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10點從太原起飛，一路向西，從飛機的眩窗向下俯瞰，蒼茫大地盡收眼底，各種地形地貌不斷變幻，千溝萬壑的黃土高原、九曲回旋的黃河、無邊無際的戈壁沙漠，最終看到天山的雪山和草地。我的心情多少有些激動，這就是夢想了不知多少遍的新疆，祖國的西北邊陲。經過三個半小時的飛行，我們已經遠離太原2600多公里。
7月26日，由人民日報、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光明日報、中國日報、中新社、中國經濟時報等六家中央主流媒體的八名記者組成的采訪團奔赴新疆，進行主題為“奮斗百年路 央媒看援疆”的采訪活動。
我們從機場乘車半小時來到昌吉市，這里是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按照中央的安排布署，從2010年開始，山西對口援助昌吉州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六師、十二師二二二團，在昌吉市與六師駐地五家渠市建立大本營，在阜康市及十多個兵團農場擺開主戰場。11年來，山西先后選派4批593名干部人才、3500名柔性人才，進行產業援疆、醫療援疆、教育援疆、文化援疆，他們像一粒粒堅實而又頑強的種子，灑落在茫茫戈壁和大漠之中，落地生根，開花結果，在昌吉州7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處處留下他們奮斗的足跡和身影。
他們工作充滿熱情
作為一名央媒駐晉記者，這些年來，我在山西采訪過無數身處脫貧攻堅一線的干部群眾，經常被他們的事跡感動著。然而此次來到新疆，一路采訪了30多位援疆干部人才，卻有一種想掉淚的感覺。他們年齡有大有小，最大的年近六旬，最小的30多歲，但每個人上有年邁的父母，下有年幼的子女，來到這個遙遠而又陌生的地方，一待就是一年半或者三年。撇去工作上的辛苦、生活上的不適，光是那份孤獨就讓人難以忍受。
原以為他們雖然背井離鄉，但只是換了個工作環境而已，苦是苦點，累是累點，總有正常的休息，周末說不定還可以放松一下，四處逛逛，感受一下大美新疆的異域風情和風味美食。然而一路采訪下來，事實與我之前的想像大相徑庭。
“這里的工作強度要比其它地方大許多，一切工作都要聚焦總目標、實現總目標，一旦有了疫情，嚴防死守，一年365天，枕戈待旦”。在昌吉市山西援疆前方指揮部（以下簡稱“前指”），臨時黨委書記、總指揮、省駐疆辦主任、昌吉州黨委副書記丁永平告訴我，許多援疆干部身兼數職，凌晨三四點睡覺是常有的事，很少能過上禮拜天，是典型的五加二、白加黑。
此次來新疆采訪，我才曉得，由于時差，新疆的作息時間比山西推后兩小時，上午十點上班，晚上八點下班。人們的習慣是，凌晨一點才睡覺，因此加班到三四點并不是什么稀奇事。
不少援疆干部人才和我談起他們剛來新疆時，倒時差就是個大問題，特別是新疆的夏天晝長夜短，一旦失眠，整夜就報廢了。
7月27日，我果然六點半就醒來，再也睡不著，在院子里走走，遇到前指成員、項目資金部部長、昌吉州發改委副主任王治國，他今天要帶四名記者去400多公里外的北塔山農場采訪，不知怎么回事，他昨晚一夜沒有合眼，干脆抄筆記。“差不多抄了半本筆記，把之前落下的都補齊了。”王治國帶著一臉倦意說。
擔任前指臨時黨委紀委書記、昌吉州紀委副書記的援疆干部王映福，是我20多年前就認識的朋友，來到新疆一周時間才見到他，其實他早知道我來新疆采訪，但每天早出晚歸，就是找不出和我見面的一丁點時間。
還有援疆前指的黨委宣傳部長李明亮，按照之前的安排，他應當陪同我們下去采訪，但一連幾天，見不到他的蹤影，“這幾天調整了分工，協助兩位副州長工作，對口聯系十二、三個部門，工作量翻了一番。”直到此時，我才知道，他還兼任昌吉州政府副秘書長。
