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高質量經濟社會、踐行新全球主義——
文 | 福川伸次 日本東洋大學總長、原日本通商產業事務次官
編者按：福川伸次先生作為日本官員的翹首，產業界、學界的領袖人物，半個世紀以來為推進中日兩國產學官各界的交流不遺余力。在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迎來50周年之際，特撰文探討中日關系如何向新次元升華，既是回顧，又是期待更是鞭策。
1． 期待中日關系向新次元升華
2022年9月，中日將迎來兩國邦交正常化50周年。在過去的50年，中國實現了驚人的經濟增長，政治與經濟都已經在全球占據了重要的地位。中日兩國的合作關系也需要從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階段向次元次升華。
1979年12月，我有幸以首相秘書官的身份陪同大平正芳首相訪華。當時，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已經過世，中國在1978年實施的“改革開放”政策下，邁出了新的步伐。
12月7日，大平首相在全國政協禮堂發表重要講演，回顧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情景：“當時我們胸中充滿期待，同時也深感不安。但是這種不安被周恩來總理的‘求大同，存小異’所表現的中國領導人和中國人民的大度所打消，這才成就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大業”。大平先生當時作為外務大臣輔佐田中角榮首相，為兩國邦交正常化做了周密的準備，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因為如此，大平先生后來一直對中國的發展動向非常關心。
響應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為支持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中國的產業活動，大平首相在訪華期間明確了對華提供日元貸款的方針。
此后，中國借鑒日本等國外經濟改革的經驗，穩步推進結構改革。1990年代后，更是步入高速經濟增長階段，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2010年經濟規模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現在的GDP規模已經達到日本的3倍。此間，中國推動經濟改革和技術開發，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在尖端技術領域擁有了接近美國的能力。正因為如此，在政治、經濟、技術、軍事等領域，也引發了發達國家的戒備。
大平首相用對未來的警示結束了先前的講演：“在國與國的關系中，最重要的是兩國人民心與心之間形成的信賴關系，然而了解對方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日兩國一衣帶水，擁有兩千年的歷史文化交流，但也正因如此，兩國人民容易產生能夠很容易理解對方的錯覺。這種想法是十分危險的，我認為在思考方式、人生觀，以及對事物的處理方式上，日本人與中國人有著很大的不同。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這一點，在國家體制不同，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也大相徑庭的日中兩國之間更應該有這種自覺去努力理解對方……，如果僅僅憑借一時的氛圍與情緒上的親近感，乃至經濟利益上的打算來構建中日關系，那一切都會像沙地上的樓閣般根基不穩”。
大平演說的這部分內容當時并沒在兩國間引起太大關注，他是真誠地希望中日間的長期信賴關系能夠得到發展，期待下一代的政治家、企業家、研究者們能夠為之盡力。
歷史告訴我們，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總是在不斷變化的。不久的將來，中國的經濟實力可望與美國比肩，在國際政治運作中也將承擔更多的責任，起到更大的作用。在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科技領域，中國也將為世界貢獻更多智慧。
我認為正如已故大平正芳首相所期待的那樣，中日關系必須努力向新的次元升華。
2．構建以AI（人工智能）為先導的高質量經濟
（1）追求“高質量經濟”
中日兩國在21世紀首先需要努力的課題是如何實現以信息通信技術為基軸的“高質量經濟”。在世界經濟為資源的有限性和地球環境惡化而所苦之際，人類能夠選擇的只有一條道路，這就是降低對資源的依賴和對地球環境的負荷，提高創造性和附加價值，實現“高質量經濟”。幸運的是，人類已經獲得了通過利用AI主導的信息革命，實現高質量新經濟（New Economy）的手段。
