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是在1967年，當時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阿諾德·J·湯因比，在亞的斯亞貝巴的海爾·塞拉西一世大學發表了一篇演講，當時我在那里讀法律。他對千禧年的結束作了預測。他說，除非一場重大的精神革命挽救了西方的民主，否則即將到來的道德危機，尤其是在美國，將導致其衰落。中國將成為一個超級大國，引起世界秩序的徹底變革。
從那時起，我就渴望著訪問中國，感受浩瀚的長江的波瀾壯闊，以及中國本身的波瀾壯闊。機會以一種我從未預料到的方式出現了。2019年初，我身患重病，存在腎衰竭的危險。我躺在厄立特里亞首都阿斯馬拉奧羅特醫院的ICU里，全身腫脹，喘不過氣來時，我的老同學、朋友——厄立特里亞駐華大使澤蓋打來電話，讓我去北京治療。幾天后，我住進了北京協和醫院。
我的醫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腎病專家和教授，她用食指按住我的小腿和腳，按出了一些窩?！皠e擔心，我們會處理的，”蘇教授告訴我。然后她檢查了一下我那喘不過氣來的胸部，“我們也會處理的?！彼闷届o而自信的聲音說。
我在最先進的醫院住了將近一個月。我喜歡坐在病房的大廳里看書，在那里我可以看到醫院的工作人員在不停地流動。分工明確使我吃驚。經過一個月的住院治療，每天服用40片藥片，大量吸氧，我血液中危及生命的血塊消失了，我的身體從可怕的腫脹中解放出來。
但我的治療才剛剛開始。在接下來的九個月里，當我享受著澤蓋大使以及厄立特里亞大使館工作人員的熱情款待時，蘇教授每一兩周就給我打一次電話。蘇教授盯著電腦、分析我的檢查結果，給我開藥的畫面一直留在我的腦海里。雖然我一天要吃40片藥，但我還是搞不懂它們的名字和作用。“你的朋友比你更了解你的疾病和藥物，”她說。
我從來沒和醫生有過如此密切的關系。我觀察到她在醫學和心理上引導我恢復健康的方式。每當我因每周檢查結果不滿意而感到情緒低落時，她就會試圖讓我振作起來，及時通過增減藥量，或者開新的藥物來治療新的病癥。
開藥如同下棋。但我也覺得，如果開藥有方，它也很像藝術。從我與蘇教授的有限經驗中，我可以看出中國的醫療是以患者為中心的。
在每周或每兩周去一次醫院之間，我大膽出去“感受”中國及其人民的波瀾壯闊。但是，除了在故宮（博物院）、長城和毛主席紀念堂有與歷史聯系的興奮之外，我不得不重新調整我以前對中國的印象。
在中國，似乎沒有什么是小的。其中一些數字令人震驚：3000座摩天大樓，200層樓房。約8億人擺脫貧困。事實上，中國人的流動也越來越多樣化。
雖然我沒能感受長江水的流動，但在熙熙攘攘的上海燈光下，我確實在長江岸邊享受了一個夜晚。
湯因比在半個多世紀前，即冷戰最高峰時期，對中國的崛起作出預測時，也曾表示西方對這一發展的反應將越來越具有對抗性。我記得他的警告，如果這導致戰爭，他將予以最強烈的譴責，這將不再是意識形態之間，而是在東方和西方之間，可能以兩者的毀滅而告終。
那天晚上，在上海，在長江岸邊，我的思緒穿越了大洲，來到了另一個全球金融中心——紐約市。我不禁想知道，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不同的價值觀和原則的，如何能取得相似的發展成就。
當渡船載著興高采烈的游客在河中縱橫交錯時，我的腦海里浮現出湯因比的警告。我把它推開，想得到更多積極的想法。我不能假裝完全理解大國競爭的走向。但想到大國合作而非對抗、和平而非戰爭所帶來的有形和無形的好處，我的心里感到一絲寬慰。
2019年12月下旬，蘇教授對我的康復狀況很滿意，讓我回家了。當我在厄立特里亞大使館向她和我的朋友們告別時，我發誓要重游中國，親自領略長江的魅力，但不是作為一個病人。
（作者是厄立特里亞的歷史學家和作家。本文并不一定反映《中國日報》的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