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千年中外交流史中，和平一直是主流。但19世紀中葉以來，西方國家以殖民主義邏輯行事，中外之間，遂烽煙不斷。尤其是甲午中日之戰，給中國人極大促動，深感列強將從此操刀瓜分中國，民族危機空前嚴重。
在這種背景下，出現了兩種救國方案，一種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維新派，主張擁護清政府，推行變法；一種是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主張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國。革命派在1894年成立了革命團體興中會，并于次年試圖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因走漏風聲，未能成功，革命黨人逃亡海外。維新派則在1898年啟動了變法，但只推行了103天，便被慈禧太后鎮壓，六君子被誅殺，康有為等也成了海外逋客。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津京淪陷，慈禧太后、光緒皇帝倉皇西逃。
孫中山很擔心列強在中國推行殖民主義，瓜分中國。在《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中，孫中山就指出，西方有一種論調，認為中國人口眾多，資源豐富，一旦覺醒，將威脅全世界，因此，對列強而言，最明智的政策，就是“盡其可能地壓抑阻礙中國人”。孫中山坦率地批評了這種論調，指出，這種想法是不道德的，并且，“中國人的本性就是一個勤勞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不是好侵略的種族，如果他們確曾進行過戰爭，那只是為了自衛”，也就是說，中國即使強大起來，也不會造成對世界的威脅，因為它是一個好和平的，而不是一個好侵略的民族。
事實上，在孫中山看來，列強才是好侵略的，并且，其侵略性，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有關。達爾文所提出的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生物進化論被附會到解釋社會現象時，遂變成了以“生存競爭”“弱肉強食”為關鍵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孫中山指出，這是一種“野蠻之學問”，危害很大，列強以此為圭臬，對外侵略擴張，造成了一個“有強權無公理”的世界。到了20世紀，人類應該拋棄這一學說，由重競爭轉向重互助。因此，在1919年出版的《孫文學說》中，他明確提出：“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惟有拋棄競爭，實現互助，人類才有可能實現真正的和平。
“和氣生財”，中國的先民之所以給我們留下熱愛和平的精神財富，是因為先民們懂得，只有在和平的環境下，才能實現財富的真正增長，才能實現多邊互贏的局面。孫中山很好地繼承了這一精神財富，總是不失時機地向人們展示，中國是一個熱愛和平的民族，這樣的民族強大起來，不會對世界形成威脅，還會給世界帶來大利。還以《中國問題的真解決》為例，在此文中，孫中山就指出，革命成功之后，中國就會拋棄清廷的閉關鎖國政策，立即開放對外貿易，國際商務將成百倍地增長。熱愛和平的中國人，不但不會侵略別國，反而可以給各國帶來商機，這絕不是什么“黃禍”，而是實實在在的“黃福”。
這里談到“開放”，實則是孫中山建設中國的一個關鍵詞。其在一戰前后寫成的《實業計劃》，實為孫中山所制定的利用外資發展中國實業的方案，其在海外發行的英文本，標題是《中國的國際開發》（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可為明證。
雖然主張對外開放，但孫中山并不認為可以坐等國外的資本和技術。在他看來，這樣會失去自我，與自強的目標背道而馳。因此， 1911年10月，他一方面向外宣布革命之后，中國內地將全部開放，同時也補充一點，“海關稅則須有自行管理之權柄”，因為只有如此，才能確保“本國實業之發達”。后來，在闡釋民族革命的時候，他強調，一定要“保持吾民族之獨立地位”，才有可能“與諸民族并驅于世界”。
并且，他還強調，國人必須努力。實行開放，就要求我們自己有能力跟得上世界潮流，如此，“社會才可以改良，國家才可以進步”。為此，他強調青年學子必須好好鉆研學問（他所說的“學問”，大體相當于我們今日所說的基礎研究），只有“中國學問與歐美并駕”，我們的政治也好，實業也好，才會有“天然之進化”，中國將來才“可與世界各國同享和平”。
孫中山在“革命尚未成功”的1925年去世，他的很多振興中華的理想，未能在他生前變為現實。不過，繼承了他的未竟事業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幾經坎坷，終于沿著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路徑，推進民族的偉大復興。面對這一事實，一些外國人驚呼這會對其他國家造成威脅。當中國還千瘡百孔、還是“一頭沉睡的雄獅”的時候，就有人提出，中國一旦覺醒，將會威脅其他國家。面對這種“黃禍論”，孫中山曾不遺余力地予以駁斥，并不厭其煩地告訴外國人，中國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不會侵略其他國家。
面對“黃禍論”，孫中山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國家與國家的關系，正像個人與個人的關系。從經濟上看，一個人有一個窮苦愚昧的鄰居還能比他有一個富裕聰明的鄰居合算嗎？” 中國是一個熱愛和平的、富有道義的國家，其崛起，不但不會對世界的和平造成威脅，而且，還可以承擔起大國的責任，為人類文明的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并且，在和平的環境中崛起的中國，更懂得和平的重要性，無比珍惜和平，維護和平，如孫中山所夢想的那樣，“與世界各國同享和平”。
（作者：彭劍 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