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教授在《日本古代貴族芻議》一文中這樣寫道：“中國歷史上的外戚干政只是不同時期的個別現象，皇親在變，外戚也在變，從未有一個外戚家族長期壟斷朝政的事情。而日本平安時代攝政與關白之職始終由藤原北家壟斷，外戚專權也是由藤原氏一族來實施的。”本文接下來就對由外戚藤原氏所主導的、持續了200多年的、幾乎固化了的攝關政治（866—1086）做一簡單梳理和總結。
所謂攝關政治，簡單說來就是天皇年幼時，由藤原氏代行政事稱攝政，待天皇年長親政后，攝政改稱關白，輔助天皇總攬政事，即攝政與關白影響甚至操控天皇，成為國家實際上真正的掌權者。為攝關政治奠定基礎的是藤原冬嗣。他將女兒藤原順子嫁給嵯峨天皇之子正良親王（仁明天皇），同時讓兒子藤原良房迎娶嵯峨天皇臣籍降下的皇女源潔姬，由此藤原北家與天皇家結成了緊密的婚親關系。經過“承和之變”與“應天門之變”后，清和天皇的外祖父藤原良房于貞觀八年（866）八月“攝行天下之政”，開始人臣攝政。仁和三年（887）十一月，宇多天皇下詔宣布：“萬機巨細，百官總己，皆關白于太政大臣，然后奏下。”藤原良房的猶子藤原基經正式獲得“關白”稱號。
自藤原良房和藤原基經父子任攝政、關白以后，天皇家與藤原氏之間的關系并非親密無間，二者之間進行了激烈的控制與反控制斗爭。如宇多天皇因“阿衡紛爭”與藤原基經鬧翻，最終只能以罷免橘廣相和迎娶藤原基經女兒藤原溫子來平息此事。等到藤原基經去世后，宇多天皇便不再設攝政、關白，并任用儒士菅原道真等人，以壓制藤原氏外戚專權。宇多天皇之子醍醐天皇即位后，也不設攝政和關白，堅持親政。但不久后，左大臣藤原時平誣告右大臣菅原道真策劃謀反，將其貶為大宰府權帥，迫使其離開朝廷，皇權遭到削弱，朝政又落到了藤原氏手中。
延長八年（930）九月，醍醐天皇讓位給年僅8歲的朱雀天皇，藤原忠平任攝政，朝廷大權再次操縱在藤原氏手里。天慶四年（941），隨著朱雀天皇年歲漸長，藤原忠平于天慶四年（941）十一月辭去攝政，擔任關白。在此之前，攝政和關白二者的區分一直不明確，從藤原忠平開始，我們所熟悉的“攝關政治”正式形成。
藤原忠平死后，村上天皇又停設關白，試圖恢復天皇的統治，但內有母后藤原穩子干政，外有藤原忠平之子藤原實賴、藤原師輔、藤原師尹等人把持朝政，實際上天皇依然被藤原氏所操控著。冷泉天皇即位后，爆發“安和之變”，左大臣源高明被貶為大宰權帥，藤原實賴則被任命為關白，此后攝政與關白成為常設官職，并且都由藤原北家系統世襲，藤原北家權傾天下。
藤原北家在沒有外部競爭壓力之后，為了自己一家的顯赫與榮華開始內訌。藤原實賴去世后，藤原師輔的長子藤原伊尹任攝政。但藤原伊尹去世后，藤原兼通與藤原兼家二人為了攝關之位，兄弟相爭，造成兩敗俱傷。經過斗爭后，首先是藤原兼通擊敗藤原兼家擔任關白，接著藤原兼通把關白讓給藤原賴忠（關白藤原實賴之子），最后藤原兼家又罷免了藤原賴忠，自己擔任關白。
經過藤原兼通與藤原兼家的兄弟相爭之后，不論官位高下，由藤原北家長者擔任攝關成為慣例，“攝關與藤原氏長者一體化”。繼藤原兼家之后，其長子藤原道隆繼、次子藤原道兼與三子藤原道長先后繼任攝關。藤原道長與其長子、繼任攝關藤原賴通過不斷跟天皇聯姻，共同掌權長達80年。當時，藤原氏控制了朝廷要職，其私邸成為了國政的中心，而朝廷反而變成了虛設的儀式和典禮的場所，皇權名存實亡。
藤原道長死后，藤原氏的權勢不復從前的繁榮，逐漸走向衰落。隨著藤原賴通與繼任關白藤原教通（藤原道長次子）的去世，以及后三條天皇與白河天皇的登場，攝關時代開始向院政時代過渡。綜上所述，在攝關時代擔任攝關的有藤原良房、藤原基經、藤原忠平、藤原實賴、藤原伊尹、藤原兼通、藤原賴忠、藤原兼家、藤原道隆、藤原道兼、藤原道長、藤原賴通、藤原教通共13人。
攝關政治就其性質而言，并非國家統治體制的轉換，而只能算作是古代天皇制的一種畸變政治形態。“作為國家統治體制中樞的中央政治機構并沒有發生變化，律令官僚制至少在形式上仍舊保留下來，所不同只是原先的諸中央官廳的職掌大大萎縮，而中央權柄高度集中于藤原氏一族，甚至在政治過程中排斥法典所規定的國家最高權力者天皇的程度，遂使古代天皇制最盛時期的天皇親政漸流于形式。”而且，藤原氏無法、也從未想過廢除天皇制，因為“藤原氏的權勢根源于天皇的權威。”
