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齊魯晚報》就其在微博上發布的山西襄汾垮塌飯店做壽老人下跪的視頻道歉了。但此事已不是熱點。社交媒體時代輿論熱點更迭就是如此迅速。公眾對于“過氣兒”的熱點沒有耐心，也就少有關注。
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一媒介事件暴露的問題因為一封道歉信就得到了解決。某種意義上，在輿論壓力之下，《齊魯晚報》的道歉與其說是一次深刻反省，不如說是一次不得已而為之的公關行為。
這樣的直播式采訪從其策劃到實施再到投放，整個信息產品的生產鏈條都是以需求端為最終導向的。也就是說像《齊魯晚報》這樣的傳統媒體在社交媒體時代也必須靠流量取勝。
這背后就有一個明顯的轉化，從傳統媒體時代的“質量為王”到社交媒體時代的“流量為王”，媒體的角色、功能和空間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引發公眾思考這些變化可能具有的公共影響比單純要求《齊魯晚報》“服軟”更有價值。
在人人都有“話筒”，人人皆有“渠道”的今天，曾經壟斷“話筒”和“渠道”的新聞記者已然從議程的設置者變為議程的跟隨者。偶爾以成功設置了短期內的議題為榮。
不可否認，很多記者的新聞素材很多直接來自網絡熱點事件。新聞不再是現場和在場，而是揉稿和加工。因此，網絡喜好什么，這些傳統意義上的“守門人”或曰“看門狗”就提供什么。只有投其所好才能皆大歡喜嘛。
在山西襄汾飯店垮塌事件后，誰能否認自己不關心做壽老人本人的情況呢？
群體有圍觀他人痛苦的心理本能，但能擋住媒體記者不去迎合這種心理需求的應是新聞職業操守。可問題是，在長期的迎合與被迎合的關系之中，有多少新聞人的職業操守早已被搶頭條，造熱點的沖動所淹沒？
久而久之，很多傳統媒體成了社交媒體的“同期聲”。嚴肅的新聞稿件充斥的是“有網友評論……”。
今天傳統媒體的新聞工作者中，沖在一線去抓“活魚”的記者中有多少是剛出校園的“娃娃兵”，有多少久經沙場的“老記者”？當然，很多行業有志不在年高，但在這個行業沒有多年的歷練還真就不行。
這涉及到問題的另一個維度了，即傳統媒體一線工作人員流失嚴重，流水線狀態下，需要新人奉獻的更多的是青春和汗水，但未必是智慧和創造力。
當然這個過程中必定有創意、智慧和靈感的參與，但這些有限的最可寶貴的東西，往往被用在對點擊量、瀏覽量、點贊量、評論量、轉發量的無限追求中。以至于凡是推送要么“吸睛”，要么就要有“淚目”的效果。絕對化的語言表述，碎片化的思維閱讀慢慢成為這個行業中很多人自恰性的通病。
大鹽大油多放味精，長此以往食材本身如何都已不重要了。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很多活躍在中國的外國媒體記者都是頭發花白的資深記者，而且很多人是各自領域內的專家。他們更注重食材本身的質量。
另外一個容易被忽視的現實是，當下的傳統媒體如果不依靠諸如微博、微信這些屬于商業公司的平臺就很難參與社交媒體時代的公眾討論。
甲方成了乙方，乙方成了甲方。
當微博和微信在從容地設置公眾議題的過程中賺得盆滿缽滿之時，傳統媒體悄然從內容、渠道、投放、策劃和經營的綜合體，蛻變為以內容生產為主業的社交媒體時代眾多信息源頭中的普通一員。
因此，如果上面這些根本性的問題得不到關注和解決，那么襄汾那個做壽老人不會是最后一個在鏡頭前下跪的采訪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