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子之變”平息后，嵯峨天皇維持了政治上的穩定，同時迎來了文化上的繁榮。弘仁十四年（823）四月十日，志得意滿的嵯峨天皇召見右大臣藤原冬嗣，表達了退位的想法。藤原冬嗣認為當前經濟不景氣，平城上皇還活著，如果出現“一帝二太上”的政治局面，天下恐難以忍受，建議再等幾年再退位也不晚。嵯峨天皇并沒有接納藤原冬嗣的建議，答道：“推賢讓位，唯為天下。賢君臨政，何憂年之未復乎？”毅然決然要退位。
四月十六日，嵯峨天皇召見皇太弟大伴親王，說道：“我雖然缺乏識人的本領，但與皇太弟相處多年，知道你賢明仁孝，很多年之前便想傳位于你，今天我可以完成自己的心愿了。”大伴親王聽聞后再三推遲，但嵯峨天皇還是決意讓位。這樣，取代高岳親王成為皇太子的大伴親王于當日踐祚，是為淳和天皇（次年七月七日平城上皇去世，此次“一帝二太上”局面僅維持了一年多時間）。
嵯峨上皇原本有意立淳和天皇與高志內親王（此時已去世）所生的恒世親王為皇太子，但恒世親王推辭不受。嵯峨上皇之所以要立恒世親王為皇太子，主要是因為他的母親高志內親王是桓武天皇與藤原乙牟漏之女，換句話說，高志內親王是嵯峨上皇同父同母的妹妹，血統絕對純正。桓武天皇在世時讓三位皇子安殿親王（平城天皇）、神野親王（嵯峨天皇）和大伴親王（淳和天皇）都娶了自己的皇女。可以說，生下一位血統純正的皇孫一直是桓武天皇的一個心愿。
恒世親王既然不愿當皇太子，淳和天皇也沒有強求，于是在四月十八日立嵯峨上皇與皇后橘嘉智子（唯一一位出身橘氏的皇后，因建立檀林寺被后世稱為檀林皇后）所生正良親王為皇太子。四月二十七日，淳和天皇正式舉行即位大典（大伴氏為避天皇諱改為伴氏）。
嵯峨天皇在讓位當天對新踐祚的淳和天皇說：“今日以前，朕遇太弟如子。今日以后，遇朕亦如子耳。”嵯峨上皇退位后，向淳和天皇提出辭退“太上天皇”封號的請求，淳和天皇沒有接受嵯峨上皇的這一請求，而是采用了變通的形式，即由淳和天皇本人向嵯峨上皇宣下“太上天皇”稱號。由此，太上天皇稱號從讓位時自動產生，變為由新天皇宣下賜予，這樣，太上天皇名義上便成了新天皇的臣子。“讓位之后的嵯峨太上皇，吸取平城太上皇的教訓，沒有直接干涉國政，表面上完全退出政治舞臺，不過在當時的皇室和貴族社會，嵯峨的權威依舊存在。”
此外，淳和天皇還追贈平城天皇的皇后藤原帶子為太皇太后，追贈嵯峨上皇的皇后橘嘉智子與自己的生母藤原旅子為皇太后，追贈恒世親王的母親高志內親王為皇后。淳和天皇的上述做法，一方面可能是為了迎合嵯峨上皇；另一方面“很有可能是在為將來讓位于正良親王并立自己的兒子恒世親王為皇太子做準備。”
然而，被淳和天皇寄予厚望、年僅22歲的恒世親王于天長三年（826）五月突然去世。這樣，淳和天皇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與侄女正子內親王（嵯峨天皇與橘嘉智子之女）所生的恒貞親王身上。天長四年（827）八月，皇太子正良親王與妃子藤原順子（藤原冬嗣之女）生下皇子道康親王。同年，淳和天皇立恒貞親王的母親正子內親王為皇后。從血統上看，恒貞親王無疑是優于道康親王的。淳和天皇立正子內親王為皇后的目的恐怕是為了進一步彰顯恒貞親王的正統地位。
天長十年（833）二月二十八日，在位十年的淳和天皇讓位，皇太子正良親王踐祚，是為仁明天皇。由此形成了嵯峨上皇與淳和上皇、仁明天皇并存的“一帝二太上”局面。二月三十日，仁明天皇立淳和上皇之子恒貞親王為皇太子，形成皇位在兄弟的子孫之間“交替迭立”的狀況。三月二日，仁明天皇立祖母橘嘉智子為太皇太后。三月六日，仁明天皇正式即位。
