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以來，“淄博燒烤”，火遍中國。淄博市位于山東腹地，南依泰沂山麓，北瀕九曲黃河，是孔子之鄉，也是齊國故里。這里沒有三亞沙灘，西湖之水，也沒有經濟奇跡和神話傳說，竟一夜之間名揚天下家喻戶曉，令人驚愕。除了文化底蘊和黎庶靈氣，讓淄博絕美流蘇，美艷初夏的內在動能和外在魅力，莫過于當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創新思考。
4月26日，淄博市文旅局發布“致廣大游客一封信”。始于煙火，邂逅真誠，笑迎賓客，“進淄趕烤”。深情的召喚，熱烈的回報，激發了淄博人的榮譽感和凝聚力。車場停車不收費，政府公廁不設防。各層級主管和公職人員，在如織人流和流淌的笑聲里穿梭，不辭辛勞服務于一線燒烤。淄博名片異彩紛呈，“燒烤+”戰略功不可沒。
燒烤文化之于社會經濟的意義
燒烤作為美食及根植于歷史的文化符號，對人類烹飪的貢獻是世界性的。從屈原的“大招”走過秦漢，進入深受胡風影響的隋唐，再到繁榮極盛的宋朝，燒烤品類豐富，成為普遍的日常嗜好。不同國家有不同的燒烤文化。希臘、韓國、馬來西亞燒烤，膾炙人口。1964年，美國總統約翰遜甚至以德州燒烤為國宴招待當時的墨西哥總統。
中國是一個重文化講情義的文明大國。社會繁榮，市井寬松，增進交往，擴大流通，適國情合民意，有效釋緩經濟高速運轉下的人情淡漠及過快發展帶來的焦慮和煩惱，讓民間組織和文明體系構建成為自律自發和自覺。雖有經濟學人認為以燒烤激活市場或曇花一現，但其導引功能和平臺作用卻很難被不同看法和輿論口水淹沒。
疫情松綁后，北京、上海、杭州、成都和廈門等地先后采取多項政策應對經濟低迷和消沉的群眾生活，地攤經濟的孕育成為新經濟發展先導。深圳作為一線大城市，雖在環保、綠化、城管和經濟實力上首屈一指，但順勢而為打響了盤活地攤經濟第一炮。依據社會經濟需求，自9月始，“街道辦事處層級可有序監管和有效布局，為方便群眾，劃定攤販經營場所”。
地攤經濟本身含金量不高，缺乏附加值及再生能力。盲目跟風和照搬復制很容易操作，如此這般，挖東墻補西墻，顧此失彼，不利于社會治理或許值得探索，但現實條件下的線性思維未必經得起推敲。社會經濟要求著眼中長期發展但又要立足現實，多維度思考。被視為權宜之計的地攤經濟具有過渡性，但畢竟為新時期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提供了觀察窗口和創新管道。
發展疫后經濟需要顧及復雜的國際環境和外圍矛盾。徘徊不前的全球經濟和三年的防疫抗疫，阻礙了騰飛中的中國經濟。5月11日，國家統計局公布4月份CPI同比上漲0.1%，低于0.4%的市場預期，為近三年新低。同月出口增速減緩，進口更是下滑7.9%。疲乏內需、就業壓力和抑制了的消費，從宏觀到微觀折射經濟的現實與理想仍存在距離。
在經濟危機或重大災情時，國際上慣用現金發行以舒緩經濟，安撫民心。不管頻次多寡，額度多少，其功能就在于激活市場和民生救急。中國在全球范圍內，疫情來的最早走的最晚，出現所謂長尾效應和頑固疤痕。有人氣就有市場，有市場就有創新。提供更多就業機會舉目嶄新民生課題才能提高收入改善民意。國人擅長標新立異，構建大舞臺民眾才能盡情演藝，燒烤文化因之頗具社會經濟意義。
淄博現象的初衷及其創新機制
“全國都像淄博該多好”。淄博示范效應始料未及。一夜網紅快速傳導。在江浙多地，民間組織為外地游客迎來送往；在安徽阜陽，2023以地級市傳播指數497.4躍居全國55位。界首工業、太和藥業、穎上文旅及人口大縣臨泉的鄉村振興等特色經濟頗具觀感。城鎮活力和消費潛力的釋放，“官民共治”的夜經濟實踐傾覆了傳統的官本位思維，提升人性治理效能，促進官民合作共建。