1980年代至90年代前半期，日本曾經擁有世界一流的產業實力和技術水準，但是隨著泡沫經濟破滅，產業陷入停滯，現在仍然致力于恢復之中。對于信息通訊技術先行的美國，中國一直緊追其后，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尖端技術領域甚至已經可以與美國媲美。美國也因此對中國開始有所戒備。
2020年初開始在全球擴散的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給人類的健康和生命帶來威脅，給社會經濟造成混亂，但同時也加速了DX（數字化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進程，成為構建新經濟生態的一大契機。
在實現高質量經濟的進程中，中日兩國有許多領域可以開展合作。
（2）積極開展創新
21世紀是以AI等信息技術為先導的新發展時代。而一百年前的20世紀初，世界正迎來石油時代。約瑟夫 熊彼特教授將1910年代的創新定義為“在經濟活動中，將資源、勞動力等生產手段以嶄新的方法進行結合”。對此，我想將今天信息革命時代的創新定義為“在經濟活動中，利用IT技術，整合和活用信息，創造新的知識價值”。
如今，我們可以通過AI等信息技術超越人類肉體的極限，提高信息傳播的效率，克服復雜性的界限，提升附加價值。通過網絡空間與物質空間的融合，確保準確性，提高效率性，充實時間價值，將經濟活動從物質生產主義向價值利用主義進化。
AI的活用可以使工廠、店鋪實現無人化，使先進的遠程治療變成現實，更使手機結算、無現金化、虛擬貨幣等成為日常。通過提高信息傳播的準確度、快速性、效率性以及選擇的最佳性，可以不斷提升和創造價值。
創新發展的領域以高端信息技術為核心，更涉及生物化學、新材料、宇宙、海洋、先進醫療、新能源、電動汽車、蓄電裝置、無人機、氫能利用等許多領域。
創新的國際競爭日益激烈，中國正在追趕領先的美國，德國、英國、法國、以色列以及日本、韓國等國家也不甘其后。日本在1990年代泡沫經濟崩潰后，經濟陷入停滯，創新能力有所下降。但日本最近已經意識到這一點，開始在政策上加大力度。
為了加快創新，主要各國不斷增加對研究開發的支持，加大在培養知識人才、完善新競爭環境等領域的政策力度。就完善市場環境而言，創新性、公平性、效率性和競爭性都至關重要。
近年，城市的知識經濟集聚對創新而言顯得越來越顯得重要，美國的硅谷、中國的北京中關村和深圳南山區都是很好的案例。因此，周牧之教授主持開發的“中國城市發展綜合指標”對城市與創新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3）有效率地利用好全球市場
要有效率地利用好全球市場，就需要盡可能在自由、合理、公平、安全的規則下運營全球市場。為此，中日兩國需要與美國、歐盟等合作達成共識，致力于恢復和強化世界貿易組織（WTO）應有的功能。
作為過渡，中日需要合理推進和利用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APEC（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等區域性自由貿易協定。兩國有必要努力促使人口規模和貿易規模都占到全球三成的RCEP更進一步擴大成員國。關于TPP，中國、英國都已經申請加盟，這無疑有助于完善全球貿易體制。另外，美國與英國也正在協商簽署新大西洋憲章。
信息通信技術的進步，不僅使技術壟斷等對全球的競爭條件能夠產生巨大影響，還可能導致企業據點出現集中化的危險。對此，需要制定相應的國際規則。中日兩國為制定這些規則，應該交流各自的經驗，為實現高質量經濟做出先行。
（4）改革企業經營模式
信息通信技術的發展不僅提高企業經營效率，也以數字辦公等形式正在革新工作方式。新冠疫情更是將企業經營DX化（數字化轉型）猛推了一把，很多企業開始從根本上變革經營模式。例如，企業利益結構已經從追求規模經濟向追求信息、連接、時間的價值進行轉變，實現復雜系統的整體優化已經成為可能。AI為企業追求收益價值、顧客價值、員工價值和社會價值的最大化提供了手段。
對企業經營而言，如何實現人類安全保障這一新的制約因素今后將變得越來越重要。同時，保護知識產權、消除信息壟斷弊端等市場管理要求也會越來越強烈。因此，市場框架必須不斷合理化和優化。為應對這些變化，中日兩國需要凝聚智慧持續地完善市場條件。
3．構建政治安全保障體系
（1） 國際格局的歷史性變化
維護和擴大本國利益是政治的宿命。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提倡“美國第一主義”，保護國內產業，從短期來看是政治的必然，但從長遠來看這是在動搖國際政治體制，導致美國經濟衰退。