從嵯峨天皇開始建立的嵯峨天皇系、淳和天皇系血統輪流即位的皇權繼承體系維持了近三十年的穩定，在此期間大家相互謙讓，沒有發生有關皇權的紛爭。仁明天皇或許是為了避免公開挑戰恒貞親王的地位，所以一直沒有立藤原順子為皇后。但藤原順子的兄長藤原良房還是一心想讓自己妹妹所生的道康親王成為皇太子。在這種狀況下，貴族之間也逐漸開始分成兩派。不愿卷入政治權力斗爭旋渦的恒貞親王多次向父親淳和上皇以及伯父嵯峨上皇表明辭皇太子之位的心意，卻屢被嵯峨上皇勸阻而未能如愿。
承和七年（840）五月八日，淳和上皇去世（55歲），結束了“一帝二太上”的政治局面。自承和八年（841）開始，嵯峨上皇也開始患病。承和九年（842）七月十五日，嵯峨上皇駕崩（57歲），這樣皇太子恒貞親王便失去了一個強有力的后盾。迭立繼承之所以能夠順利進行，主要是由于嵯峨上皇與淳和上皇的存在。一旦嵯峨上皇與淳和上皇去世，政治上的均衡關系被打破，迭立繼承也就無法維持，兄弟天皇間的和平局面也隨之瓦解。
嵯峨上皇去世兩天之后的七月十七日，平城天皇的皇子阿保親王秘密給橘嘉智子太皇太后送了一份報告，大意是說：“承和九年（842）七月十日，春宮坊帶刀舍人伴健岑和但馬權守橘逸勢認為嵯峨上皇已生命垂危，國家即將發生大亂，應該請皇太子恒貞親王移往東國。”阿保親王曾在“藥子之變”中親眼看到自己的弟弟、皇太子高岳親王被廢，自己也被流放至大宰府。平城天皇去世后，阿保親王被允許返回京城。阿保親王的子孫與高岳親王的子孫一同被淳和天皇賜姓“在原朝臣”（“在原”此后成為僅次于“源”、“平”、“橘”的第四大臣籍降下氏姓）。橘嘉智子太皇太后看了阿保親王的密呈后十分震驚，于是立即召見中納言藤原良房，并通過他將阿保親王的密呈傳奏于仁明天皇。
仁明天皇于是立即將伴健岑和橘逸勢一同抓捕、拷問，同時命令六衛府對平安京進行警備戒嚴。七月二十三日，左近衛少將藤原良相（藤原良房之弟）率領近衛府之兵包圍皇太子恒貞親王的居所，同時逮捕了與恒貞親王關系較深的大納言藤原愛發（曾擔任淳和天皇的藏人頭，并將女兒嫁給恒貞親王）、中納言藤原吉野（曾擔任淳和天皇的藏人頭）、東宮大夫文室秋津。雖然伴健岑和橘逸勢竭力否認，但這件事還是被定性為以春宮坊為中心的大規模謀反事件，判伴健岑和橘逸勢謀反罪，恒貞親王雖與事件無關，但也受到牽連，被廢黜皇太子之位。最終伴健岑被流放至隱岐，橘逸勢被流放至伊豆（流放途中病死），大納言藤原愛發、中納言藤原吉野以及參議文室秋津等或被貶官，或被左遷，留下姓名的受牽連者共計28人。同時，侍奉恒貞親王的東宮職及春宮坊的、沒有留下姓名的下級官員等60余人也被處分。以上政治斗爭事件史稱“承和之變”。
其實關于伴健岑等人的密謀，除了阿保親王的告密外，并沒有其他足夠充實的證據。“橘逸勢、伴健岑這樣官位低，權力小的貴族，且橘逸勢年老多病，是難以挾持皇太子，篡權謀政的。”關于橘逸勢，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根據《文德天皇實錄》記載，到文德天皇統治的嘉祥三年（850），橘逸勢的題字依然在宮門的匾額上。其中的原因無疑與他是同空海、嵯峨天皇合稱“三筆”的著名書法家有關，但作為一名謀反的罪人，他的題字竟然一直沒有被撤換下來，有點不可思議。而且此后因傳言橘逸勢的怨靈作祟，文德天皇還為他恢復了名譽，并追贈位階。我們退一步說，即使謀反證據確鑿，那也和恒貞親王沒有牽連。恒貞親王被立為皇太子后，曾再三上表，表示不愿做皇太子。再退一步說，就算這一切全都經過恒貞親王首肯，前往東國也只是感到危機臨近的避禍之舉，而非謀反。此外，“承和之變”中還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即沒有罪犯被判死刑。