中國燒烤之城鱗次櫛比。相形新疆、重慶、徐州和遼寧錦州，山東淄博影響力或屈居中位。據悉，早在年后淄博即開始策劃宣傳和蓄能燒烤經濟，但未料“兇猛”流量沖擊了“魯中明珠”工業老城的靜謐。當地政府低調處之，甚至拒絕媒體訪問。關心民生，體察民情，敢于創新，有始有終，弱化了官僚作風和形式主義，感召青年人從城市大軍中轉戰欠發達地區，服務鄉村振興，實現個人價值。
據悉，約1.2萬大學師生曾在淄博隔離。政府燒烤相送，“善緣”令淄博走紅。 善待大學生已成該市慣例，每年大學生返校接送免費。調整產業布局，提供就業機會，完善宜居和營商環境，建設“青年友好之城“，為青年提供靈魂棲息地。2021年該市設立38處青年驛站供免費及半價使用，三年引進14.21萬高校畢業生。為聚賢納才，多個“隱藏劇本”據說尚待出籠。
淄博市重視知識，尊重人才，嚴謹調研，科學決策。齊文化研究院工作人員透露，燒烤經濟醞釀初期，政府主管反復咨詢研究人員和文化學者，試圖探索燒烤與齊文化的淵源與聯系。淄博燒烤文化蘊含了經濟學、社會學、公共政策管理之學理，豐富和填補了中國經濟當下的統一大市場、經濟內循環和高質量發展的文獻和理論。
燒烤經濟的背后是齊魯文化，文化背后的思考是人才戰略，人才決定著工業革新、鄉村振興、社會轉型和科學治理。淄博老工業體系在中國工業發展史上歷經風雨。不管是國企改革還是產業優化，在陣痛和轉軌過程中，淄博對生物醫藥、電子信息和高端裝備的結構調整充滿預期。小攤檔推動大文化，在打造新型工業城戰略層面以小博大，把握時代脈動，摸索出了撬動大市場的支點。
燒烤經濟的人才戰略啟示
國際環境的變化和世紀疫情的侵襲對經濟秩序和社會治理造成沖擊。特殊背景下的非常規發展，要求及時調整策略實現因地制宜。雙循環、高質量發展及綠色經濟產業聯動為刺激消費擴大內需聯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有機結合提供了先機。淄博順勢而為深入民心，以飲食文化拋磚引玉。百姓的焦慮，令管治團隊直面困難敢作敢為，刻舟求劍念文件的局面正載入歷史。
燒烤文化及地攤經濟，多在三四線老工業城市布局。產業工人的高度密集和社會交往心理訴求，令50%的20-30歲年輕人成為淄博燒烤主力。成本小、門檻低、易經營，易消費的燒烤攤檔因此演繹的淋漓盡致。五一期間，淄博火車票搜索增幅全國第一，多個政商考察團前往交流學習。燒烤熱度或終將消退，如何“流量”轉“留量”已成新課題。
國家統計局信息顯示，青年失業率4月爬升20.4%，高于美國的6.5%和日本的4.7%。據報上海某高校就業率僅14.83%，不日后成千上萬畢業生又要進入社會。疫情讓工廠停工社會停擺，但每年畢業生數量未減，疊加壓力。青年人對及時就業，增加收入，釋放能量和成就自我愿望格外突出。”淄博現象“以人為本，在“人”的問題上嘗試創新，具有普遍社會價值，對國際大都市亦不無借鑒意義。
港澳正在加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知識創新要素協同大灣區建設世界級科創中心。搭建創新生態系統，克服本位主義及鏟除制度壁壘，構建大灣區全面融合與有機體系。口岸更新擴容和軌道橋梁貫通，創造了歷史跨越了時空。柔性元素的豐富和放大，綠色金融及司法體系的對接兼容，特別是人力資源和人才戰略的“互聯互通”已提上日程。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人才是第一資源，堪稱創新驅動的內生動力。香港近年人才流失嚴重，影響人口結構，日前“縮校”及“殺校”（入學人數不達標就停辦學校）現象引起當局關注。香港人口出生率低，辭職和退休人士較2017和2018年上升近2倍，外勞比例低于國際水準，低技術工種人力告急。人才政策疊出，忙于四處“搶人”。
全港職位空缺目前超7萬，四年后料17萬。16日政府公布擴大人才清單項目由13增至51.借鑒迪拜及新加坡輸入外勞解決手荒問題。內地大學畢業生創新高，失業率卻不見降低。香港缺工燃眉而深圳勞力富裕，內地仍在頻繁高價來港挖人。吸引人是一回事，留住人是另一回事。灣區人力布局的失衡，港深作為兩大引擎，亟待實現在全球范圍人才大戰過程中人力統籌及制定穩定入口的長效機制。
