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把“新疆棉花”問題炒得火熱，大有“人權衛士”之感。盡管這是一個實行了最徹底的種族滅絕以及依然保有最嚴重的種族歧視的國家，但依然不憚于把自己視為正義化身，就像律師明知客戶有罪，但律師的職責就是幫其脫罪或者罪行最小化一樣。“教父”中的黑幫最愛國，就是因為美國是“犯罪”的天堂。但罪犯的心理，向來是以己度人。更重要的是在西方，“種族滅絕”是原罪，因此把這個罪名扣到中國頭上，可以最大程度地激發那些不明真相者的正義之感，從而把全世界的眼光從美國愈演愈烈的種族暴行中轉移出來。既洗白自己，又抹黑對手，勝利者不受指責：美國律師思維的職業特征在這場針對中國的造謠事件中充分展現。
與罪犯打交道最多的是律師，而美式律師干的最多的不是減少世間的犯罪，而是讓犯罪成本最低，而收益卻最高。這個收益不僅僅是犯罪者的，更是律師所代表的司法系統。但這里不是要反對律師的本身，更不是否認法治的價值。而是強調美國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正義已經不再被視為終極價值，減少司法系統成本的司法交易才是主流，這種經濟學思維主導了美國的法治方式。律師的收益就是從犯罪者付出代價的減少中得以增加。這個意義上來說，律師必須是“道德真空”，不做價值判斷同時精通降低司法成本技術。從這一點來說，美式律師永遠是合法的罪犯，也是罪行合法化的主力軍。比如，在美國，大麻無罪了，吸毒無罪了，這些都是美國律師們積極“維權”的“功勞”。
美國是律師治國的國家，而不是法治國，這一點美國人自己都覺得是個大問題。美式律師治國的特點，就是用最低成本犯罪來獲取最大收益。換言之，美國不憚于在世界上犯罪，只要收益大于成本就好。何況很多是無本買賣，比如針對對手的“造謠”和“抹黑”，在這個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里，就更加沒有負擔了。鑒于美國民主黨高層中，多數有法律背景，甚至不少是律師出身，律師思維就充分地暴露在美國對華的戰略中。
對于美國而言，造謠不可怕，沒把謠言造好才是自己的無能。篡改現場、偽造證據和重組對自己有利的證據鏈，才是美國對外戰略中的律師思維的“核心”。如今的美國，對編劇、導演、攝影、剪輯乃至服化道的舞美一手包辦，給世界制造了一場“人權”大戲。賭的就是世界上大多數人不會去探究真相，而只是表達情緒。賭的就是世界上英語媒體占據主流，即使懷疑的人也無法發聲。長年累月的宣傳，必然造成絕大所數人深信不疑。賭的就是自己造謠事業行之經年，專業精湛、手尾干凈、臉皮黑厚，技術上難被揭穿，揭穿了也死不承認，承認了也輕描淡寫。總之對美國而言，一切都是操縱的藝術。
勝利者不受指責，這是美國做世界霸主的心得，更是美國律師思維的信仰。總之，在造謠與辟謠的戰場上，美國的目標就是要讓中國拿美國沒辦法，最終服軟割肉認輸。解釋就是掩飾，掩飾就是石錘，這顯然美國希望造成的中國輿論困境。英語的傳媒優勢，操縱輿論的技術積累加上眾多有良知但又無法沖破信息繭房的大眾，這是美國制造謠言的最好現場。這個現場有一種封閉性，塑造了謠言自我生產和再生產的氣氛和土壤，仿佛一個大型傳銷市場。
但律師最怕一種人，那就是同樣懂得這套游戲規則的無罪者。中國已經醒了，而且每天在被美國的反面教材教育著。中國追求法治，但絕不允許法治變成一個司法市場，更不允許司法只剩下技術的維度。追求正義與堅持事實，才是法治的根本，也是政治的正道。美國律師思維在對外領域中的高收益，實際上會被美國內部被律師思維玩壞了的不治之癥所抵消。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美國現在治理無能，造謠有術的場面，實際上就是因為美國對外輸出顏色革命，最終招致反向輸入的結果。美國人自己也在玩自己，甚至玩得深入骨髓。內斗之烈，已然難以收拾。造謠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想靠造謠打垮一個追求實事求是的民族，則是一廂情愿。美國現在已經不是燈塔（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它的燦爛只剩煙花。
（王豐收 京臺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