被廢皇太子身份的恒貞親王此后遁入空門，成為在“藥子之變”中被廢皇太子身份的真如法親王（高岳親王）的弟子，法名“恒寂”，故稱“恒寂法親王”。據《恒貞親王傳》記載，后來藤原基經廢掉陽成天皇時，曾前來詢問恒寂法親王能否出山繼承皇位。恒寂法親王回答說：“只聞舍棄王位而為僧者眾多，舍僧籍而為王者未嘗聞也。”
在“承和之變”中最大的獲利者為藤原良房是一目了然的。因此，一般認為，“承和之變”是藤原氏為排擠其他氏族勢力而進行的一場有預謀的政變。藤原良房不僅得以讓自己的外甥道康親王立為皇太子（承和九年八月），而且也給予伴氏和橘氏等其他氏族以重大打擊，還讓同是藤原氏的競爭對手藤原愛發，藤原吉野垮臺。這一切都為此后藤原良房進入權力中樞（此后升任大納言和右大臣），并最終以臣下身份出任攝政一職奠定了基礎。
此外，在廢除恒貞親王為皇太子這一問題上，仁明天皇與藤原良房是一致的，即仁明天皇同樣也是“承和之變”的獲利者。“承和之變”后，嵯峨天皇系與淳和天皇系兩血統輪流繼承皇位的迭立制度被終止，皇位繼承統一到了嵯峨天皇－仁明天皇的系統。此后文德天皇－清和天皇－陽成天皇按照直系繼承的原則順利繼承皇位。值得注意的是，為了避免此后發生廢立皇太子與皇后的事件發生，“仁明朝以后，再無死后追封皇后、皇太后的做法，盡管光孝朝后上述做法曾有死灰復燃之勢，但那也只是偶發現象。”
與藤原氏一樣，橘氏也利用外戚的身份，積極擴張了勢力。因此，令人稍稍不解的是，橘嘉智子太皇太后不僅和被認為可能犯謀反罪的橘逸勢出自同一氏族——橘氏，而且被廢的皇太子恒貞親王是其最疼愛的正子內親王所生，她為何要輕信謠言呢？即使是普通氏族的女性，也把祈愿一族的繁榮和子孫的幸福作為第一要義，但太皇太后的舉動卻為何與此相反呢？筆者認為，或許在橘嘉智子太皇太后看來，皇統的直系繼承可能比以上二者更加重要吧。當然，橘嘉智子太皇太后還是保住了部分橘氏家族的成員，如她的兄長橘氏公，僅丟掉了右近衛大將一職（被藤原良房取代），并在后來晉升至從二位右大臣。
參考文獻：
黒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輯：《新訂増補國史大系?日本後紀》，吉川弘文館1982年版。
黒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輯：《新訂増補國史大系?続日本後紀》，吉川弘文館1983年版。
黒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輯：《新訂増補國史大系?文德天皇実録》，吉川弘文館1981年版。
吉江崇：《平安前期の王権と政治》，《巖波講座日本歴史第4巻?古代4》，巖波書店2013年版。
奈良本辰也編：《日本史小百科第12巻——政変》，近藤出版社1981年版。
福井俊彥：《承和の変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日本歴史》第260號，1970年1月。
神谷正昌：《承和の変と応天門の変——平安初期の王権形成》，《史學雑誌》第111巻 11號，2002年。
池田晃淵：《早稻田大學日本史第4卷·平安時代》，羅安譯，華文出版社2020年版。
保立道久：《巖波日本史第三卷 平安時代》，章劍譯，新星出版社2020年版。
坂上康俊著：《律令國家的轉變》，石曉軍譯，文匯出版社2021年版。
王金林：《簡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王海燕：《日本古代史》，昆侖出版社201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