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應對中國老齡化、人口比例失調、人口出生率低等問題，過去十年我們做出了不少努力。2011年放開雙獨二孩，2013年放開單獨二孩，再到2015年10月，“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出臺，國家開始鼓勵有一個孩子的家庭生第二胎。至此，實施了30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退出歷史舞臺。然而，基于調查研究事實證明，提升生育水平比控制生育水平的難度要大得多。經濟學家預測，5年內我國將很可能步入“人口負增長”階段，未來5年，我國每年出生人口持續跌破1000萬是大概率事件。數量層面的“人口危機”已經悄然而至。
2021年5月31日，國家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這有利于改善我國人口結構，落實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保持我國人力資源稟賦優勢。
這意味著，在“全面兩孩”施行五年后，中國人口生育政策再次進行重大調整。更標志著，我國徹底從“限制生育”進入“鼓勵生育”的新階段。值得思考的是，三孩生育政策來了真的會使人口警報解除嗎？
目前，生育的主力人群是“80后”“90后”。但暫且不說三孩，即使是二孩政策實施得如何？這是需要評估的。我們都無法拋開現實談理想，就現實而言，現在年輕人生育意愿低背后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高昂的住房成本嚴重抑制了生育率。有研究表明，房價每上漲1000元/平，生育一孩的概率將降低1.8%～2.9%,生育二孩的概率將降低2.4%～8.8%。動輒幾百萬甚至是上千萬的購房款和后續的還貸壓力，正在成為數以萬計年輕人不買房，不談戀愛，不結婚，不生娃的最大阻礙。
其次，教育成本無疑是現代年輕人“不愿生”的另一個重要因素。社會的競爭越來越激烈，需要的不再是廉價勞力。于是家庭對孩子的要求就從增加數量轉變成提高質量。那么質量必然關系到教育成本，教育成本的高額投入令年輕人望而卻步。調查顯示，育兒成本占我國家庭平均收入的比重已經接近50%。一個孩子的降生，給一個家庭帶來的影響顯而易見，而政策最需要的是對相關因素以及環境做出改變。
再次，現代生育觀念深入人心，女性生育意愿明顯降低。衛健委提供的數據顯示，截止到2020年底，我國“90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僅為1.66個，比“80后”低10%。而人口監測數據顯示，有生育二孩及以上打算的婦女，最終生二胎的占比連一半都不到。出現這樣的結果我們一點也不意外，現在社會女性越來越獨立，他們不僅有獨立自主的意識，也同樣有較強的經濟能力。而女性保持這些優勢的先決條件就是，不離開于職場，所以生育意愿降低也就不足為奇。
要想真正解決生育問題，最核心的也不是就生育談生育，而是解決更深層次的、本源性的問題。在于如何解決生育養育成本問題。生育率取決于土地供應、房地產政策、教育政策、醫療政策……這些領域如果不改革，而是簡單的放開生育政策，固然對于局部家庭有作用，但很難改變整體趨勢。
2021年6月1日，人口經濟學專家梁建章撰文提出新方案，獲得很多人的贊同：鼓勵生育應該多措并舉，在住房支持方面，可以用購房補貼返回給家庭；稅收方面，對于二孩和多孩家庭，除了可以給予一定的現金補貼以外，可以減免全部或者部分的社保繳費和個人所得稅；同時要考慮把幼兒教育階段納入義務教育范疇，實行全部免費，而且要想辦法提高0-3歲的入托率。
專家提出的這個方案獲得了廣大年輕人及父母的一致點贊，簡單來說是因為這個方案直擊了很多家庭的“痛點”：相較于稅收和幼兒教育方面的政策支持，住房方面的支持才是父母們最關心，也最能打動他們的地方。
保障義務教育公益性，切實為家庭教育減負。推動義務教育學校尤其是小學，率先在全國范圍內建立6點鐘放學制度。學校在課后統籌組織學生開展多樣性體育運動、興趣愛好、科學探索等在校活動，充分利用學校資源實現孩子鍛煉體魄、培養愛好等多種育人目標，切實給家庭減負。
激勵生育配套措施，不僅是降低教育成本，還有一個是怎樣解決女性職工的職場環境問題，包括社會環境。放開生育，不一定能夠促進生育率，但是，怎樣才能讓生育政策真正落到實處，也就是“怎樣才敢生”，這才是關鍵環節。
針對于高房價這座數以萬計的人無法翻越的大山。因此要想鼓勵生育，遏制高房價，幫助年輕人解決居住問題，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
我們現在提倡、鼓勵生育，而且將來可能是獎勵生育。而通過生育獎勵來刺激人口增長，我本人認為沒有觸及到問題本質，因為相對于生育成本，獎勵其實微不足道。我們應該強調全方位施策才行，要把它當成國家民族的大事兒。人口問題是全局性的問題，必要拿出長遠的戰略眼光和切實解決問題的辦法。生育意愿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牛鼻子”，牽一發而動全身。中國能否解決好人口問題是考察治理能力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標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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