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熱的“淄博燒烤”
近期，山東淄博——一座老牌工業城市因“燒烤”火爆出圈，變身成“網紅城市”。三月伊始，“大學生組團到淄博吃燒烤”“坐高鐵去淄博擼串”等熱門話題頻上媒體熱搜，淄博為此開通了燒烤專列。4月初，淄博燒烤得到了新華社、中央電視臺等多家國家級媒體報道，“進淄趕烤”熱潮風靡全國。五一期間，淄博這座工業城市更是成為“新晉頂流”，旅客到達量達到了24萬人次，整個淄博“熙來攘往”“摩肩接踵”“燒烤一串難求”，酒店滿房率全國第一，旅游業消費額環比4月增長73%。有網友調侃，淄博這么熱鬧還要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齊國時期。
燒烤“淄”味緣何“出圈”
眾所周知，燒烤幾乎是每座城市的“標配”，為何“淄博燒烤”能成為現象級IP？背后的底層邏輯又是為何呢？從事件直接起因看，它是山東大學學生對淄博的反哺。2022年6月，疫情隔離期間山東大學近1.2萬名學生被轉運至淄博，當地政府與民眾悉心呵護，為學生提供餐飲和后勤服務，隔離期最后一餐更是盤下全臨淄的燒烤攤為學生餞行。學子們深受感動，離別時約定“待春暖花開時，赴淄反哺”。今年三月學子們攜親朋好友紛紛赴約，體悟有情、有義、有愛、有光的淄博味道。3月5日，“大學生組團到淄博吃燒烤”登上抖音同城榜第一。
從傳播角度看，互聯網流量的加持和裂變也是力促淄博“燒烤經濟”強勢“出圈”關鍵因素之一。“酒香也怕巷子深”，淄博燒烤爆火是大流量釋放出大能量的“樣本”。淄博抓住了新媒體時代傳播的網紅定律，重視短視頻的流量密碼，實現從大V到草根的全覆蓋，開展了從官方到民間的多元主體協同傳播。2023年3月，在第一波大學生流量排頭兵的推介下，各種花式打卡引發集體模仿效應；4月8日，“打假”博主“super B太”點贊淄博燒烤“真誠信”；新華社、央視、山東廣播電視臺等官媒紛紛跟進，各級融媒體矩陣發揮較強傳播作用。此外，淄博市還借助社交媒體的算法推薦機制，實現精準有效的內容傳播。從民間到官方的多元主體協同助力，成功塑造了“淄博燒烤”高流量的關注度、正向的輿論場和良好的媒介形象。
然而，從社會管理的角度來看，要理解淄博燒烤的網紅更應讀懂其中的人民“味”。“人間煙火氣，熏得游人醉，最撫凡人心”，淄博能火的深層原因在于它迎合了百姓對優化自身的城市環境和社會文化的期待。后疫情時代，全國經濟復蘇向“暖”，活力釋放，民眾對城市煙火氣極其向往。因燒烤而出圈的“淄博”恰巧成為百姓心目中的理想城市典型，“練地攤、擼個串”成為百姓需求集中釋放的縮影，“大眾符號消費”熱情持續高漲。此時，淄博政府迅速反應，乘勢而上創新服務，打出一套套“組合拳”，在成立燒烤協會、設立燒烤名店“金爐獎”的基礎上，進一步規范市場運營，保障社會治安、食品安全、消防安全，開通高鐵“燒烤專列”、城市“燒烤公交”，制作“燒烤地圖”、組織“燒烤攻略”，當地文旅局長親自服務八方來客，舉全城之力打造“淄博燒烤”美食品牌，這一系列行動均獲得來淄游客的廣泛好評。淄博憑借有力的政府管控、有為的城市管理、有度的市場調節、有效的社會協同、有益的民眾參與，打造出一張政通人和、重商守信、社會安定、文明友善的名片，將淄博塑造成了一個新型的城市文化符號空間，將淄博變成了一個社會成員尋求集體主義精神慰藉的消費場域。從這個意義上說，“進淄趕烤”重在“進淄”。
燒烤拷問城市管理痛點問題
長期以來，地攤經濟被認為是一種“非正規”業態，處于監管“灰色地帶”。淄博政府允許擺地攤這一“硬核”舉措，在火熱出圈的同時也回應了當前中國城市管理的諸多痛點問題。