古代天皇制之所以會發生“畸變”現象，與當時社會經濟領域以及政治體制等方面的重大變化密不可分。
土地制度與賦稅制度是古代天皇制國家的經濟基礎。從根本上說，天皇制的“畸變”是因土地制度與賦稅制度的變化而發生。大化改新后，日本建立了國家土地所有制，但法律也允許存在部分私有土地，如園田宅地、神田、寺田、功田等。進入8世紀以后，由于土地的不足以及日益沉重的賦稅和徭役負擔，貧困的班田農民不堪忍受，往往被迫以浮浪、逃亡、偽造戶籍和借助王臣家的勢力與之抗爭。此外，一些國司、郡司等地方官吏也時常利用當地土地制度和賦稅制度的漏洞，虛報口分田和戶口，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班田制的正常實行。結果，一方面國家掌握的土地銳減，另一方面貴族豪強兼并的土地激增。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為了增加稅收，獎勵開墾，先后頒布了“三世一身法”和“墾田永世私財法”，促使土地公有制迅速向土地私有制轉化，并出現了與土地國有制相對立的莊園制經濟。在莊園制形成初期，莊園尚不具有完全私有土地的性質，莊園要向國家交納田租，莊民被國家課以臨時雜役等，莊園土地的調查權也屬于國衙。9世紀中期以后，莊園獲得了“不輸不入”的特權，莊園主獲得了統治莊園的一切權力，莊園成為一個獨立的“王國”。這樣，大化改新以來以公地公民制為基礎的經濟結構發生了徹底的變化，從而動搖了古代天皇制統治的經濟基礎。
藤原氏之所以能獲得并長期壟斷攝政、關白二職而統攝朝政于一族，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藤原氏作為最大的權門貴族，一直享受著高官厚祿，以接受“職田”、“位田”、“職封”、“位封”和臨時賞賜的名義，獲得大量土地、人口和財富，確立了藤原氏的經濟基礎。特別是在獲得攝政和關白地位以后，藤原氏通過寄進地系，更是恣意地擴充莊園，逐漸發展為日本最大的莊園主。如右大臣藤原實資曾在他的日記《小右記》萬壽二年（1025）七月十一日條中寫道：“天下口地悉為一家領，公領無立錐地歟，可悲之世也。”此處“一家”指攝關家，“公領”則指國家掌握的土地。雖然藤原實資的記錄是一種夸張，但也反映了大量的土地集中在藤原攝關家的事實。
古代天皇制發生“畸變”是君主集權專制政治發展的必然結果。進入平安時代以后，經過桓武天皇和嵯峨天皇的改革，國家的經濟、軍事實力有所增強，天皇制集權統治得到鞏固。雖然此前的天皇凌駕于法律之上，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但是，天皇行使權力時還是有固定的程序。自從平城上皇另立朝廷之后，國家政治開始陷入混亂。嵯峨天皇為了加強天皇權力，提高工作效率，培植近臣集團，對政府機構進行了整頓，設置“藏人”和“檢非違使”等律令里沒有規定的官職——“令外官”。“以太政官為中心的官僚制度受到律令法規的約束，但令外官不受律令法規的約束，而且具有很強的隨意性和獨立性。”“由此產生了宮廷與政府的互相混淆，致使政府變成了天皇的私人機關。”由于藏人頭完成政令的制定過程便捷易行，且又具有保密性，因此“一躍而變為天皇親理政務，尤其是宮中政爭的重要工具”。攝關政治的奠基者藤原冬嗣通過擔任嵯峨天皇所信任的藏人頭一職，“掌握著與天皇有關的全部信息”，為其女兒藤原順子嫁入皇室和兒子藤原良房迎娶（賜姓）皇室創造了條件。藤原冬嗣的子孫們正是通過上述各種關系，進而借助一系列政治事件，打擊和壓制政敵，為外戚政權的確立奠定了基礎。可以說，設置令外官，“雖然初衷在加強天皇個人的專權，但實際效果卻又起著加速破壞律令官僚體制的作用，最終也就削弱了古代天皇制的政治基礎。”
古代天皇制發生“畸變”的再一個原因是藤原氏巧妙利用與天皇聯姻以及不斷地玩弄權術打擊皇親與其他氏族。最早通過嫁女成為外戚身份的是藤原不比等。藤原不比等的兩個女兒藤原宮子與藤原光明子分別嫁給文武天皇和圣武天皇。9世紀初，藤原冬嗣將女兒藤原順子嫁給仁明天皇，并因其女所生道康親王成為文德天皇而獲得天皇外祖父的身份。藤原良房如法炮制，將女兒藤原明子嫁給文德天皇，并因其女所生惟人親王成為清和天皇而獲得天皇外祖父的身份。藤原良房之所以能取得外戚身份，主要是通過制造或利用“承和之變”和“應天門之變”，打擊和壓制恒貞親王以及伴氏、橘氏等其他氏族。此后，藤原基經、藤原時平與藤原師尹等人為了鞏固外戚地位，又通過“阿衡紛爭”“昌泰之變”“安和之變”等政治事件，排擠打壓橘廣相、菅原道真和源高明等政敵。