即使這樣，前指的同志們一致表示，他們的辛苦比分指和各個農場的同志們差遠了。
一路采訪下來，果然聽到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
來自朔州、在六師下轄六運湖農場擔任黨委常委、副場長的援疆干部齊雷，為了改變農場職工傳統的散養習慣，發展圈養和全羊產業鏈，整天四處奔波，跑項目，要資金，做農場職工的工作，最忙碌的一天，微信運動顯示，他步行了8萬多步，我估算了一下，至少在30公里以上。
軍戶農場是陽泉市對口援疆點，該農場黨委常委、副政委尚向暉對我講，陽泉市的9名援疆干部和柔性人才在受援地的工作單位與宿舍相距3公里，每天上下班全靠步行。
尚向暉說，2020年是援疆干部人才最辛苦的一年，從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到6月份烏魯木齊疫情出現緊張局勢，援疆干部人才沒日沒夜奮戰在第一線，為了讓居民安安穩穩呆在家，防止人員聚集、流動，他們負責給社區居民發放醫用物資、送菜送藥，甚至還倒垃圾。為了做好流動人員登記，有時整夜不睡覺。
“新疆的防控力度比別的地方嚴格得多，每當有疫情出現，團場與團場之間也要進行隔離，嚴查一切車輛和往來人員。”尚向暉告訴我，在疫情防控最緊張的階段，他們三人一組，24小時輪流值班。
“在整個兵團，農場處于末稍神經位置，每逢重大事情發生，從中央，到兵團，到地方，層層落實。”尚向暉說，會議經常開到凌晨一兩點，還得迅速布置下去，經常干到凌晨四五點鐘心里才踏實。
在昌吉州阜康市擔任文化體育廣播電視和旅游局副局長的楊愛國，是來自長治的援疆干部，從他的頭銜就能看出涉及和分管的工作不知有多少。據了解，2020年，為了助力恢復遭受疫情重創的阜康市旅游業，楊愛國從8月底就開始策劃首場“晉疆情?晉昌行”昌吉州文化旅游山西援疆市場推介會，為了搞好這次推介會，他廢寢忘食，加班加點，方案改了一遍又一遍，20多天沒有睡過一個安穩覺。9月22日，推介會圓滿結束，恰逢山西援疆前指及阜康分指要在太原開展山西對口援疆地區特色農產品展銷會和援疆項目招商活動，已經開始鬧胃病的楊愛國又主動請纓參與此項工作，繼續開啟加班加點模式。24日，他出現嚴重的胃出血，但仍堅持工作，最終因缺氧而休克，病倒在工作崗位上。
此次，我們深入團場采訪，發現每一位援疆干部人才都會唱《山西援疆誓詞之歌》：“我是山西援疆人，牢記黨的囑托，忠誠援疆事業，講政治、勇擔當，講紀律、守清正，講團結、見坦誠，講奉獻、有作為，為實現黨中央治疆方略、推動高質量精準援疆，貢獻全部力量。”
“來疆為什么？在疆干什么？離疆留什么？對于援疆‘三問’，我們山西的援疆干部人才每個人都能夠交上一份滿意的答卷。”總指揮丁永平語氣十分堅定地說。
他們找到用武之地
來自山西省眼科醫院的主任醫師李冬平，2020年4月10日來到昌吉州中醫院進行醫療援疆。
“我來的正是時候。”李冬平告訴記者，眼底手術在新疆是個短板，人才極為短缺，全疆只有9名大夫能做眼底手術，其中6名在烏魯木齊，其余3名分別在伊犁、喀什和昌吉。而昌吉州中醫院眼底外科光有設備沒有大夫，每當有手術，要去烏魯木齊請大夫來做。
“新疆由于重油重鹽的飲食習慣，導致高血壓、糖尿病、風濕類風濕、眼底疾病的患者特別多，其中糖尿病視網膜病變患者的年齡比內陸省份至少提早十歲，但這里卻缺少專業的大夫，有的大夫甚至不知道眼底出血能做手術。”
李冬平說，他來了之后，除了開展手術，每個周一的下午，還面向科里的10名醫生舉辦講座，從最基礎的疾病診斷入手，到今年4月份，已舉辦了32場。
“對他們幫助很大。”李冬平表示。
在兵團第六師醫院，記者見到來自山西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醫師原小斌，原小斌是留美博士，今年37歲，他和李冬平一樣，也是2020年4月份來開展醫療援疆的。
原小斌說，他的到來不啻于雪中送炭。