經濟學把人口素質稱為人力資本及經濟增長發動機。北京等城市以“減量發展”為政策導向，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移是全球趨勢。中國式現代化需要人口的高品質，人口生育的物質獎勵及破釜沉舟的高薪引智，理論上仍屬于靜態思維。宜工宜居獲得感，“普惠”和諧的程度及賦予青年人上游的機遇，才是關乎人才機制創新能否有助于發展資本，成為生生不息動力的根本。
自1979年到2022年，深圳成立經濟特區的44年間，GDP從1.96億提升到3.24萬億人民幣。雖然統計報告稱北上廣深近日驚現人口負增長，但過往人口在40多年增長了55倍。目前深圳人才總量663萬人，高層次人才超2.2萬人。全國GDP排名前6位的上海、北京、深圳、重慶、廣州和蘇州科研人才規模逐年上升，而深圳科研人才增速31.4%，赫然位居第一。
治理創新的原則與遵循
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密不可分。推進創新需要營造良好政治生態與和諧社會氛圍，通過大數據應用、網絡化管理和基層協商平臺的構筑，逐步良治善治，在提升治理績效過程中避免為創新而創新的“復制式、亮點式和造詞式”的“偽創新”。淄博現象的異軍突起在于因應環境改變，建立了綜合性多維度且有異于傳統供給模式和治理原理的全方位服務體系。
現實法律框架下，權力范圍內的決策與實施貌似與思維創新、機制創新若即若離，然而實則存在落差和距離，合法性與有效性之間缺失理論邏輯和政策支持。實現二者的呼應與統一，法律法規的制定與完善需要與時俱進。政府實踐經驗，道德背景，公眾接納程度與居民參與興趣，以至于人權、物權和公共資源精準集約、合理配置和科學利用，均為政府主導和群眾主體統籌兼顧下的基本遵循。
治理創新已成為地方政府特別是縣域經濟作為鄉村振興和“以人民為中心”視域下的政經核心。其發展導向和實踐軌跡業已構成學界的研究主體。基層領導的知識結構、認知能力、決策水平和實施效率作為系統化工程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究竟可以發揮到何種水準，與上下一盤棋背景下的各級黨委政府的智慧、領導魅力、對高層精神領悟以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活學活用相提并論。
制度創新、政策創新和治理創新，在任何地域均有清晰文化界定和歷史邊際。厘清各種關聯需要學理支持，更要對事物普遍性和特殊性理解和認知。從古到今，民眾訴求屬經濟利益與政治合法之間聯系。沒有國家權力的詮釋，就無從界定社會經濟的合理與正義。燒烤文化和地攤經濟體現了地方創新的基層情景、公眾需求和普惠程度。它決定了制度框架下，有效拓展治理外延法律空間的潛力。
淄博燒烤經濟凸顯的“官民共治”的官治和民治不是分殊對力的兩個系統，而是因應社會變遷和利益多面所造就的“組織秩序”。多重結構的復雜性和多角色功能性注定了創新治理的主管臆斷往往致使多元生態下的社會經濟失序。社會秩序和市場規則需要構建新型公共組織與個體化社會的平衡關系。綠色經濟、數字治理及科技手段的創新應強化機制設置避免損害群眾利益，造成得不償失，本末倒置。
中國正在發展為人類所接受、能有效應對挑戰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形成全過程人民民主，鞏固生動活潑安定團結的政治格局，從而深化和豐富中國式現代化內涵和機制。世界民主話語權的中國貢獻需要將其置于“國家治理”的核心邏輯。不同形式和緯度的實踐正在全國各地有條不紊進入新階段。淄博燒烤經濟雖只是一個縮影，但毫無疑問，已經不失時機為地方政府提供了參照和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