一是回應了如何平衡城市管理與拉動消費的難題。以往，人們對燒烤業態的固有印象是“占道經營，油煙漫溢，污漬遍地，喧鬧嘈雜”，這些正是城市管理的痛點。當前，大多城市的體制管理普遍趨于統一化、標準化，“一刀切”“禁止擺攤”是慣用伎倆，但這尚未打破地攤經濟的隱形壁壘，也無法達到拉動消費、促進經濟發展目標。而淄博這座有溫度的城市，強調在滿足大眾基本的需求之上，城市管理同消費的生活性、層次差異性和文化性相結合。通過成立燒烤專班、嚴控食品質量、建立集中疏導點、保證原料供應、指導業主按照“進店、進場、進院”的要求規范經營等一系列“微治理”，默默地為地攤經濟保駕護航，為城市管理與拉動消費之間平衡提供了新思路。
二是回應了如何實現政府從管理到服務轉變難題。在火熱出圈后，淄博市政府抓住契機，利用外部壓力，迅速擺脫了傳統管制型政府的角色，強調政府與社會成員身份互換，以社會成員的合法期待作為施政目標。在公共產品與服務供給時，將“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作為出發點和歸宿，無微不至地契合民意。可以說，淄博市政府的行動為政府職能的轉變提供了范本樣本。
三是回應了城市該如何樹立發展目標、傳遞城市形象的難題。之前，中國城市要想出名往往由經濟指標、文化指標或資源與區位指標決定。因此，城市發展目標的設定要大都聚焦在這些傳統指標上。對大部分城市特別是中小城市而言，它們很難在經濟、文化、資源與區位上占據優勢，難以構建自身獨特的城市形象被大眾熟知。淄博通過激活了地攤經濟，利用生活消費開拓了一處豐富多樣的社會文化空間，并借助自媒體的傳播迎來了一場跨越空間的“群體狂歡”，打開了一個工業城市向消費城市的轉型窗口。可以說，淄博的探索為中國城市發展和城市形象的定位提供了另一個思路，也為全域旅游城市的創建提供了新思路。
后疫情時代城市發展的轉型思考
后疫情時代，全國上下都搶先機、拼經濟、促旅游、暖消費，各地都想勇立潮頭、出新出彩，但效果差強人意。淄博通過“一串燒烤帶火一座城”，為中國城市的發展提供了可行經驗。
首先，城市經營中要以人為本，讓城市更有溫度。淄博的火熱在于它能夠將網絡的流量關注變現成現實生活中的“留量”，吸引全國各地游客進淄消費。其背后在于淄博的城市管理者能做到以人為本，讓城市管理更有溫度。在自媒體時代，城市的任何一點不足都容易被媒介所放大，從而被公眾所遺棄。淄博允許有序設攤，豐富商業供給，從交通、住宿、治安等方面全位入手滿足游客需求，這些無不傳遞著以人為本的理念。 在以人為本的理念作用下，它善待公眾、善待顧客、善待環境，誠信經營，這些都會大大增加游客對城市的好感，讓游客來的輕松、自在。所以說，有煙火的人氣，有溫度的服務才會讓游客愿來，樂來，最終形成消費認同。
其次，城市管理要學會多元主體協同發力。過去的城市管理有較強的二元論思維，即由政府或者市場來塑造城市秩序。在對待地攤經濟這類非正規經濟上，要么是由市場自發形成秩序，要么是政府管制，難以在市民便利、經濟活力和文明有序三者指標上實現平衡。淄博的消費盛宴彰顯出妥善處理政府、市場、社會與民眾需求間的關系重要性。它通過增強多元主體的責任感，完美的塑造了政府積極引導、企業積極響應、市民積極維護的城市管理良性局面。因此，后疫情時代城市管理的升級，當務之急是要拋棄過去簡單的二元論思維，用開放、多元、包容的理念來指導城市管理。例如，在對待“非正規經濟”的態度上，不是簡單用“正規”業態的去管理“非正式經濟”，而是用共建共治共享的要求創設新型治理框架體系，通過協商共治方法打通各種“堵點”，以契合百姓所需。
總之，在數字時代，流量對城市發展非常重要，有流量才會有關注。但“留量”更重要，只有留住人，留住人心才能讓城市更有活力，才能撬動中國城市發展的新未來。
（袁小平，南昌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副院長、呂佳琪，南昌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2021級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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