據了解，第六師醫院2020年3月份剛剛組建泌尿科，各方面工作還處于起步階段。他來了之后，馬上成為科里的頂梁柱。一年多來，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在技術與學術方面傾其所能，推動科室在泌尿系統疾病規范化和標準化診療領域取得顯著進步和提升。
在技術方面，他帶領泌尿外科團隊成功實施完成了六師五家渠市首例超聲引導下經會陰前列腺穿刺活檢術，填補了六師五家渠市該領域的技術空白。此外還幫助第六師醫院泌尿外科成功申報開展了“經陰道閉孔尿道中段無張力懸吊術”、“顯微鏡下精索靜脈結扎術”以及“后腹腔鏡下腎上腺腫瘤切除術”等四項新技術新項目。
同時，他先后深入北塔山牧場及中蒙邊境哨所、喀什以及和田地區開展義診巡診活動，深深感受到廣大農牧民的看病難及對“白衣天使”的渴望。
我們也前往昌吉市市場監督管理局采訪了擔任副局長的援疆干部趙思俊，他是一位藥學博士，同時也是山西大學碩士研究生導師。
雖然學歷很高，但趙思俊做人卻十分低調。2020年4月來到新疆之后，他主動申請下沉一線，到昌吉州藥品檢驗所工作。他與抽樣人員挨街挨巷抽取樣品，與檢驗人員一同探討專業技術。針對地州級檢驗檢測機構交流匱乏、創新動力不足的現狀，趙思俊提出了適用于檢驗檢測領域“人才+實驗室+高校”的新模式，一方面派人到援派單位進修學習，一方面請援派單位的專家現場教學或遠程授課，同時與疆內高校合作，進行人才培養。
短期內富有成效的工作贏得了昌吉市上上下下的一致認可，今年3月份，他被任命為市場監督管理局副局長。上任伊始，他又撲下身子，帶領一幫人，白天晚上連軸轉，用了不到兩個月時間，建起了市場局黨史學習教育展館，一個黨史長廊和5個專業展館內容豐富、專業性強，不僅成為市場局干部職工受教育受洗禮的精神家園，同時吸引了昌吉州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前來觀摩學習，成為全州黨史學習的主陣地。下一步還將打造成為昌吉州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
在山西援疆干部人才中，齊雷是一個近乎傳奇式的人物，他以朔州市紀檢委巡查辦副主任的身份參加援疆工作，原本大學體育專業畢業的他，硬是憑著一股“不到長城非好漢”的倔強精神，把老家懷仁南小寨的全羊養殖育肥模式嫁接到新疆，用3年時間，在六運湖這個封閉保守落后的地方，發展起了“羊成商品”全羊產業鏈，據了解，六運湖農場2018年年出欄羔羊4000只，2020年突飛猛進，增加到3.7萬只。
六運湖農場黨委常委、副場長齊雷在養殖大棚向記者介紹六運湖農場全羊產業鏈發展情況。孫瑞生攝
山西援疆前指臨時黨委副書記、副總指揮、兵團第六師五家渠市黨委副書記、副師長李志松不止一次對我講：“我們的援疆干部不論是行政崗位還是技術人員，都是帶著一片真心來援疆，都能發揮自己的專業特長，都能找到用武之地。”
他們不計個人得失
我們7月底到新疆采訪，正趕上第四批援疆干部圓滿完成援疆任務，8月7日即將返程。見到家鄉來的記者，他們分外高興。
問起這三年經歷了怎樣的艱難，是怎么熬過來的？大家都一笑了之，說沒有什么。但他們的笑容背后，分明隱藏著各自的艱辛。
據我所知，好些在兵團農場工作的同志，包括副場長們，剛來新疆，單位沒有食堂，只能自己做飯吃。大家一致反映，新疆的飲食習慣與山西有很大差異，好長時間難以適應。
此行，我們見到了兵團六師102團的曹曉冬、103團的王朝偉，他們是來自太原市的援疆干部，曹曉冬是太原市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王朝偉是團市委副書記，都是副處級干部。來到新疆，他們都掛著黨委常委、副場長的頭銜，但卻屬于單槍匹馬，孤軍奮戰。
他們和我講，一個人做飯很難，做多了老吃剩飯，而且工作忙起來，也沒有功夫做。曹曉冬說他剛開始，為了節省時間，做一次飯能吃三頓，后來干脆不做了；王朝偉則表示，很少開灶，一天只吃兩頓飯，都在飯店吃。“按理講，我們每個月都有四千多元的援疆補助，但除了吃飯開支，所剩無幾。”王朝偉說。