從18世紀到19世紀，君主制在歐洲瓦解，市民社會形成，但主要國家的政治卻傾向擴張主義、強國主義、軍國主義、殖民地統治。結果導致主要各國之間激烈爭斗，在20世紀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痛定思痛之后，主要各國創建聯合國，提倡國際合作主義。然而由于政治體制的不同，美蘇進入冷戰，東西對立的時代一直延續到1989年柏林墻倒塌。此后，世界政治真正步入全球化時代。
（2）國際社會的多極化
國際社會格局的變化導致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中獲得了經濟增長的機會，使世界經濟走向多極化，結果造成主要國家主導能力下降。在多極化的世界政治結構下，以聯合國為首的國際機構難以形成共識，世界秩序發生動搖。
在這種形勢下，特朗普總統其間美國采取了優先本國利益的政策。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和技術實力的增強，不僅在貿易上與美國發生了激烈摩擦，而且在經濟、政治、技術、軍事等方面也使美國認為對其霸權構成威脅。
在這種變化的同時，隨著信息技術不斷進步，經濟活動需要按照全球統一規則進行運營，像過去那樣特定國家憑借政治力量支配國際市場的情形變得越來越困難。再加上出現了全球變暖這種沒有國際合作不可能應對的大課題，國際政治已經不能再只是國內政治的延伸。
最近，圍繞亞太地區的國際局勢非常復雜。一方面以日美為中心，正在推進印太合作和QUAD（四方安全對話：Quad－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合作體制，另一方面中國正在推進“一帶一路”政策。如何看待這些動向，各方需要加強對話，增進相互理解。
（3）全球主義的意義
國際社會必須尊重人權，保證自由貿易、尊重主權、確保法治，此外還需要加強國際合作。
組成國際社會的各國采取什么樣的政治體制是各國的選擇。問題的關鍵在于各國在制定國際社會規則時，如何為經濟全球化的健康發展做出貢獻。
中日兩國一方面需要加深對以連帶、信賴、自由、創造為理念的世界格局究竟應該是什么？人類作為人的價值與能力能夠得以施展的國際環境究竟應該是怎樣？如何形成引領全球“新經濟”的機制等問題的討論，另一方面需要更進一步推進與美國、歐盟等其他主要國家之間的對話。
4． 完善人類安全保障體系
（1）保障人類安全的必要性
期待中日兩國能夠共同引領世界，完善人類安全保障體制。這在“中國城市發展綜合指標”中也是一個重要的評價領域。
1994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公布“人類安全保障政策”，提出了應對健康、醫療、教育、反恐、自然災害等的建議。此后，聯合國大會進一步完善了這些內容，并于2015年9月通過了作為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s Goals）的，No Poverty（消除貧困）、Zero Hunger（消除饑餓）、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體面工作和經濟增長）、Climate Actions（氣候行動）等17個目標、169個行動計劃。SDGs是全球企業應該認真踐行的內容，中日兩國企業也有必要開展在這一領域的合作。
（2）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如何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是人類安全保障的一大考驗。中日兩國應該與主要國家合作，率先制定應對機制。遺憾的是，世界衛生組織（WHO）在確定傳染源、制定治療方法、普及疫苗等方面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主要感染國家在封城與恢復經濟的選擇中備受煎熬。
2021年，英國、以色列、美國、中國等已經將疫苗作為應對新冠疫情的對策進行普及。疫苗的提供和有效性的確認，不應該作為政治上討價還價的對象，而應該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在國際合作的基礎上進行供應。希望中日兩國一方面努力使這種意識能夠扎根于世界，另一方面在防止破壞自然，完善Human－Animal Relations（人與動物）關系上做出貢獻，防止新的疫情出現。
（3）全球變暖對策
全球變暖現象已經成為人類最大的威脅。美國、中國、歐洲等地近年都遭受強烈的熱浪與暴雨的襲擊，甚至造成人員傷亡。二氧化碳是全球變暖的主要原因，如何抑制二氧化碳排放，向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轉型已經成為人類直面的重大課題。
