新型冠狀病毒疾病是人造武器的所有陰謀理論。
我們保持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好好捋一捋，是非曲直便自然顯現：一開始，面對種種抹黑，中國也沒有說什么，沒工夫搭理，只是埋頭忙于救助自己的人民，同時與世衛組織、友邦芳鄰保持密切溝通，盡到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國際義務。然而，人的忍耐畢竟是有限的，中國人民也是不可辱的。一群宵小之徒一而再、再而三地觸碰中國的底線，把臟水潑向無辜、英勇、數月來一直奮戰在全球戰疫第一線的中國人民、湖北人民、武漢人民身上……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國必須反擊，因為人民需要尊嚴，真相需被尊重，謠言終將破除。
如果說，中國在被人污蔑、抹黑了無數次之后僅僅發出一句反駁就叫“戰狼外交”，那么試問，此前鯫生種種毫無憑證、無端造謠、蓄意抹黑的行徑又是什么呢？恐怕只有“瘋狼外交”（Mad Werewolf Diplomacy）才能名實相符罷？外開罪于大國，內無能于民生，吾恐“瘋狼”之憂不在中國，而在白房之內也。個別外媒為“瘋狼”之流張目固然可以理解，但國人之中卻亦有少數者與之遙相呼應、亦步亦趨，實在令人費解。此種“逆向種族主義”和“自我污名化”的自虐傾向，可以休矣。
明了上述事實及其發展的邏輯脈絡，我們就不難理解，中國外交是與國際社會的那些“惡狼”“瘋狼”做斗爭。在國際社會，“狼”的確是客觀存在的，但絕不是中國。在新中國建立前夕，也是在一個歷史的轉折點上，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我們要學景陽岡上的武松。在武松看來，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同理，“狼”也總是要吃人的。善良的人們如果不想被狼吃，那必須拿起武器——可以是筆、是話筒、是投槍、是匕首、是航母、是核武。總之，必要努力成為匡扶正義的“打虎武松”，做一只善于斗爭卻不好斗、勇于捍衛本國尊嚴與合法權益卻又高度自我克制、堅定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功夫熊貓”，如此方能有尊嚴、有和平、有奔頭地活在世上。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問題。是默然忍受無良政客的羞辱誹謗、挑撥離間，還是挺身反抗攜手世界各國并肩戰疫、重建秩序，哪一種行為更高貴？相信世界各國及其人民終將對此做出明智的抉擇。
試看疫后之寰宇，必是合作之天下。
王鵬（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宏觀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