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八世紀的周朝，中國人就知道異常天氣可以導致疫病流行。
秦漢時代《黃帝內經》《素問．刺法論篇》中指出：“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不相染者，正氣內存，邪不可干，避其毒氣。”
東漢末年，張仲景撰寫《傷寒雜病論》主要針對傳染病治療。
據北京中醫藥大學畢業的中醫教授王玉光的研究考證，該書中所描述的大多數疾病，都屬于現代醫學的烈性傳染病，比如鼠疫，霍亂，腎綜合征出血熱等，當然也包括流行性感冒。
明末清初，吳又可編著了急性傳染病專著《溫疫論》，提出“戾氣”病因學說，強調病從口鼻而入，“夫瘟疫之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溫，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瘟疫論﹒原病》說：“疫者，感天地之癘氣…此氣之來，無論老少強弱，觸之即病，邪從口鼻而入。”
中醫高度重視傳染病預防：
1. 保持人體正氣，是預防傳染病的關鍵，《內經》云“正氣內存，邪不可干”。
2. 中醫學認為急性傳染病多屬“穢濁”。因此不隨地吐痰，室內勤通風，講衛生，愛清潔是預防傳染病的重要措施。孫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指出：“常習不唾地”。清代余伯濤在《鼠疫抉微.避疫論》指出：“避之之法，廳堂房屋，灑掃光明，廚房溝渠，整理清凈，房內窗戶，通風透氣”。
3. 藥物預防。《內經》《素問.刺法論》謂“于雨水日后，三浴以藥泄汗。又一法小金丹法…...服十粒，無疫干也”；明吳又可《瘟疫論》提出：“聞鄰里染疫，宜用貫仲置水缸內浸，用此水造飲食，亦能避瘟不染“。
4. 重視隔離。《素問.刺法論》中“避其毒氣，天牝從來”。天牝意指鼻道，避免通過口鼻呼吸道接觸毒氣。
中醫治療傳染病方面，僅舉一例，可見其輝煌燦爛！
1954-1955年，北京、河南、河北、江蘇等多地出現乙腦疫情。患者們像往常一樣高燒、神昏、抽搐，醫師們也像往常一樣重復地補液、退熱、抗驚厥；條件稍好的則予以磺胺劑、鏈霉素、青霉素或氯霉素，盡管這些治療方法早已被證明是徒勞；極個別地區有機會嘗試血漿療法，除此之外無計可施——這在過去幾年中已經成為“例行節目”。
在此背景下，石家莊衛生部門拋棄成見，堅決實行“團結中西醫”政策，吸收中醫醫師參加各醫院的臨床工作，包括石家莊市傳染病醫院。
1955年，衛生部的工作人員照常收集整理各地醫療部門的數據，當他們翻閱石家莊的傳染病報告時，目光立刻被該市傳染病院的一組數字吸引：收治乙腦患者34人，其中極重型占半數以上，無一死亡。
34人，說多不多，說少不少。用“病死率乘以34”的算法固然是過于粗暴不科學，但34人無一死亡，實在是大大超出了當時全國上下、乃至世界的認知，更遑論其中半數以上屬極重型。
消息一出當即引起了軒然大波，既有歡呼雀躍奔走相告者，也不乏嗤之以鼻、認定是“假消息”甚至是“政治正確”之人。
幸運的是，在人民生命健康的問題上，中央沒有拘泥于既有醫學觀念，更沒有陷入“要科學還是要中醫”、“講科學還是講政治”的假兩難謬誤中，而是堅定不移地貫徹“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精神。
中央政府先后于1955年初和8月分別派出專家組到石家莊實地考察，其中第二次考察正值高發期，石家莊傳染病院在當年7月4日至8月22日間陸續收治了20名乙腦患者，內含重型8人、極重型9人，成功治愈17人，死亡3人，粗算死亡率15%。死亡的3名患者中，一人死于既往慢性中耳炎急性發作引起的敗血癥，一人因送院太遲，入院后不久即宣告不治，若除去這兩例，死亡率則更低至5.6%。
為進一步確認這20名患者所患的是乙腦，專家組不僅與參加救治的中醫和西醫醫師談話、檢閱相關病歷，還重點關注了診斷依據——上述患者全部出現明顯巴氏征、布氏征、頸強直等神經系統陽性體征，實驗室檢驗顯示腦脊液蛋白陽性、葡萄糖升高，表明這20名患者所患的疾病正是乙型腦炎，并且17名存活的患者均被徹底治愈，未留下后遺癥。
經過考察，專家組肯定了中醫治療乙腦的療效，并確定了1954年該市中醫治療乙腦的報告是可靠的。
其中發揮關鍵治療作用的中藥方劑就是“白虎湯”化裁。
（作者系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主任醫師、博士后?徐光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