在菅直人首相時期，日本承諾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中國也承諾在2060實現同樣的目標。地球環境問題也是“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的一個重點評價領域，相信精細化的指標評價體系將有助于問題的解決。
拜登政府已經宣布美國重返《巴黎協定》，世界正在開啟“大重構”體制。以技術開發為核心的循環經濟是改革的關鍵，太陽能、風能等新能源開發和能源供應的網絡化，電動汽車的研發和普及，蓄電設備的開發，二氧化碳的固化，乃至智慧城市（Smart City）的構建都是緊迫的課題。
歐盟正在考慮導入碳稅，法國學者雅克 阿塔利甚至建議全球采用通用的碳稅。希望中日兩國在這一領域能夠做出積極的貢獻。
在中國商務部與日本經濟產業省的合作下，通過由日中經濟協會舉辦的“中日節能環保綜合論壇”，中日兩國對提升能源效率、環境保護技術的交流等問題開展了持續的合作。兩國今后還應該在技術開發上開展更廣泛合作，并努力在全球普及這些技術成果。
（4）少子化、老齡化對策
如何應對少子化與老齡化帶來的人口結構變化也是一個需要直面的重大問題。日本已經進入人口減少和老齡化階段，應對人口老齡化，完善老年人的健康、護理、醫療等社會保障，以及確保相應的財政等都是嚴峻的課題。
中國最近雖然改變了人口政策，取消了“獨生子女”政策，但是在不久的將來恐怕也會進入人口減少的階段，面臨與日本同樣的問題。兩國有必要相互交流經驗，在完善社會福利政策方面進行合作。
5． 用文化強化國際社會的紐帶
（1）文明的沖突
塞繆爾·亨廷頓教授在1996年發表了名為《文明的沖突》的著作。書中，將世界劃分成8個文明圈，并預言了21世紀伊斯蘭文明內部的紛爭、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沖突、基督教文明與儒教文明的對立。確實，在特朗普擔任總統時期，因支持以色列，美國與阿拉伯國家產生了嚴重對立。從2018年開始，中美兩國貿易糾紛也不斷激化，在政治、經濟、軍事、技術、貨幣等領域的競爭日益激烈。
（2）文化的力量
縱觀人類發展的歷史，文明的進步令人瞠目，文化的演進也綿延不斷。希臘、羅馬時代絢爛的文化發展，最終在中世紀的歐洲文化中開花結果。早在絲綢之路時代，中國就與印度、伊斯蘭等國家和地區在文化發展上相互競爭和融合。日本通過向中國派出遣隋使、遣唐使，吸收了這種文化融合的精髓，并將其融入自身的文化之中。此后日本又引進歐美的技術和文化，奠定了今天的社會發展基礎。日本歷來對異文化態度寬容，歷史上一直積極地吸收異文化。
文化本來就是人類的高層次價值，是精神文明的極致。“美”是人類共同的憧憬，由于強調在與自然的共生中去發現美，日本形成了與自然和諧的文化。憑借“匠技”打造的優秀藝術品，追求自然與人工和諧美的日本庭園，重視原汁原味的日本料理，如今都受到世界的高度評價。中國更是在文學、書畫、陶瓷、佛像等廣泛的領域，為世界提供了優秀的文化作品。中國的美食今天遍布全球。
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集信息通信技術精華為一體的新文化也在不斷誕生。2001年，美國記者道格拉斯 麥格雷指出：“日本的GNP（國民生產總值）雖陷停滯，但是GNC（國民生活快樂指數：Gross National Cool）卻有過人之處”。例如動漫、漫畫、美食、時尚、以及文化相關電子設備等，信息技術正在為產業和文化、技術和藝術的融合發展提供新天地。
近年，中國的新舊文化都在積極引進信息技術，中國在振興文化、擴大文化市場、培養藝術家上的努力卓有成效。
（3）文化帶來的世界融合
我以為雖然存在“文明的沖突”，但并不存在“文化的沖突”。文化是藝術性與技術性的綜合，是國際融合的象征。特別是以AI為代表的信息技術進步，提升了商品和服務本身的文化性，使表現方法的藝術化、文化傳播的高度化、以及文化與效率的并存得以實現。
中日兩國在這一領域有著巨大的合作空間，在通過文化交流擴大文化市場的同時，要注重開發對文化性的評價方法，例如研究如何計量感性價值，并從數字經濟的角度研究技術與文化的融合。在這一領域，也期望“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能夠做出貢獻。
我認為，中日兩國在產業與文化、技術與藝術融合上的合作，能夠提高人類的價值意識，引導對彼此文化的相互理解，進而對世界的穩定和人類的融合做出巨大貢獻。
6． 實現高質量經濟社會、踐行新全球主義
分析國內外政治經濟社會的最新動態，我更進一步堅信中日兩國的合作對世界的穩定和人類的進化所能做出的貢獻將越來越大。
兩千多年來，除去一段特殊的歷史時期以外，中日兩國人民一直在經濟、技術、文化、教育等領域保持密切的交流。我衷心希望兩國人民能夠面向未來百年、兩百年乃至千年，結成牢固的“信賴紐帶”，并通過這種交流加深對人類智慧的認識，提升人類價值。如果能做到這一點，中日兩國一定會為地球社會的穩定和繁榮做出巨大貢獻。
（來源：中國網；作者：福川伸次 日本東洋大學總長、原日本通商產業事務次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