攝關政治確立以后，天皇幾乎都是藤原氏的近親，或為其外甥，或為其外孫。將攝關政治推向頂峰的藤原道長在這方面就更為典型。藤原道長共有5個女兒被選入后妃，其中有3人被冊立為中宮（皇后）。長女藤原彰子為一條天皇中宮，所生皇子后來分別為后一條天皇和后朱雀天皇；次女藤原妍子為三條天皇中宮；四女藤原威子為后一條天皇中宮；六女藤原嬉子嫁給后朱雀天皇，所生皇子為后冷泉天皇；女兒藤原盛子同藤原妍子一樣，嫁給三條天皇。藤原道長成為一條天皇和三條天皇的岳父、后一條天皇的岳父兼外祖父，并以此操縱朝政達半個世紀。
雖然外戚身份并不是擔任攝政的必要條件，但卻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藤原氏除了玩弄權術打擊皇親與其他氏族之外，其內部也時常為了爭奪外戚身份和攝關職位而內訌。如藤原兼通與藤原兼家之間、藤原實賴與藤原兼家之間、藤原道兼與藤原伊周之間、藤原伊周與藤原道長之間、藤原賴通與藤原教通之間都發生了爭執。保立道久認為當皇室內部出現問題時，攝關家往往會出現兄弟因政治斗爭而耗盡心力，最后由弟弟取而代之漁翁得利的情況，并將其稱為“弟之法則”。如“藤原時平—藤原忠平”“藤原實賴—藤原師輔”“藤原伊尹—藤原兼通—藤原兼家”“藤原道隆—藤原道兼—藤原道長”等情況。筆者認為，這一“弟之法則”的背后，其實還有一個“外祖父之法則”。
縱觀攝關政治時期200多年的攝關繼承關系，實際上由父子直系繼承的事例是很少的，只有藤原良房—藤原基經、藤原兼家—藤原道隆、藤原道長—藤原賴通三個事例。能夠擔任攝關的基本上（除了藤原實賴與藤原賴忠之外）都是天皇的外祖父或舅舅。其中，當攝關是天皇的舅舅時，由于其子與天皇血緣關系較遠，因此往往難以直接由其子來繼承攝關一職。并且，攝關之子在與叔父的斗爭中，往往因為叔父是天皇的舅舅，而最終失敗，從而出現保立道久所說的“弟之法則”的情況。而當攝關是天皇的外祖父時，則可以直接讓與天皇血緣關系近的兒子（天皇的舅舅）繼承攝關一職。當然，這里還貫穿了一條原則，那就是攝關只能有天皇的長輩來擔任，而不能由天皇的平輩來擔任。
古代日本的政治制度是以家父長制為核心的體制。這一點與古代中國政治制度十分相似。“在這種政體中，宗法組織與國家組織融為一體，家族的家法與國法相同，宗法精神滲透社會各個方面。不論君主和各級官吏，都以父權來強化政權。”由于專制皇權至高無上的權力，使皇親內部在權力的興替上始終處于不穩定狀態。因此，為了加強皇權的穩定性，防止皇親利用親族身份篡奪皇位，外戚藤原氏就成為天皇最信任的力量。藤原氏的女子被立為皇后，就意味著她的兒子是皇位繼承人。由于天皇死后，沒人能夠繼承天皇作為家父長的權威，一旦出現幼帝即位的情況，作為幼帝的母親的皇后便成為其監護人。而皇后為了確保天皇繼承權不致旁落，其最親近的力量莫過于自己家族中的家父兄長，從而形成由天皇的舅舅或外祖父掌權的外戚政治。因此，以家父長制為核心的體制和幼帝的出現，也是最終導致古代天皇制“畸變”的重要原因之一。
平安時代作為日本歷史上的貴族社會時代，貴族是政治的中心。以藤原氏為首的貴族，其貢獻在于“他們通過學問與教養形成一種文化底蘊，始終保持著令武家羨慕的文化優勢。”當然，外戚藤原氏由于在經濟上恣意擴充莊園，在政治上擅權專制，最終不僅加深了與皇室的矛盾，同時也招致中小貴族的不滿和怨恨。與此同時，攝關政治使貴族社會中“家格”固定化，即根據門第而就任官職的慣例固定下來，導致貴族喪失了活力，執政能力也隨之下降。加之藤原氏始終是通過與天皇聯姻的辦法鞏固攝關政治，藤原氏勢力的強弱完全取決于有多少女兒能為天皇生下皇子，而不是依靠一套善治的制度，因此，一旦藤原氏未能與天皇建立外戚關系，攝關政治便難以維系。所以，外戚藤原氏“在文化傳承上的意義要大于其執掌政權的意義”。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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