難以適應的還有新疆的氣候。昌吉州屬典型大陸性干旱氣候，降水量少，氣候干燥，夏季炎熱，冬季寒冷而又漫長。
“新疆一年的蒸發量500多毫米，而降水量不足50毫米，氣候干燥得很，即使山西人也很難適應，經常上火、流鼻血。”昌吉州紀委副書記王映福對我講。
“從10月份就進入冬季了，冬天冷得要命，最低氣溫達到零下四五十度。”在兵團十二師二二二團采訪，來自長治的一位援疆干部回憶，一次他們團長晚上加班到凌晨兩點，回到小區，門鎖被凍住了，怎么也打不開，只好又步行數公里，到辦公室沙發上睡了一覺。他們說，冬天哪里也去不了，只能“抱團取暖”。每到周末，大家聚在一起編排節目，唱歌跳舞，然后親自下廚做飯。“大家很開心的，三年過來，處得像兄弟姐妹。”被大家稱作“團長”的艾良對我講。
而在距離六師最遠的北塔山農場擔任黨委常委、副場長的賈翀矛則遠沒有艾良他們過得“滋潤”。來自晉中的賈翀矛，天生過單身的命，結婚14年，有6年和妻子兩地分居，2017年剛結束兩地生活的他，第二年便加入援疆隊伍，開始了新的兩地生活，只是這次走得更遠。援疆干部們一致反映，要說六師管轄的農場，北塔山的條件最艱苦，地處中蒙邊境，路途遙遠，氣候惡劣，即使夏天，出門也得備上一件棉大衣。那里的居民93%是哈薩克族，語言不通，飲食習慣與內地截然不同，賈翀矛在北塔山三年時間，硬是克服了氣候關、飲食關、語言關，為牧民辦了不少好事實事，據了解，2020年完成的北塔山牧場農村飲水安全鞏固提升工程，使得廣大牧民徹底告別了祖祖輩輩吃苦澀的“六味地黃丸中藥水”的歷史。賈翀矛告訴我，所謂的“六味地黃丸中藥水”，是雨水或雪融水從山坡上流下，沖刷滿山遍野的牲畜和野獸糞便形成的，氣味難聞，又不衛生。
總指揮丁永平對我講，考慮到援疆干部人才離家在外，工作很辛苦，每年春節有一個月的假期。此外，家屬們每年也有45天的探親“福利”。
“但對于個別援疆干部，由于工作繁忙，這些假期和‘福利’根本享受不到。”丁永平說。
“2019年至2020年，整整一年半沒有回過山西。”在六運湖農場采訪時，齊雷對我講，2020年春節臨近，他脫不開身，本來安排妻子來新疆和他一起過年，妻子已經上了飛往烏魯木齊的飛機，但由于疫情形勢嚴峻，他接到上級緊急通知，一個電話過去，妻子立刻下了飛機，返回朔州。齊雷看似平靜的講述中分明帶著些許遺憾。
而太原市的王朝偉則是另外一番遭遇。去年7月份，妻子帶孩子到新疆看他，剛落地先隔離七天，兩天后烏魯木齊疫情暴發，他們又一次隔離，妻子和孩子呆在宿舍，他呆在辦公室，過了一個多月牛郎織女般的生活。
如果說對于家庭的缺憾也許能夠用時間來彌補，那么當年事已高的父母遭遇不測，自己卻毫不知情，或愛莫能助，不能在床前盡孝，則留下的就是深深的遺憾和自責。
在102團，太原市政協的曹曉冬說起他2018年11月份第一次回太原，得知年近七旬的母親騎自行車與人相撞，已臥床20多天，怕影響他的工作，不敢讓他知道時，眼眶里閃著點點淚花。
來自山西省農科院玉米所、在六師農科所擔任副所長的陳喜明談到自己2018年赴疆一個月后，父親檢查出肺癌，手術后父親拉著他的手久久不愿放開，話語突然停滯，一言不發。
我相信，每一位援疆干部人才身上或多或少都有類似的事情發生，只是沒有打開話匣子。
在新疆逗留短短10天，我們收獲了許多許多，每天起早貪黑，早出晚歸，為的是能夠多采訪一位援疆干部人才，聽聽他們的講述和心里話，我知道，他們翹首以待，等著我們的到來，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傾述，面對我們這群特殊的聽眾。
感人的故事實在太多，舉不勝舉，正如人民日報山西分社記者喬棟所言，每一位援疆干部人才背后都能挖掘出非常感人的故事，值得我們大寫特寫。
關于作者：孫瑞生，中國日報山西記者站站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